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百度(BIDU.US/9888.HK）公布了今年一季报，这也是其在港二次上市交出的首份答卷。数据显示，本季百度实现营收约281亿元（人民币，单位下同），同比增长25%；（non-GAAP）下归属百度的净利润约43亿元本站

2022年C刊所刊载企业史文章之三（摘要）：《中国经济史评论本站

　　【编者按】继前两期推出《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和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所载企业史文章后，本期“企业史研究”搜狐号选取《中国经济史评论》在2022年度所刊发的企业史文章，以供备览。

　　本期企业史文章选择标准，围绕“企业组织、企业家和企业生长环境”三方面。以企业组织为核心，涵盖了对企业组织制度、发展演变、经营管理、产权结构和会计制度等方面的研究；以企业家为核心，对企业家、企业家群体和一般企业职员的群体研究，如企业家精神、职工运动、同业团体和商人经营活动等都属于企业史研究；以企业生长环境为核心，企业与外部环境（外部经济形势、国家经济政策、社会发展状况）的互动也属于企业史研究。

　　摘要：1904年清政府制定的《公司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公司法规,也是我国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法律本文以国人对公司法规认识的发展为线索进行分析论证,认为中国公司发展的内在需要以及涉外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制定《公司律》的重要原因。

　　摘要：裕盛厚是晚清至时期归绥实力较强的一家晋商钱庄。裕盛厚账簿内容丰富,内含钱庄与其他钱庄的业务往来函件、私人业务信件等。账簿真实记录了中国解放战争时期晋商钱庄的经营实态、日常运作情况,折射出这一时期整个金融北的惨状与乱象。这反映出经营环境变迁与晋商衰亡之间的某种密切关系,从而为理解时期晋商衰亡提供了一个翔实的案例。

　　作者：孙建国，河南大学特聘教授，河南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张海艳，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王亚杰，河南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金城银行是近代中国金融市场结构中商业银行和民族资本金融业的一个典型代表,在其成立之初,受制于需求与超额利润,金城银行将相当比例的资金运用于购买政府内债与借款,虽然银行从中获取高额利润和优厚股息,但其经营者们深知这种过分“与政府结缘”的资金运用方式潜藏着巨大风险,并与现代商业银行的持续性、稳定性经营理念相悖。但囿于与社会因素,作为“北四行”之首的金城银行仍持有相当比例的政府内债,因此对于政府内债买卖始终持谨慎态度。金城银行通过设立丰大号实行“一级多头”式内债制度管理,并另设“证券科”作为代理内债经营的中间业务机构,以实现对公债经营风险的有效规避。同时,金城银行利用自身分支行覆盖广的优势,收集多地市场中有关于政局、军事、金融市场等消息,以便对购入内债进行实时、严格的风险监控及管理。虽然操作中不乏投机色彩,但金城银行在政局变动频繁时期能够稳定经营并实现收益增加,这对目前资管新规过渡期内的理财子公司的设立与经营、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与规避和银行稳定性经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摘要：时期长江流域的面粉企业多集中在长江下游的上海和周边地区以及中游的武汉地区。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快速发展，国内面粉企业步入20世纪30年代后，受国内外、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经历了长达数年的停滞期。为摆脱危机，长江下游上海地区的“进口替代”型面粉企业凭借经济中心的地缘优势，加大对华北地区市场的销售力度，进一步压缩了“二次进口替代”型的天津面粉企业的生存空间。长江中游的武汉面粉企业亦属于“二次进口替代”类型，其在华北市场开拓方面一向乏善可陈，但在重压之下，也尝试着挺进天津市场。三者的博弈，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亦反映出南京国民政府在统筹各地区协调发展中的无力，经济调控上的滞后和孱弱，使得其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方式实现长足发展的愿望难以实现。

　　5.《实物、“工资分”与货币——新中国调整工人工资计算单位的历史实践（1949～1956）》

　　摘要：1949年前,中国党已在解放区进行工人工资制度的探索与实践,并逐渐形成实物工资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破除所遗留下的旧的、不合理的工资制度,建立新的、合理的社会主义工资制度,党政部门分别在1952年前后及1956年进行了两次全国范围的工资改革。两次工资改革中,工人工资计算单位经历了实物工资、“工资分”、货币工资三个阶段的变化。这个过程既是在保障工人收入与生活水平的背景下,工资与物价从挂钩到脱钩的过程,也是中国党从战争到建设这一重大转型中,对工资制度“破旧立新”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初年工资计算单位制度的转型,对于保证工人生活水平与调动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对于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以及社会主义工资制度的形成,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摘要：工业先导范旭东与其创办的“永久黄”企业团体,是中国近代化学工业的重要代表,也是学界不断深耕拓植的研究领域。以往的研究主要围绕范旭东事功、思想与精神,“永久黄”企业团体的发展历程,进行综合考察及具体问题的实证探究。但与此同时,学界关于范旭东与“永久黄”企业团体整体研究深度和广度仍有不足,未来推进研究还需进一步加强国内外档案史料的搜集、整理、出版与利用,加强企业史的研究深度与理论建构。从内部取向着眼,以“企业社会史”为抓手,由关注企业发展中的重大节点转向对企业内部结构、日常生活等展开探讨,拓宽企业史研究领域,为中国企业史研究带来新的学术增长点。

