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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昌洪：浅评《辛亥武昌起义报刊资料选编本站

　　作为“国家传统文化典籍整理工程”的子项目，“辛亥武昌起义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辛亥武昌起义报刊资料选编》问世了，可喜可贺。参与项目的各单位专家学者和工作人员付出了辛勤劳动，令人感佩。

　　报刊反映事物迅速，特别是新闻报道，往往包含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过程和结局。许多报刊寿命又长，有的长达几十年，犹如整个社会的一部庞大日记，一卷长长录像带。今天翻开报刊，仿佛回到当时的社会，论坛上的刀光剑影，战场上的硝烟弥漫，社会上的巨细变化，都可以再现在眼前。由于报刊保留了当年社会情状的原生态，因此旧时的报刊在史学研究中是一种重要的史料。

　　从辛亥爆发后不久开始，学术界和出版界编纂关于辛亥的报刊资料的工作持续不断，成果不少。有的按事件选编，如，1912年五族民报社出版的《辛亥始末记》（渤海寿臣编纂），所有内容均摘自 1911 年 8 月 20 日到 12 月 25 日间京津沪各报，按期汇刊，择要选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采用的《辛亥征信录》（袁庙祝鮀即张篁溪辑，稿本），亦是根据《字林报》《泰晤士报》《报》《文汇报》分别录存有关的消息。有的按人物汇编，如，19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远生遗著》（黄远庸著），收录了黄远生作为著名记者在各报刊上发表的评论以及通讯、日记等 180 余篇。有的按专题选编，如，20世纪60年代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辛亥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张枬、王忍之编），选编了1901年到1911年间出版的期刊上发表的时论，兼及当时出版的影响较大的书籍，并包括转载于书刊中的报纸论文。有的按报刊选编，如，1958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云南杂志选辑》（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选录了该杂志中有关史料，以类相从，各为一编，并附录该杂志中的有关广告启事等；1982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民呼、民吁、民立报选辑一（1909.5-1910.12）》（马鸿谟编），摘录了1909-1913 年同盟会-的国内机关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中的纪事、论文、短评、广告等有参考价值的史料，按日期编排成书的，它实际上是“竖三民”的“摘要版”。根据这些史料，可以了解当时国内的、经济形势，以及各种势力的主张、活动和力量对比，为研究这个时期的中国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虽然编者在前言中感谢该社在出版事业不景气的形势下慨然出版此书，但至今只见第一辑（1909年5月—1910年12月部分），后面不见下文，可见市场之无情。这些都是研究辛亥和武昌起义某一方面的重要史料，为近代史学者经常利用。

　　然而，像《辛亥武昌起义报刊资料选编》这样合当时影响较大的十九种国内时政类中文报刊于一炉而冶之的成果还不多觏。该书资料来源于《申报》《大公报》《政府公报》《中华公报》《内阁官报》《顺天时报》《奉天公报》《东方杂志》《民立报》《民立画报》《刍言报》《神州日报》《时报》《时事新报》《新星期报》《庸言》《画报》《实业杂志》《铁道》等报刊，有的尚属现在难以窥见全豹的稀有报刊，如武昌起义后出版的湖北军政府机关报《中华公报》（1911年10月16日创刊），内容有社说、时评、译电、要闻、各属新闻、军政纪事、阳夏纪事、满清末日记等栏。该报刊载大量有关起义军事进展情况的消息和军政府的各项命令文告；并比较重视采访工作，派出不少记者分赴前线采访战事新闻。这种出版于武昌，武汉本地也难以看到的报纸，《辛亥武昌起义报刊资料选编》虽然仍然搜集不全，却已是难能可贵。

　　《辛亥武昌起义报刊资料选编》的内容以1911年10月爆发的武昌起义为中心，上溯1904年6月科学补习所成立，下迄1913年9月二次举命失败期间相关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较有代表性、系统性的资料，包括专电、通电、奏折、上谕、内阁文书、通告、新闻、评论、照片、图片等，系统而全面地反映了武昌起义的酝酿、爆发、结果及直接影响。该书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信息，很多信息尚属首次披露，弥足珍贵。它的问世，必将推动辛亥武昌起义研究的拓展与深化，嘉惠学界，功莫大焉。

　　一是集中著录当时影响较大的十几种报刊，所收资料，均按日期顺序编排；同一日期下，按来源报刊名称音序排列；内容重复者，优先收录《申报》资料；对同一事件的不同报道与评论，则均予收录。《申报》历史悠久，而且重视新闻的采访报道工作。它招延“访事”，在各大城市聘有特约记者，及时报道当地的有关新闻。在一些重大事件发生时，还派专职记者到现场采访，甚至到战地采访。因此，《申报》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书对内容重复者，优先收录《申报》资料的处理方式是可取的。该书可供研究者作为案头常备资料书，减免大量搜求、翻检之劳。

