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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月12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兼美国研究所所长王鸿刚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的新年专访，结合现代院近期发布的年度报告《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2021/2022》，就一系列国际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现代院微信公众号现推出访谈完整版，以飨读者。

　　中国之声记者：现代院的年度报告《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2021/2022》中首先就提到了疫情问题。疫情的冲击有目共睹。您作为国际问题专家，如何看疫情对国际格局的冲击？或者说，疫前世界和疫后世界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王鸿刚：新冠疫情对各国国内和国际形势都造成巨大冲击，我们在黄皮书中的多处都提到了这一点。疫情是加速器、催化剂。它大大加速了国际格局中的一些既有趋势，催生出极为深远的综合性影响。可以非常肯定地说，疫前世界和疫后世界将极大不同。在此只强调几点，并用几个关键词来描述。

　　一是“内顾”。疫后各国可能比疫前更加内顾。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到2020年全球疫情前，民粹在很多国家就已经比较普遍了。民粹主义的鲜明诉求就是减持国际义务、回归“国家主义”，奉行“本国优先”。疫情的暴发和长期持续，大大加剧了各国内部困难和内部矛盾，迫使各国政府更加重视维持内部稳定和解决内部问题。对很多国家而言，统筹内外两个大局的困难更大。在无法兼顾内外的情况下，不得不首先顾及国内事务，甚至不惜矛盾外引。

　　二是“自立”。疫情造成了全球供应链的紊乱，很多国家都面临物资短缺难题。这让很多国家产生了这样一种观念，即：依赖外部世界是不安全的，全球化时代的各国“相互依赖”原来以为是好事，可以确保国际和平，现在发现也有很大的副作用。部分大国开始思考强化本国经济安全，谋求强化“战略自主”，减少对外部世界特别是竞争对手的经济依赖，将供应链转移至本国国内、地缘邻近地区或者更加可靠的伙伴国等。这对既有的全球化格局冲击很大。

　　三是“转型”。疫情的冲击加上气候变化的影响，促使各国加紧思考经济转型问题。各国转型有共性，大体是围绕绿色和数字两方面展开，核心是科技突破和产业推广。在美国，拜登经济学的核心就是“绿色新政”，为此正加紧推动一系列法案；欧洲一系列政策出台，例如欧盟委员会2021年3月发布的《2030数字罗盘：欧洲的数字十年之路》，以及欧盟委员会2021年7月发布的《适应55：在通往气候中和道路上实现欧盟2030年气候目标》一揽子文件等；日本岸田政府则明确提出，要按照“以人文本”原则构建“新资本主义”。就连俄罗斯、沙特这些长期以传统能源出口为产业支柱的国家，也制定了本国的能源转型和经济转型计划。

　　四是“竞争”。抗疫过程中的“东治西乱”对比，进一步加速了国际格局中的“东升西降”之势。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的危机感、紧迫感进一步上升，对外竞争战略的推进更加紧锣密鼓。美国加紧推进“重建更好世界”（B3W）计划，欧洲加紧推进“全球门户计划”等等，都是这方面例证。

　　如果说2020年是各国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只能做出应激和应急反应的一年，2021年则是各国痛定思痛、谋篇布局的一年，而2022年——无论疫情如何发展——则将是各国加紧行动、将长远计划付诸实施的一年。

　　中国之声记者：岁末年初，很多人对新的一年作出预测。我们注意到，《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2021/2022》中有专门对世界经济形势的预测。请问您认为2022年世界经济复苏前景如何？是否潜藏着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风险？

　　王鸿刚：总的感觉是很不乐观。我结合《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2021/2022》上的研判，从时空背景、现实状况、影响因素和表现方式等方面，谈一下粗浅看法。