　　摘要:徽州本土木商是徽州木商群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罗时升买山地册》为晚明时期歙县城东罗氏族人罗时升历时50多年在徽州本土经营山林的山场统计册。罗时升通过购买周遭外姓民众山场的途径积累起500多亩的广袤山场，成为一位颇具经济实力的徽州本土木商。其山场采取租佃、合伙和对换等多种方式进行经营管理。加强徽州本土木商的研究，既有利于深入认识徽州山区的经济结构、民众生计模式，也有利于重新审视徽商本土经营与外地经营之间的互动关系。

　　摘要：镇海方家以糖业起家，19世纪10年代起在上海小东门外一带从事砂糖零售业务（南货店），1843年上海开埠后从事砂糖小型批发业务（拆货店），19世纪70年代起从事砂糖大型批发业务（糖行）。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亚糖业格局巨变，它从国产糖批发为主转向洋糖批发为主，并陆续增设多家糖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在既有糖行的基础上设立了相当于洋行的进口糖行直接从南洋进口爪哇糖。这些糖行以联号方式组成家族糖行群，其中几家经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镇海方家从东亚砂糖贸易圈的边缘走到中心，从销售渠道的下游走到上游，见证了近代中国糖业兴衰沉浮，见证了近代东亚糖业格局巨变。这段家族糖业史历时140多年、历经5代人，得益于宁波商帮的鼎力支持、家族钱庄的金融运作，以及近代中国洋糖消费的兴起。

　　摘要:晚清时期政府因财源紧张面向金融市场发行了大量公债，在政府公债发行与交易中逐渐兴起的华资银行业起到了重要作用。华资银行业无论是在金融市场买卖公债，还是受于约束承押政府公债均面临一定的风险。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变迁，华资银行业经营公债的风险规避手段也更加多样化和制度化。基于风险控制考量对于额度较大的公债买卖，采取银行团联合承销、调整投资方向等以求分散经营公债的风险。为了应对不断出现的经营公债风险，华资银行业内部逐渐完善自身防范风险机制，银行业逐渐协同经营政府公债并形成了应对经营风险的公债担保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设计与安排。

　　10.《股权激励、委托代理与风险管控：近代钱庄业运行机制探究——以福源钱庄为例（1919~1949）》

　　摘要：钱庄是我国土生土长的金融组织，有着极强的盈利性、适应性和创新性，其运行机制对当前的企业经营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从企业内部视角阐述钱庄的运行机理，对厘清处于动荡环境中的传统行业发展状况具有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意义。福源钱庄的股权激励制度保证了管理层的稳定、刺激了经营积极性，创始人实行“举家托业”的中国式委托代理制度保证了经营稳定性，钱庄经理秦润卿长期奉行“混业经营”“不依外资”“高存贷比”的风险管控机制，保证了钱庄的长期运行。本研究凸显了传统管理体制在近代企业生产经营中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可以为当代企业生产经营提供借鉴视角。

　　摘要：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暗账经历了由孤立账户到体系记账的转变，反映了银行所处内外环境以及行内管理层决策的变化。早期暗账缺乏账户间的联系，账内业务相对简单，多以行内日常支出为主。暗账记账形式逐渐向复杂化和体系化发展，表现为各账户资金往来日益频繁，不仅国内联系更趋紧密，而且呈现国际化特点，暗账体系网络已经形成。在运行管理方面，该行高管极为谨慎，始终坚持风险管理原则，保证暗账运作顺畅。同时，兼顾收益最大化，暗账运营以投资为主，不仅规避了政府的严厉监管，而且能够积极应对各种外部冲击。

　　摘要：1956年新公私合营企业工资改革，其根本原因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工资制度合理化构建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后，历经数次工资制度改革与调整，至1956年以按劳分配为原则的社会主义工资制度体系初步确立，其理念亦已深入人心，但另一方面因现实的复杂性与制度构建本身的长期性，新公私合营企业工资改革又不得不兼顾现实的需求而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由此也造成各方对改革方针诸多不满与争议，这些争议体现了这一时期合理化工资制度理念追求与现实间的冲突。

　　摘要：本文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为研究对象，试对其商业网络展开的过程做实证性的考察。学界对于国民政府时期的上海银行关注度较高，而对于北洋政府时期，即政府对金融的统制相对较弱、自由金融时代下上海银行的创设经过和发展状况却缺乏深入研究。1915年至1926年的11年间，上海银行通过自身的经营努力和银行同业的互助合作，奠定了坚实的经营基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对蒋介石押宝成功，上海银行快速地在全国建立商业网络，甚至跨越国界将其延伸到了东亚和东南亚。本文分三个时期 （1915～1921年，1922～1926年，1927～1937年）进行阶段探讨，重点关注上海银行的主要业务内容的变化以及追踪其商业网络建设的动态过程，探明上海银行在自由金融市场和金融统制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下的因应之策。在构建商业网络的过程中，陈光甫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网如何发挥重大作用也是本文的关注点。

　　摘要:改革开放初期，安徽小三线企业在国家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军品任务锐减的背景下开启了初步调整。通过不同程度的开发民品，这些企业形成了适应自身发展的军民结合生产体制，同时，多措并举，推动自身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以走出困境。尽管改革开放初期安徽小三线企业调整并未彻底扭转其发展困局，但取得了积极成效，保证了军品生产、科研任务的完成、发展了民用产品生产，初步形成了军民结合的生产格局，推进了小三线调整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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