　　二是所收资料，均以图文结合方式呈现。图片系原始报刊的影印件，下方以简体汉字著录该资料基本信息，包括作者姓名、标题、报刊名称、出版时间、卷期号、版次、页码等。这无疑是很重要的，因为将有关报刊内容影印出来，可供读者自己辨析其中字句，避免打印本难免的手民之误；将有关内容的出处标示清楚，则可供引用者直接利用，亦可供研究者查寻报刊原本。像《辛亥征信录》那样每一条下只注明日月，没有注明出处的做法，常使研究者深以为憾。

　　三是对无标题的新闻报道，由编者根据资料首句或主要内容自拟标题，这就可使读者迅速了解该新闻的主要内容或侧重点，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取舍，不必花时间读完全文。

　　该书所收报刊资料，可补正史之阙，可正官书之误，可详私家著述之略，将会使从前因种种原因没有弄清楚的历史问题得以澄清。如，辛亥武昌起义后，被推举为鄂军都督的黎元洪主持祭天誓师仪式，是他对的态度由消极转变为较为积极的转折点。所以，弄清黎元洪祭天誓师的日期有重要意义。而关于黎元洪祭天誓师大会的时间，各种记载不一，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作农历八月二十六日（10月17日），但该书又附记了其他史料上的不同说法：胡石庵《湖北实见记》作八月二十六日，冯自由的《逸史》、曹亚伯的《武昌真史》同章裕昆的《文学社运动纪实》（笔者按：应为《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作八月二十四日（10月15日），查光佛撰《蔡济民事略》作八月二十五日（10月16日）。其他部分资料，说法也不一致：李西屏的《武昌首义纪事》、张知本的《刘公、黎元洪》和张难先的《湖北知之录》均作10月16日（八月二十五日），李春萱的《辛亥首义纪事本末》作八月二十六日（10月17日）。有关著作也因采信不同史料，时间也不一样，冯天瑜、张笃勤的《辛亥首义史》和萧致治的《黎元洪新传》作10月17日（八月二十六日），金冲及、胡绳武的《辛亥史稿》和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作10月16日（八月二十五日），王兴科、何广的《辛亥史事长编》第八册采信逸民（黄中垲）《辛壬闻见录》和《武昌线日。八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10月15日、16日、17日）三个日期，哪一个是正确的？而读了《辛亥武昌起义报刊资料选编》所收录的1911年10月18日的《中华公报》的一篇短文《天心已顺之现象》，就可了然了。该文全文如下：

　　黎都督于二十五日午刻以牛一羊一豕一，登坛致祭于天神地祇，为恢复汉家山川社稷庆祝。又演说鄂军进行之方针，剪发易服以与列强图大业。汤君化龙同拍掌称赞。坛下军民欢声如雷。自义师起以至今日，天气晴和，夜则月朗风清，尤可见天心之顺也。天与不取，更待何时耶？武汉为九省通衢，为海内外通商之中心点，宏我汉京，岂复有胜于此地者耶？得天时因地利，十八行省之讲共和者可约期大会于武汉矣。

　　该报这一天还刊载了《黎都督祭告天地文》和《黎都督誓师词》。《辛亥首义史》第341页上有两张《时报》有关内容的照片，说明文字分别为“《时报》1911年10月15日载黎元洪誓词”“《时报》1911年10月15日载军政府祭天文”，显然与该著作将湖北军政府筑坛祭天誓师的时间确定为10月17日是矛盾的。其实，根据《辛亥武昌起义报刊资料选编》所收资料，《黎元洪誓师词》和《照录军政府筑坛祭天文》（实为《祭黄帝文》）实刊载于1911年10月22日的《时报》。同日《民立报》亦刊载了《祭黄帝文》，同样题为《军政府祭天坛文》。辛亥武昌起义纪念馆等合编的《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收录了《民立报》所载《黎都督祭天文》《黎都督祭黄帝文》《黎都督誓师词》和《黎都督祭天地礼单》，可能是根据《祭天文》中的时间“黄帝四千六百零九年仲秋月下浣之四日”和曹亚伯的《武昌真史》的记载推断的。然而《辛亥武昌起义报刊资料选编》所收资料显示，同一天宣读的《祭黄帝文》是将具体的日期空着的：“黄帝四千六百零九年秋八月（干支）朔，越二十有□日干支”。这说明《祭天文》中的“黄帝四千六百零九年仲秋月下浣之四日”是头一天起草时所留下的痕迹。综上所述，黎元洪祭天就是在辛亥年八月二十五日（10月16日），《中华公报》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其可靠性要胜于那些事后的回忆录。