　　研究2022年世界经济形势，预判全球复苏前景，首先需要将其放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中去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关于“长期停滞”的讨论不绝于耳。如果做出“全球长期停滞”的判断，似乎有些过于悲观了；但从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失衡、总需求不足与缺乏新增点等因素而言，如果说国际经济日益陷入对既有市场的存量竞争，恐怕也不无道理。一个形象的比喻是：各国都不得不在日益缩小的蛋糕上为自己挣得尽可能大的一块。甚至可以认为，如果没有世界市场的扩大，任何增长都只是财富转移或虚假繁荣。过去10多年来，各国普遍过度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虚高、债务高企、贫富拉大等负面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如今，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都面对一大群“灰犀牛”，积累的矛盾比以往更深，要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复苏，谈何容易。从更广阔的时空方位看，这乃是旧经济形态持续退潮、新经济形态尚未成型的过渡阶段，是一个以几十年计的经济大周期的尾端。我们理解当前的各种经济乱象，离不开这个大背景。

　　从现实状况看，涉疫、涉链、涉油三大因素的影响，毫无疑问将持续到2022年。为应对疫情，各国大举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带来的通胀必然持续到2022年，怎么应对和消化通胀仍是个重大难题；供应链的问题也不是短时间能解决的。过去几十年的全球产业分工，使全球供应链极为复杂、脆弱。如果用“脖子”来说明全球供应链的薄弱点，我们甚至可以说全球到处都是“脖子”。哪个环节出状况，都会带来一连串问题。涉油的因素主要表现为能源转型的折腾上。传统能源要逐步减少使用，新能源供给又不稳定，这对经济发展不是好事。总之，系统性紊乱，将大概率成为2022年世界经济的突出特征。

　　从具体因素看，影响2022年世界经济前景的可预见因素至少有四个，可概括为“加息”、“脱钩”、“地缘”和“气变”。

　　加息：为应对通胀，2022年美联储将收紧货币政策，这必然对新兴市场的、债市、汇市带来冲击，一些薄弱环节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大，例如我们黄皮书中提到的斯里兰卡、土耳其、阿根廷、撒哈拉以南非洲等；

　　脱钩：美国在高科技领域谋求中美脱钩，看来是坚定不移的。2022年美国在高科技领域脱钩的新动向，可能是构建更成型的西方高科技同盟，从中美脱钩进一步推进至西方整体上与中国脱钩。而且更要警惕的是，这种脱钩不仅聚焦在高科技领域，更还有进一步扩大化倾向；这可以从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涉疆产品的动向中看出来。美国想搞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这是根本不现实的，但它推动这一政策必然带来实实在在的冲击，甚至可能造成全球供应链问题从短期波动向长期结构性危机的方向演化。

　　气变：2021年全球范围内都爆发了罕见的极端气候事件。如果2022年爆发更为极端的气候事件，并带来更严重的粮食减产、气候难民、供应链紊乱等全球难题，我们不应感到奇怪。

　　2020年是世界经济受到疫情严重冲击的一年，整体衰退3.1%；2021年从谷底强劲反弹，IMF预测2021年全球经济将增长5.9%，创造80年来最强劲的衰退后复苏。但这只是在2020年惨淡基础之上的复苏。2022年的全球经济复苏会继续如此“亮眼”吗？基于上述分析，恐怕有些难度。至多是实现“双速复苏”，发展中国家要走出困境难度更大。2022年世界经济的整体趋势，可能是在继续受到疫情冲击的情况下，艰难消化过去两年来的“欠账”。我们现在还不好说会在哪个环节或哪个国家爆发危机，但我们能说的是，一旦爆发危机，这种危机将比此前的危机更具系统性、全球性和破坏性。

　　就此而言，2021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基调，是十分正确的。这种经济现实要求各国必须携手合作，共同努力，避免危机，行稳致远。如果某些大国在这种情况下还搞恶性竞争和打压遏制，就是不负责任。

　　中国之声记者：现代院《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2021/2022》中专门提到，面对不稳定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中国锚定复兴目标稳健前行，继续扮演世界百年变局中的稳定锚和定盘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比喻呢？中国为什么能有这样的自信？

　　王鸿刚：客观看，中国自身的长期稳定发展，为确保世界的总体稳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充分发挥自身独特的制度优势、规模优势、地缘优势和阶段性优势，持续书写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成为世界发展的最重要引擎。中国连续多年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是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2020年跃居最大外资流入国，年进口商品超2万亿美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居首。面对世纪疫情，中国力促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为在关键时期稳住国际形势发挥关键作用。

