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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刊速递】《外交评论》2022年第3期本站

　　《外交评论》双月刊系外交部主管、外交学院主办的国际类中文学术期刊，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会刊。《外交评论》现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等国内主要期刊评估体系的国际类核心期刊、引文索引来源期刊。2015年，本刊与中国知网（CNKI）合作推出英文数字版。《外交评论》以“立足中国看世界、放眼世界观中国”为宗旨，关注在“大国际关系”“大外交”学科范畴内的各种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推重对中国外交及其相关问题的研讨，崇尚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致力于理论探讨与政策分析的有机融通和结合。

　　摘要：党的以来，中国切实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行动上多方努力，加大对外发声力度、拓宽发声渠道、丰富话语内容、增加话语主动性、提升国际传播能力。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场中还面临多重挑战，中国主题“他议”和中国形象“他塑”现象依然普遍，对中国存在根深蒂固的误解和误读，一些国家无理打压中国媒体和媒介，针对中国的负面信息经常搅动世界，使中国不时面临国际话语和舆情压力。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需要具备基本对外交流能力、专业能力、话语塑造能力和把控能力，也涉及跨文化交际能力、思辨能力和共情能力。为了更好地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和关切，在世界上塑造公正、客观、全面的中国观，中国亟需进一步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在多层话语内容、多样话语风格、多元话语主体、话语平台以及多学科人才培养等方面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为维护国家利益、提升国家形象塑造良好的国际话语和环境，增进各国相互信任，加强国际团结合作，共同应对风险挑战，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摘要：近年来，美国外交政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危机，不仅外交决策功能失调，而且越发欠缺解决问题的能力，美国主导下全球范围的自由国际秩序面临瓦解之势。美国外交政策危机的直接原因在于美国实力相对衰落，世界观发生改变，作为全球霸权不再愿意领导世界。美国外交政策危机更有着深刻的国内根源，即美国社会治理出现较大问题，制造业空心化，中产阶级萎缩，社会中的理性走向溃败，这些问题已经危及美国的制度。拜登政府通过重振制造业和壮大中产阶级来修复国内，同时联合盟友和伙伴，重新将国内社会嵌入西方国家的小圈子，试图以此来解决美国面临的外交政策危机。在此思路指引下，拜登政府不再追求把自由国际秩序推向全世界，而是借机俄乌冲突，收缩自由主义理念，走向特殊主义路径，团结和组织西方国家，加快大国关系重组，更把中国和俄罗斯视为异己和对手。尽管拜登政府应对俄乌冲突颇为得手，在一些问题上改善了其外部处境，然而并不意味着美国外交政策已经走出危机。

　　摘要：在中美竞争背景下，部分中小国家在与美国保持同盟关系的同时，为何又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二元格局”和“对冲”的解释侧重于大国或国际体系视角，相对低估了中小国家的战略自主性及其国内政党的影响，研究范围也多局限于亚太地区。本文认为，中小国家采取大国合作战略，实际上是基于本国利益最大化，因此倾向于同能够提供发展机遇的中国结成经济伙伴，而在观念和规范上则与美国维持同盟关系。目前在中美之间采取合作战略的中小国家主要分布在亚太和欧洲地区，地区安全竞争强度相对稳定是它们能够同时与竞争性大国进行合作的体系前提。而在国际体系相对不变的情况下，中小国家的大国合作战略则主要受不同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偏好的影响，主流中间政党倾向于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或保持“非等距”，而民粹和民族保守政党则更可能同时与中美合作。考察亚太和欧洲的八个代表性国家的大国合作战略，不仅为上述解释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启示中国应管控中美冲突风险，更有效地提供国际公共物品，并针对中小国家政党的特点开展合作。

　　摘要：随着当代西方运行越发依赖于民众，政党竞争的“盲动性”正在改变代议制度，推动民粹主义勃兴，动荡不定。主流政党遂也采取民粹手段，或转型为民粹政党，加剧政党竞争的激烈程度。主流政党的民粹化转型对国家、地区和全球都产生了严峻的侵蚀作用。既有研究仅论及主流政党的“软民粹”竞选策略，没有讨论彻底的民粹化转型。从理性选择视角出发，考虑到选民市场的成本与收益以及民粹政党兴起的“供需逻辑”,选举波动性的强/弱与议题所有权的大/小为主流政党民粹化转型提供了四种机制动力，即联合、吸纳、精炼与赋魅。前两种机制分别为水平联合外部力量、吸收外部极端势力，民粹转型均需要在与外部的互动中得以实现，后两种机制分别为精炼所持议题中的民粹芯子、为民粹行动赋魅以增加正当性，属于主流政党的内部调整。实证研究表明，不同机制动力的发生，在于所在国政党制度与主流政党所持议题等条件的差异。随着媒介技术等种种公民赋权方式的新发展，大众愈发属意于民粹，使其逐渐合理化、普遍化，“精英—大众”的权力关系边界随之被颠覆，主流政党的民粹化转型在全球加速形成趋势。

　　摘要：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军事化发展呈现美国先发领跑、各国竞逐追赶的竞争态势。为维护利益和谋取军事竞争主动权，各主要国家相继出台军用人工智能战略发展规划，打造海陆空天以及网络空间的一体的智能化装备力量，构建覆盖统筹协调、研究开发以及转化推广等方面的专职机构，推动了全球军用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的蓬勃发展，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系列全球性安全问题。首先，人工智能技术的军备竞赛引发安全困境，各国在发展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以及智能化核武器系统等领域面临“两难困境”,军用人工智能系统的“能力—脆弱性”悖论凸显；其次，人工智能技术增加了先发制人攻击的可能性，加剧了危机爆发、升级的风险，冲击了既有的国际军备控制体系，从根本上对全球战略稳定构成严峻挑战；最后，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日益取代人类成为战争主体，使战争伦理和战争文化面临深刻危机。面对安全风险和挑战，人工智能领域的军备控制应当从核军控中汲取经验，通过大国间自上而下地构建战略互信和知识精英群体自下而上地塑造共识，共同推进人工智能军事化的安全治理。

　　摘要：管理冲突和建设和平是联合国多层维和行动的两项基本功能，也就是在维持和平的同时，消除冲突根源、建立持久和平。评估维和行动成功与否，主要看维和结束后东道国是否保有稳定的局面以及和平的前景。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理论假设：维和行动的成功有赖于三个条件，即联合国尽责、国际社会广泛支持以及具备包容性的建设和平规范。其中，前两者是基础性条件，后者是核心条件。长期以来，建设和平被产生于西方文明实践经验的自由和平所主导，其结果往往建设的是“虚幻的和平”。产生于泛东亚地区中华文明圈实践经验的发展和平可以弥补自由和平的诸多不足。东帝汶维和行动的成功案例表明，建设持久和平需要借鉴基于各种文明实践经验的和平规范，充分利用东道国的地方性知识，需要联合国、国际社会和东道国等各方行动者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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