今年来，海底捞(06862)可以说是一直站在风口浪尖了。 先是年初的报复性涨价事件引起消费者反感，再是中期业绩亏损近10亿、翻台率下滑引来行业人士看空，现在又是因为“排号花钱”事件被中全面战争罗马

刘晓春：只关注就业数量是不够的，大循环要创造多层次就业机会全面战争罗马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必然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当我们提起就业机会时，更多关注的是就业的数量，但从我这些年的观察来看，光讲数量远远不够。因为每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都不同，实际上对就业岗位有各自的诉求。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应该也包括对就业需求的满足问题。

随着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国劳动人口中文盲的比例已经很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越来越多，他们对就业岗位的需求已经不再仅是满足养家糊口，还关注个人的职业规划、个人知识和能力的发挥。因此，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可能要考虑这一需求。有了这样的需求，经济发展能否提供适合人口知识和能力结构的就业机会？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第一，要关注人口结构和收入结构的变化。

关于人口结构，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劳动人口的年龄问题，还需要关注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的问题。从我过往工作中的观察来看，一些国家和地区产生民粹主义的重要原因就与就业有关，劳动人口知识结构与劳动岗位技术含量结构存在错位。在经济结构变化当中，特别是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许多劳动岗位的技术含量，或者说对个人的能力要求和准入门槛实际上可能在降低而不是提高。尤其在跨国大公司主导的情况下，员工晋升的渠道基本上没有。

此外，技术的发展让好多人担心低层级的岗位会就此消失，但我觉得并不会，反而会创造更多简单的劳动岗位。即便是为我们提供高科技产品、服务和享受的科技公司，它们在创造高科技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也应用了大量重复、简单的劳动力。“码农”一词据说就是开发人员的自嘲用语，每天没日没夜做的就是简单的重复劳动，而真正的高科技岗位是在此之上做设计或架构等，底层的开发实际上都是体力劳动。

这会产生什么现象呢？一是产业空心化的问题，将对就业结构带来变化。二是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收入增长却基本停滞了。我们国内现在可能还没有到这一程度，但在一些发达国家或地区已经出现了。例如香港暴发SARS的时候，大学毕业生进银行的月工资大概是1.2万~1.5万港元，最近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还是1.2万~1.5万港元，但香港的物价、房租都在涨。也就是说，香港的中产阶层在分化，而且是向下迁移的，这意味着贫富差距拉大了。

因此我认为，对于目前一些新社会阶层的产生，在双循环的形势下要提前进行关注。对收入结构分化的问题，国家有关部门，尤其是专家和研究机构，应未雨绸缪、重点研究。

第二，要巩固和发挥好我国产业结构齐全的优势，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产业结构。

除了设定一些优先战略性发展的产业和行业，地方政府在规划中应当避免对传统产业和行业进行行政性挤压。过去，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并不是在市场中被淘汰，而是在地方政府的产业规划调整中被挤压掉了，这实际上对多层次就业岗位的提供形成了伤害。

特别是县域经济，毕竟不可能全国每个县都搞金融中心、基金小镇、新能源、高科技、互联网金融……相关行业的人才不可能去所有的县域。因此，大部分县域应该考虑让市场去决定，让企业家自己去投资，发展各类产业和行业，以满足就业的多层次需求。

第三，普惠金融更多应该考虑普惠保险。

一般来说，提起普惠金融，大家就会想到贷款，但实际上普惠金融要更多考虑普惠保险，例如就业保险、医疗保险。靠消费金融不能提高和改善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只能是雪上加霜，反而应该是提供普惠保险。要让低收入群体没有后顾之忧，敢于花钱，乐于消费。

第四，要大力发展知识性的服务行业，增加高知识型、高智能型的就业岗位。例如律师、会计师、设计师、工程师等，这可能是双循环中需要补的短板。

最后，我想简单强调一下，我们在波动和稳定之间要考虑的是，让政策、法规，尤其是执行政策、执行法规能够保持稳定，让市场去波动。

市场本身就应该是波动的，不是始终平衡的，但我们执行监管政策应该要稳定，要严格执行，不应该是变通执行。比如我们的一些监管政策和法律规定随着形势的变化做一些调整，这是应该的；但调整以后，执行当中必须是严格的。所以执行法规、执行政策不应该是宏观调控的手段，或者是宏观调控的补充手段。只有这样，我们的企业家才会有稳定的预期，可以去进行方方面面的投资，创造更多的层次丰富的就业机会。

（作者系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刘晓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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