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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鲜为人知的评论：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论本站

　　1949年初，国共谈判时，为新华社连续写了六篇评论。《选集》收入了五篇，在《评战犯求和》的题解中说：“这是为新华社写的揭露利用和平谈判来保存反实力的一系列评论的第一篇。其他的评论是：《四分五裂的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和平”》、《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评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个答案》、《南京政府向何处？》等。”这个“等”字就是至今还鲜为人知的被称为新闻名篇的《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论》。

　　当时，这篇评论引起了轰动。它不仅痛快淋漓地揭露了当局要求和谈的目的，打掉了他企图“划江而治”的幻想，就写作而言，构思别致巧妙，语言既庄重朴实，又幽默风趣，嬉笑怒骂，谐而不俗，是新闻评论中的精品，是体现他语言风格的代表作。当时，新闻界把它作为新闻佳话、写作范文，广为传播，效仿者众多。

　　1983年诞辰90周年前夕，有关部门在编辑《新闻工作文选》时，曾拟收入此文并排了清样，后因涉及“一些关系问题”被撤了下来。1993年，诞辰100周年时，我写了一篇《〈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论〉的背后》，送中央文献研究室，回信是“《〈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论〉的背后》一文写得挺好，但主要出于现时发表同志的这篇评论是否适宜等方面的考虑，建议不要发表”。在这同时和以后陆续出版的《军事文集》、《文选》和《年谱》、《传》等书中，均未收入和提及这篇评论。为了不使这一新闻名篇被人遗忘，这几年新闻界一些老同志不断谈论此事，并促我拟文介绍。当年在新华总社任军事编辑的方实同志还多次向我谈了此文的播发经过：

　　那是严冬刚过的一个清晨(1949年2月21日)，白雪覆盖的西柏坡一片安静。披着棉大衣，从他住的东院，沿小路到住的小院，前屋是新华社的小编辑部。

　　他一进编辑部的门，起床不久的编辑们立即围上来，有人问：“主席，今天你怎么起得这样早？”他笑着说：“我还没睡呢！”接着递过稿子，又说：“刚写好这篇评论，你们看看，发了吧。”一走，编辑们你一页我一页地争着读起来，有人边读边大声叫好。当时编辑部有严格规定，一切稿件都要经过编辑审核，直到连标点符号都没有错误才能发出。的稿件也不例外。当然，这类稿件处理得迅速，很快送到文字台、口播台，通过电波传到空中。

　　这一时期，写稿很多，他的稿件多半是由胡乔木带回编辑部的，像这样由他本人直接送稿的情况很少。这不仅说明了此文有根有据，有发稿过程，有收稿者、发稿者，而且看得出对此稿的重视。

　　据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年谱》载，前一天(按：以夜间工作习惯看，可能是同一天)，他致电在北平的叶剑英，要他派人把从南京来的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等护送到西柏坡。显然，这篇评论是为和谈定调，为斗争服务的。

　　这篇评论比较长，但为了让当年战争参加者能重新读到这一名篇，知其名而未见其文的年轻人见到这篇佳作，也为史家们提供些第一手资料，这里从1949年2月22日《人民日报》上摘录前半部分，以供同赏共析。

　　桂系首领战争罪犯李宗仁白崇禧的言论行动，究竟是否和蒋介石顾祝同辈有区别的问题，引起了人们谈论的兴趣。

　　人们说，从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起蒋介石谈和平，从同年同月二十二日起李宗仁谈和平，两个人都谈和平，这是没有区别的。蒋介石没有下过如像言论自由、停止特务活动等项命令，李宗仁下了这些命令，这是有区别的。但是李宗仁的命令全是空头支票，不但一样也没有实行，而且人民被压迫的更厉害了。南京方面连和平促进会也被封闭了，上海方面了工人。白崇禧则活像顾祝同。顾祝同命令刘峙炸毁了津浦路蚌埠淮河大铁桥。白崇禧也正在命令张轸准备炸毁平汉路长台关淮河大铁桥及武胜关的隧道工程，积两年之经验，黄河南北的人民深知桂系军队的野蛮，较之蒋系军队有过之无不及。

　　人们骂蒋介石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听惯了，从来不申辩。人们骂李宗仁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李宗仁没有听得惯，急急忙忙地起来申辩。例如李宗仁在一月二十七日经过中央社发表的“致电”里面说：“贵方广播屡谓，政府此次倡导和平为政府与某国勾结之阴谋，此种观点系基于某种成见而来。”这里，李宗仁不但替一月二十二日以后的李宗仁政府求洗刷，而且替一月二十二日以前的蒋介石政府求洗刷，人们知道“倡导和平”这件事，蒋介石在前，李宗仁在后。

