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局12月11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21年经济工作本站

《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2期目录及摘要本站

　　随着中国人口转变过程进入新阶段，第一次人口红利终将消失并且不可能再现，未来的经济发展必然与人口老龄化相伴而行。因此，从老龄化本身寻求崭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才是开启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题中应有之义。从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的需要，本文揭示中国特殊老龄化社会的现实制约，即伴随人口老龄化显现出人力资本递减、劳动参与率递减和消费力递减等现象。本文提出若干政策建议，旨在借助人口的回声效应，从人口各个年龄段入手改善人力资本，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进而增加老年群体的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这些举措预期分别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效果，从而开启第二次人口红利。

　　天秤币（Libra）等数字稳定币虽有一定潜力在支付领域获得广泛应用，但难以动摇主权货币的地位。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政府不会允许Libra 类稳定币对主权货币形成挑战。从货币史看，货币发行从分散到集中、从民间到官方是一个大趋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对货币政策的倚重增加，更不会容许民间稳定币对主权货币形成冲击，削弱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未来的数字时代，国际货币竞争仍是主权货币的竞争，但会增加数字货币的新维度。一是借助锚定本币的稳定币来推动主权货币的使用，加强本币的竞争优势。二是各国发行基于互联网和加密数字技术的央行数字货币，法定货币增加了数字形态。此时，大科技公司（BigTech）凭借庞大的基础设施、技术积累、客户规模、场景应用等优势，将有潜力发挥重要作用。

　　在数字时代，美国可能在数字稳定币、央行数字货币领域占优，进一步强化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对此，中国应积极支持国内BigTech 公司参与国际支付领域的竞争，并按照“相同业务、相同风险、相同监管”的原则进行公平有效的金融监管；审慎应对民间企业创设Libra 类稳定币的呼声，做好深入研究和准备；积极稳妥推进中国央行数字货币研发试验，尽早完善基础设施，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先行先试；加强数字货币领域国际政策协调，积极参与相关标准和规则制定。

　　美元体系是美国经济模式和美元霸权的重要支撑，其基本特征是美元环流机制。在美国罔顾世界共同利益和新一轮科技的背景下，对美元体系的挑战已经从跨境支付开始，既包括一些国家仿照传统模式的替代努力，也包括数字货币兴起及其在跨境支付领域的应用。虽然美元在外汇储备、国际债券、外汇交易和国际支付领域仍占绝对优势，但一叶落而知秋至，各国对脱离或超越美元的跨境支付工具的追求，或将挑战整个美元体系的运转并影响美元霸权。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应当顺应大势，抓住机遇，不断深化市场化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开放。

　　后脱欧时代，英国自身及其与欧美两大力量的关系将会发生较大变化，这将是影响未来英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变量。从英国自身来看，由于其国际地位的变化，对华心态及认知也将发生变化，对华政策的矛盾性可能加大。美国因素会更为突出，将在较大程度上影响英国对华政策及中英关系。中英关系中的欧盟因素也会逐渐凸显，成为一个重要变量。欧盟将十分关注英国对华政策特别是经贸政策，并将试图施加影响。但英国对华政策的最主要出发点还是英国对自身利益的判断。英国脱欧后，其全球利益和全球视野不会有根本性变化，中国对英国的吸引力以及英国对中国的重视也都并未改变，这些都是英国对华政策中的不变因素，也是未来中英关系的稳定性所在。从根本上讲，英国对华政策取决于中英双方对彼此的态度，取决于双方关系中的利益所在。预计未来英国对华政策会有较大的摇摆性和不稳定性，但主线仍将是务实合作。后脱欧时代中英关系虽然会有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但也将带来新的合作机会。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口罩需求陡然增加，供求缺口带来口罩价格是否应该上升的争议。价格上升抑制口罩需求、引导企业增加产量，促进供求平衡，这是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机制。但是在短期内供给弹性低的情况下，高价格可能导致部分低收入人群负担不起口罩，由此产生一个支付意愿是否和口罩需求的急迫性一致的问题；而一部分人不戴口罩会降低整个社会的防疫效率，这种外部性意味着自由市场交易形成的价格既不公平也没有效率。在面临重大灾害时，社会更需要人文关怀，这次疫情对经济学的一个启示是资源配置不仅涉及市场和政府的作用，还有一个社会伦理的视角。