　　主观看，中国针对百年变局积极提出“中国倡议”和“中国方案”，引导世界向好发展，是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关键力量。中国不断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丰富内涵，在二十国集团罗马峰会、第76届联大、《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大会及第二届联合国可持续交通大会等重要多边场合，提出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等重大倡议，积极引领国际体系有序变革。中国积极推动热点问题和平解决：例如阿富汗问题上，推动建立阿富汗问题邻国外长会新机制，支持阿政府维稳防乱、制恐止暴；缅甸问题上，坚决反对美西方趁机干预介入、推动落实东盟“五点倡议”，等等。中国发起“一带一路”疫苗伙伴合作倡议，弥补南北国家在疫苗接种与疫情防控上的巨大落差。这些举措获得国际社会高度认可。

　　中国之声记者：《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2021/2022》中的判断是2022年将是中国和外交的大年。比如马上要举办冬奥会，下半年召开党的二十大等等。您觉得在新的一年里，中国的正能量将以怎样的方式凸显？

　　王鸿刚：新的一年里，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正能量，至少体现在“制度的示范性”、“价值的感召力”和“战略的带动性”三个方面。

　　“制度的示范性”：面对各国现在普遍存在的治理赤字，中国在制度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功，给其他各国如何建设现代国家带了个好头，作出了好的示范。我们对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工作，我们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方面的系统实践，我们鲜明地提出要实现共同富裕，以及我们给资本设置“红绿灯”的经济金融领域管理工作——这些举措的本质都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念，是在动态调整政府、社会与市场三者关系，确保整个国家运行体系处于平衡状态。今年下半年召开的二十大，必然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更加成熟完善方面迈出新的步伐。特别是像“共同富裕”这样的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正是全球范围内最广大民众的所思所盼。

　　“价值的感召力”：我们最近鲜明地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即“和平、发展、公平、正义、、自由”。将这些提法正式提出并放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但这些价值理念毫无疑问是我们一以贯之、长期奉行的。2021年底，美国搞了所谓全球“峰会”，人为将国际社会分为两个阵营，挑起价值观争端和价值观对抗。我们也在同一时期召开了有更多国家参与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论坛。我们提出的价值观，符合时代潮流和人心所向，代表着国际社会的正能量，我们对此充满信心。美国2022年肯定还会继续加大价值观和所谓“攻势”。我们相信真理越辩越明，我们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必将展现出越来越大的感召力。

　　“战略的带动性”：相比于一些大国搞团团伙伙、保护主义、“本国优先”，中国鲜明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诺要与各国分享发展机遇。我们提出“双循环”发展战略，其本质就是要用中国自身的发展带动各国共同发展；我们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与各国谋求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生动实践。在当前全球经济普遍陷入困境的背景下，这就是最大的正能量。

　　中国之声记者：《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2021/2022》中还提到国际社会需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响应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才能实现强劲、绿色、健康的复苏。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具体理解中国未来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能否举几个例子？

　　王鸿刚：中国展现大国担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越来越强，愿意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多贡献，这在当前已经是越来越明显的现实，也体现在很多重要方面。具体举几个例子。

　　比如，在当前全球最紧迫的抗疫问题上，中国展现出难得的大国担当。中国率先提出把疫苗作为全球公品，引领全球抗疫合作。中国支持联合国与世卫组织推动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成功举办“新冠疫苗国际合作论坛”，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提出“全球疫苗合作行动倡议”。截至2021年底，中国已向世界提供18.5亿剂疫苗，占全球疫苗接种总数的三分之一，并向国际社会提供约3500亿只口罩、超40亿件防护服及超60亿份检测试剂。

　　比如，在当前全球最根本的发展问题上，中国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如期实现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标志着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在中国提前10年得以实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过去10年中国是为全球减贫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习主席在第76届联大上提出坚持发展优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的六点构想。中国还积极通过“一带一路”合作带动沿线多份合作文件，与沿线万亿美元，对沿线亿美元。