　　蒋介石昨天是凶神恶煞，今天也是凶神恶煞。李宗仁白崇禧及其桂系，昨天是凶神恶煞，今天则有些像笑面虎了。蒋介石撒起谎来，大都是空空洞洞的，例如“还政于民”“我历来要和平”之类，不让人家在他的话里捉住什么具体的事物。李宗仁在这件事上显得蹩脚，容易给人家抓住小辫子。例如，在他那个“致电”里面说：“现政府方面，已从言论与行动上表明和平之诚意。所有以往全国各方人民所要求者，如释放犯，开放言论，保障人民自由等，在逐步实施。事实俱在，何得谓虚？”人们说：“事实毫无，何得谓实？”李宗仁说：“事实俱在，何得谓虚？”李宗仁就是具有这样一种傻劲的人物。

　　但是李宗仁也有胜过蒋介石的地方。在应否惩办战争罪犯这个问题上，蒋介石及其死党从来不说可以惩办的话。他们或者不说话，例如在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的引退文告里对于的八条一字不提，或者表示反对态度，例如雷震，朱家骅，潘公展等人所发表的言论，根本反对将战犯当作问题来讨论。孙科也近似这些人，他说和平条件必须“公平合理”，意思就是反对惩办战犯。李宗仁不是这样，他是又赞成，又反对，这就是李宗仁别致的地方。

　　李宗仁在其一月二十二日的声明里说：“方面所提八条件，政府即愿开始商谈。”这即是说，李宗仁的政府愿意即刻开始商谈方面所提的惩办战争罪犯一项条件以及其他七项条件，他首先给你一点甜的东西吃。过了六天，李宗仁的腔调变了，而且变得很厉害。

　　文章最后以“人们请看，李宗仁就是这样反复无常的，又赞成商谈惩办战犯，又不赞成实行惩办战犯，他的脚踏在两条船上，这就是他和蒋介石不同的地方”收尾，前后呼应。

　　这样大的主题，在笔下似信手拈来，挥洒自如，别具一格。题目拟得也耐人寻味。特别是后半部分，洋洋洒洒作文章，批驳得生动有趣，令人叹服。应该说，当时对李宗仁这个战败者，自不量力，还摆着代总统的架势，对他说三道四，甚至以教训人的口吻说话是有气的。

　　这篇评论着重批驳的是李宗仁第一份《致》。一个半月后的4月8日，李宗仁第二次致电，在公开发表他的“官样”复电和李宗仁来电时，特意加了一段话：“新华社按：李宗仁此电尚有许多阿Q语调，对自己吹擂，颇饶兴趣。所谓‘国共合作’，毫限，尤使人们感到心头有些作逆。但是在根本上说来，李宗仁在全国人民的督促之下，似乎已增长了某些希望和平的诚意。是否如此，且看将来。”(新华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新闻工作文选》第284页)这段话用了“阿Q语调”、“吹擂”、“作逆”，比第一篇评论讲得更尖锐，更直截了当。

　　可历史是在演变的。16年后，即1965年7月18日，李宗仁先生和夫人郭德洁在程思远先生陪同下，排除险阻，远渡重洋，从美国到瑞士，转道秘密回国，受到我党政和各界人士的热情欢迎。

　　于7月26日上午在中南海住所亲切会见了李宗仁先生和他的夫人。据程思远回忆，两位当年几度较量、几度言和的老人，紧紧握手。说：“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大家非常随和地坐定以后，以浓重的湖南乡音幽默地笑着对李先生说：“哧！哧！清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做‘匪’，还叫为‘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李宗仁笑了，随行的程思远先生替他答道：“我们搭上的这一条船，已登彼岸。”会副委员长彭真接着说：“是的，登了彼岸。”说着说着，大家哈哈大笑。

　　在当年的评论中，最后一句话是“他的脚踏在两条船上，这就是他和蒋介石不同的地方”。不知还记得那篇评论，是有意的，还是与此无关，属无意的巧合？反正两者是吻合起来了，似乎当年的判断灵验了。

　　李宗仁先生于1969年1月30日在北京以78岁高龄逝世，他的临终遗言是两条：一是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二是切盼早日回归祖国怀抱，完成国家的统一大业。

　　新闻是历史的见证，历史的实录。此事已过58年。、李宗仁均已作古，人们的思想观念在不断变化。评介这一几乎被遗忘的名篇，不仅不会有“不敬”之感，也不会引起什么“关系问题”和“适宜”和“不适宜”之说，留给读者的倒是历史知识、故事、战争年代的轶闻趣事。对新闻工作者或新闻爱好者来说，得到的将是新闻背后的新闻、宣传艺术、范文范例，启示是：历史名篇魅力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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