　　无论是800年债务变动的大历史，还是1970年以来的四次全球债务浪潮，高债务过后往往都伴随着危机或衰退。中国的宏观杠杆率也经历着明显的周期现象，2008－2016年共上升100个百分点。2017年后开始了平稳去杠杆，三年连续12个季度宏观杠杆率维持在240%~246%之间波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债务和GDP 均产生冲击。据推算，2020年名义GDP增速将滑落至6%左右，同时债务增速将有所提高，最终导致杠杆率攀升10个百分点左右。未来的政策重点仍在于稳增长与稳杠杆间的动态平衡，包括用改革而非刺激的办法稳住总需求、容忍宏观杠杆率的适度上升、资源配置与风险配置相匹配，以及针对公共部门特别是国企与融资平台精准去杠杆。

　　基于本人于2019年出版的新书《末日简史》，本文发现在全球范围内的若干重大金融危机之前，都可见非中央政府债务的加速积累现象。借贷活动的快速大量累积，导致房地产市场出现产能过剩，进而出现，形成“过剩产能—不良—银行等放贷机构破产”的典型循环。为了消化过剩产能，经济活动应该适当减速，使得需求与供给相匹配。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深度萧条，均由过剩产能引致。如今，各国政府早已熟稔于采取干预措施，避免陷入“银行破产—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中国1999年的那次潜在经济危机因此得以成功避免。通过回顾中国债务史，本文建议：在加强银行资本监管方面，中国应继续允许银行减记问题，并适当进行重组，减轻债务人的负担，以解决当前居高不下的债务问题；适度加大中央政府投资力度，并控制在适当水平，避免出现类似日本的极高水平中央政府债务率；持续策略地放缓经济增长，使得需求赶上供给。

　　推进结构性去杠杆需要全面把握中国企业杠杆率的分布情况。本文通过分析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发现金融危机后高杠杆企业的主要特征为规模较大，位于房地产，建筑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制造业，且多为国有企业。此外，近些年去杠杆使信贷配置效率有所优化，但高杠杆企业偿债能力依然较弱，且2017 年以来企业偿债能力有所恶化，部分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难度增大，杠杆率被动上升。中国企业杠杆率所表现的结构性特征和潜在风险与企业特征差异、资产价格和宏观经济政策环境演变有关。未来推进结构性去杠杆应强化国企预算约束，构建竞争中性的市场环境，加快僵尸企业处置，推进市场化债转股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以因城施策原则进地产调控，完善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体系，注重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近年来，中国宏观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受到了高度重视，宏观杠杆率的有效控制有利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本文在BIS 和CNBS 宏观杠杆率数据的基础上，通过整理早期的文献和资料，得到1978－2018 年中国居民、企业、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及总体宏观杠杆率。数据表明，中国宏观杠杆率呈现上升趋势。通过将宏观杠杆率分解成微观杠杆率、实际资本产出比、资产相对价格后，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货币化和金融深化进程，微观杠杆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是推升宏观杠杆率上升的重要因素。而金融危机后，伴随着储蓄率的上升，实际资本产出比快速上升，加快了宏观杠杆率的上升。未来，在去杠杆政策的推进下，实体经济的微观杠杆率有望得到控制；同时储蓄率的下降也将带来实际资本产出比的稳定；在房地产长效机制和人口等因素的作用下，资产相对价格也可能保持平稳。因此，未来中国宏观杠杆率有望得到有效控制，将呈现小幅回落后长期趋稳的走势。

　　数字贸易规则是全球新一轮经贸谈判的核心议题之一。目前立场相对统一的美欧日三方在数字贸易规则方面的合作推进迅速，在后续的众多多边场合，可能在信息自由流动、保护知识产权、竞争性电信市场、贸易便利化等方面对中国提出利益诉求。为更好应对，建议中国应从战略高度引领数字经济发展，补齐数字贸易发展的短板，积极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制定，尽快提出数字贸易规则的“中国方案”，完善法律法规和配套措施，尝试对数据进行分类管理，并做好相关教育培训工作。

本站 原标题：34张PPT详解微生物实验无菌操作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