　　再如，在当前全球最关键的规则问题上，中国也积极参与和引领塑造。在公共卫生治理领域，中国倡导疫苗作为公品的“第一属性”，弥合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在疫苗接种上的巨大差距。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中国坚持和发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宣布将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支持发展中国家绿色低碳能源发展，重申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针对世界经济复苏问题，中国强调加强大国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格局，推动IMF增发特别提款权、帮助受疫情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在数字与网络领域，中国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积极营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帮助发展中国家消除“数字鸿沟”。

　　中国之声记者：一个国家的内政深刻影响着外交。从全球层面看，2022年是“选举年”，比如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澳大利亚、法国、韩国、菲律宾等国也要举行大选。请问这些大选将如何影响国际局势？

　　王鸿刚：无论是选举还是国会选举，都意味着这个国家生态、格局可能发生变化，意味着该国的内外政策可能出现调整。尤其是2022年关键国家的几场选举，在大国博弈进入相持阶段的背景下，更值得关注。

　　先看美国的中期选举。中期选举是美国国会议员的选举，也是对拜登执政满意度的一次测试。当前各种迹象显示，党很可能失掉众院多数席位。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意味着拜登政府在接下来想通过国会立法形式推动新的重大政策，几乎是不可能了。也就是说，拜登将在剩余2年内成为“跛脚鸭”，只能“行政令治国”，拜登新政的成色将大大下降。更进一步，如果拜登在这4年内，由于内斗的牵制做不出什么成绩，那么2024年共和党人赢得大选的几率就更高了。毫无疑问，美国国内变动对世界影响甚大。

　　再说法国的总统大选。法国在欧盟中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欧盟在中美博弈中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这是法国大选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理由。从目前情况看，法国大选中的焦点是内政议题，比如说移民、抗疫和民生政策等；但此次选举毫无疑问将是对马克龙内外政策的一次全面检视；不排除在民粹搅动下，涉华议题成为焦点。目前看，在欧洲范围内，一场有关如何看待中国的大辩论正进入关键阶段。“中国议题”在法国大选中占据多大分量，对法国对华政策带来什么影响，进而对欧洲各国的“中国观”和对华政策产生何种影响，都需要紧密跟踪和深入研究。

　　同样道理，韩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等国作为我国周边地区重要国家，其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现在的基本情况是：在澳大利亚，莫里森连任可能性较大，内外政策延续性较强；在韩国，根据宪法，总统只有一届5年任期，现任总统文在寅不能竞选连任，所以我们肯定会在2022年3月见到一位韩国新总统；菲律宾5月9日将举行总统选举，宪法规定杜特尔特不能连任，也会产生一位新总统，同时菲律宾国会也将举行选举。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拉美大国的巴西，今年也要举行总统选举。现任总统博索纳罗将寻求连任，而前总统卢拉的复出对其构成巨大挑战。这也将是拉美的大事。

　　中国之声记者：2021年的一大国际事件就是美国从阿富汗仓皇撤退，阿富汗塔利班重新掌权，我们看到书中认为国际反恐因此进入“后战争时代”。那么您如何评估2022年的国际反恐形势？

　　王鸿刚：关于明年的国际反恐形势，有三点基本判断。可以用“撤军效应”、“示范效应”和“放大效应”三个关键词来串。

　　一是美国的撤军效应。这主要是就南亚的反恐形势说的。拜登政府要“像激光一样”聚焦印太地区、聚焦大国竞争、聚焦“中国威胁”，下决心从阿富汗撤军，彻底结束阿富汗战争，所以我们说南亚反恐进入“后战争时代”。尽管美国试图通过“超视距打击能力”继续反恐，但毕竟反恐能力会下降很多；甚至不排除美国采取“以恐制华”策略，放任某些恐怖组织坐大。受此影响，阿富汗很可能再度成为地区的聚集地。我们看到，阿塔一直保留着同“基地”组织的联系，外籍在阿富汗活动明显活跃，“伊斯兰国”也正在趁乱反弹。这种形势如果继续下去，南亚地区的反恐形势面临新情况新挑战，需要高度关注。