　　但报刊毕竟不是当时历史现象的重演，它反映的历史经过了作者、编者的劳动。作者、编者的立场（写作是否忠于事实）、工作态度（采访是否深入）、业务水平（表达是否清楚）决定了报刊史料的可靠性程度，也就是决定了它的价值。旧时报纸的记者在采访时，对问题的了解常常不够深入。他们为了抢新闻，及时把消息报道出去，有时是抓住一点材料或表面现象，或道听途说的东西，加些夸张、猜测，便发表出去了。再加上文字简短，叙事不清，报道往往片面、不准确，甚至与事情完全不合。有的在后来的消息中加以更正。新闻是有阶级性的，许多报刊为了某种目的，可以不说真话。报刊，有时也会夸大其词、言论偏激，如辛亥前，刊登伪造的石达开遗诗，在武昌起义后伪造“大总统孙”的文告、伪造各地起义捷报，大造其谣言。

　　《辛亥武昌起义报刊资料选编》收录了1912年2月22日《申报》上的《清后颁诏逊位时之伤心语》，该文称：“此次宣布共和，清谕系由前清学部次官张元奇拟稿，由徐世昌删订润色，于廿五日早九钟前清后升养心殿后，由袁世凯君进呈。清后阅未终篇已泪如雨下，随交世续、徐世昌，盖用御宝。……”而据有的学者考证，这明显是不谙史实的信口开河，因为退位诏书原稿有几个版本，多人拟稿、修改、润色，无论是清宫档案还是各种当事人的回忆，隆裕太后交退位诏书的场所是在乾清宫而非养心殿，而且袁世凯并未到场。（参见刘江华《清帝退位诏书的百年疑云》，载《时代人物》2015年第4期）

　　所以利用《辛亥武昌起义报刊资料选编》中的报刊资料时，要注意前后系列报道要结合起来看，还要用考证的手段，与其他史料相印证，以便鉴别史料的真伪与虚实。

　　该书像其他资料选编类的书籍一样，存在着选择报刊不够全面的问题。诚然，所收录的报刊大多是当时影响较大者，但武昌起义之地的报刊可能由于条件的限制，收录的太少。武汉作为辛亥首义之区，武汉党人长期经营，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除了将《湖北学生界》《江苏》《浙江潮》以及《黄帝魂》《孙逸仙》《军》《猛回头》《警世钟》等书刊偷偷输入省内，在军队和学校散发，以唤醒大众外，还办了一些报刊，如《楚报》（冯特民创办，1905年）、《武昌白线年）、《湖北日报》（郑江灏，1908年夏—1909年春）、《雄风报》（杨玉如，1910年春）、《政学日报》（郑江灏，1911年春）、《夏报》（高汉声，1911年前后）。影响较大、较具特色的是《商务日报》（宛思演总经理，詹大悲总编辑，1909年10月8日—1910年夏）、《大江报》（初名《大江白话报》，詹大悲、何海鸣主笔，1911年1月3日—1911年8月1日）。这些报刊揭露官场黑幕、军营流弊、社会不公，公开地与清政府作激烈斗争；同时宣扬烈士事迹，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热情。《大江报》在1911年发表两篇激烈文章，即由何海鸣撰写，署名“海”的文章《亡中国者和平也》和后为一代国学大师的黄侃署名为“奇谈”的文章《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呼吁通过来救亡图存，受到清朝当局，酿成轰动全国的“大江报案”，久已衔恨于该报的当局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及“淆乱政体，扰害治安”等罪名，于8月1日查封报馆，《大江报》被“永禁发行”，并逮捕詹大悲。何海鸣闻讯后自动投案。一时哗然，民情沸腾。全国各地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声援。汉口各界人民团体和新闻界也公开集会表示。被封的大江报社门口遍贴慰问纸条与哭吊短文。著名报人胡石庵曾赞誉《大江报》：“大江流日夜，鼓吹功不朽。”《大江报》虽然仅仅发行数月即被查封，但它所起到的作用却是无可估量的，实际是武昌起义的先声。当时武汉出版的这样一些报刊收录太少，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本站 根据印度经济监测中心9月1日发布的数据，印度8月份城市失业率从前一个月的9.15%升至9.83%。 数据还显示，印度8月份全国总失业率为8.35%，7月份为7.43%。印度8月份农村失业率从7月份的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