　　二是阿塔的示范效应。这主要是就中亚的反恐形势说的。中亚各国普遍存在社会治理问题，上的、经济上的凋敝，严重的贫富分化，青年人口占比大，就业机会不足，这为极端主义的滋长提供了温床。我们从近期哈萨克斯坦的社会中可以看出来。阿塔经过20年抗争，成功实现武装夺权，建立“伊斯兰酋长国”，这很可能刺激中亚本土的极端暴恐组织效仿，利用普遍存在的社会矛盾和民众不满情绪发动更多暴恐活动。

　　三是疫情的放大效应。这在非洲、中东和东南亚的反恐形势中都有体现，特别是在非洲最为典型。非洲疫情肆虐，政府应对不利，暴恐组织趁机扩大影响。例如我们在书中提到：乍得湖地区“伊斯兰国”西非分支，通过向当地居民征收低于政府的税费，并为民众创造更好的商贸环境，大肆收买人心、扩充实力；再比如，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利用该国疫情导致的青年失业问题，以“就业承诺”和“归属感”为幌子，大量招募“圣战”分子。

　　中国之声记者：地区恐怖主义的威胁在上升，另一方面，地区冲突的危机也在潜伏。请问2022年哪些地区可能爆发冲突？

　　王鸿刚：要预言2022年哪些地区必然爆发冲突，有一定难度。不过，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一定会带来很多安全后果。传统上的三大地缘焦点地区，爆发冲突的风险仍然较高。

　　首当其冲的是乌克兰问题。乌克兰问题的本质是地区安全秩序之争。俄罗斯与西方进入战略相持状态，美欧要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就要推动北约东扩；俄罗斯要维护和地区影响力，就不得不以攻为守、坚决，对美欧划出“底线”和“红线”。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针锋相对，矛盾很难调和。如今，俄罗斯与美西方都在乌克兰问题上放出硬话，斗法持续升级。未来，即便在乌克兰问题上打不起来，我们也可以谨慎地认为，以乌克兰问题为牵引，围绕欧亚地区秩序的博弈必然持续胶着，可能引发更多地区安全危机。

　　不容忽视的还有问题。最近美国战略界在问题上的研判更清楚地表明，美国是从整个印太地缘秩序的角度去看待问题的；美国在问题上压的筹码很大，涉及到第一岛链的安全，涉及到美国的同盟信誉，甚至涉及到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基于这样的战略判断，美国必然继续以台制华，持续加大全方位战略投入，引发复杂连锁反应，导致“安全困境”螺旋升级。尽管短期内未必爆发战事，但战略误判和擦枪走火的风险始终存在。

　　中东格局之变也值得关注。由于美国的战略收缩，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似乎有短期趋缓迹象。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我们做出这样的判断，即美国与地区国家的矛盾逐步成为次要矛盾，地区国家关系的重新盘整成为主要矛盾，那么，这种盘整本身可能就意味着某种新的安全风险。长期存在的教派矛盾将走向何方？以色列与伊朗的矛盾是否激化？中东某些国家的内部困境加剧是否会引发地区连锁反应？中东地区历来各种矛盾盘根错节，主要矛盾之变和地区格局之变引发的安全挑战，必然要以某种方式呈现出来。

　　中国之声记者：刚才您提到了疫情对国际格局的冲击，《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2021/2022》中也判断世界在“大分化”中呼唤“大合作”。现在很多国家都在提多边主义。不同国家提出的“多边主义”是不是有区别？真伪多边主义将如何较量？

　　王鸿刚：中国倡导和推动的多边主义是“真多边主义”；美国拜登政府搞的所谓“多边主义”，其本质是“集团”，是“伪多边主义”。对此，我们丝毫不必讳言。至于真伪多边主义到底如何区分，我觉得，用以下几个标准来衡量，其真伪就一目了然了。

　　一是看“为了谁”。拜登政府是穿着马甲的“特朗普主义者”，其内外政策的基调仍然是“美国优先”。只不过，拜登政府是把“美国优先”放在心里，而不是天天挂在嘴上。拜登政府重返多边舞台，显然是为了一己之私，不仅是空着手来的，甚至还要求其他国家多做贡献。而中国倡导的多边主义，基调是兼济天下、合作共赢，是为了大家一起好。我们说“坚持胸怀天下”，不是说说而已的，而是真心真意的。

　　二是看“拉着谁”。拜登政府搞所谓“多边主义”，说是重返国际社会，重点却是拉拢盟友。三国同盟、四方机制、五眼联盟、七国集团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小圈子”，主要成员都是美国以前的冷战盟友，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排他性”和“对抗性”。而中国倡导的多边主义合作体系，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开放性和包容性，谁要参与进来，都是欢迎的。

　　三是看“对着谁”。明眼人一看便知，拜登政府的多边主义显然是“对着人”去的。更直白地说，就是对着中俄两国；绕来绕去，话里话外，都是要遏制围堵中俄。而中国倡导的多边主义是“对着事儿”去的。我们设想的是，通过构建更加有效的多边合作机制，能够更好地应对那些紧迫而重大的全球治理难题。“对事不对人”，是中国倡导的多边主义的突出特征。

　　四是看“谁说了算”。在美国鼓捣的集团内部，显然是美国说了算，这是美国一贯的行事风格；而我们倡导的多边主义，基本原则是“有事好商量”，努力做到“共商共建共享”。

　　至于未来真伪多边主义将如何较量，我的感觉是——大国博弈“无死角”，这种较量必然体现在国际的方方面面。

　　中国之声记者：说到合作，我们看到中、法、俄、英、美五个核武器国家1月3日发表了《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这是五国首次就核武器问题发表声明。您觉得为什么在2022年伊始会有这样的联合声明？会对全球安全产生怎样的影响？

　　其一，这个联合声明是大国责任的具体体现。国际形势稳不稳，关键是看大国之间合不合。全球几个主要大国之间关系如何，直接决定了全球战略稳定格局。上述这五个国家都是核大国，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五常”）。几十年来，这五个大国在一系列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是特殊重要和无可替代的。我们说，大国地位同时意味着大国责任。这五个国家既然都是全球大国，那就必须在全球治理中担当相应的大国责任，尤其是要在核武器管控和防止军备竞赛方面，必须有所作为，为国际竞争划出底线——不能打核战争，不能威胁人类整体存续。特别是在国际安全局势持续升级的现阶段，这样的声明就显得尤为必要。

　　其二，这个联合声明表明大国之间仍是有协调的。大家最近感到大国之间斗得厉害，中美之间、美俄之间、欧俄之间等，都有比较尖锐的矛盾冲突。国际社会普遍担心，大国竞争持续升级，战略互信持续下降，大国之间战略对话的意愿和效力将持续降低。这个联合声明的发表，至少在最低程度上打消了人们的顾虑。它表明，大国关系的最基本特征仍然是“复杂性”，既有竞争的一面，也有合作协调的一面，合作协调面不会因为竞争面凸显而轻易中断。

　　其三，对这个联合声明的效力还要辩证地看待。有这么个联合声明，肯定是好事。与此同时我们更要看到的是，美国等一些国家一边举着军控的旗帜，要求和其他国家展开军控谈判，一边却在加紧推进军事化战略：在欧亚地区持续推进北约东扩，在印太地区加紧构建“一体化威慑”，在海、空、天、网等新疆域搞“跑马圈地”，鼓动盟友增加军事支出、更新军事装备，强化针对中俄的军事部署。这其实是在实质性地挑起军备竞赛，甚至是变相助推核扩散（例如AUKUS），是与联合声明的精神严重背离的。对此，我们必须心中有数。

　　本院研究领域包括：世界各国、地区的、经济、外交、军事和社会问题；涉台港澳问题；国际战略，世界，世界经济，全球和地区安全等问题。研究成果以研究报告、专题资料等形式提供给有关政府部门，或通过学术刊物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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