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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推动经济增长的理论机理及现实意义本站

　　当下，中国经济已处于发展模式转型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底层数字技术驱动的、以数字经济蓬勃兴起为主要内容的第四次工业，为中国经济“变道超车”提供了重要机遇。本文基于经济结构转型的视角研究数字经济发展推动经济增长的理论机理，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方面解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现实意义。

　　经济增长的评价指标不仅仅局限于增长速度，更应该注重经济增长质量。数字经济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伴随着供给侧结构的动态调整。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想要培育潜在生产力，重点要从供给端入手，大力推动供给侧改革。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点是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加快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品和服务供给。产业体系内各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结果决定了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向，以及供给结构调整的速度。

　　数字经济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义重大，以数字技术赋能、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加快了经济系统内各要素的相互作用，推动了产业系统内的调整与变动，优化了各方面要素配置与组合方式，以使得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的动力实现最大化。

　　一方面，实体经济全产业链的数字化转型催生了大量市场机遇，吸引了大量生产要素流向新兴产业中。数字经济降低了行业的进入门槛，大量中小企业应运而生。这些企业通过开创灵活多变的商业模式和经营手段，拓展了传统市场边界，增加了市场供给主体，促进了市场产品与服务的竞争。此外，技术水平是市场供给主体的内生决定的变量，技术进步表现为中间产品或消费品品种的增加[1]。数字技术与数据要素对传统该产业进行深度改造，实体经济呈现出优质、高效、多样化的供给特征。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有效促进生产的专业化分工程度，在原有产业链的基础上不断延伸形成新的产业链。数字经济中生产者将抛弃单向设计、规模化生产等刚性思维，转而重视各市场主体的交互设计和多品种定制化生产经营，进而通过供需精准匹配实现产消合一，不仅提升了供给体系效率，而且解决了生产过剩的问题。

　　数字经济推动传统产业加速向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方向演进革新，持续催生制造业内部生产组织和外部产业组织变革，实现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和产品质量优化。产品质量差异表现为技术能力差异，持续产品创新和技术能力提升是打造供给质量的关键。

　　当新技术范式或新一代技术进入一个还未定型的新兴产业，一个国家便可以创建自己不同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技术路径，走一条与技术领先者不同的技术路径，并借助此路径实现跨越式增长。一些后来者能通过技术进步与颠覆式创新，节省大量投资，并采用新的技术，从而与在位企业或国家的同行业竞争中扩大市场份额。新技术的不连续性可能导致新进入者的崛起，当所有国家或公司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新兴的技术经济范式的挑战之时，正是实行这一策略的最佳时机。

　　数字技术是新一代技术的产物，这一新兴技术范式将对传统产业产生颠覆式影响，推动产业链由中低端向高端迈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升级需求。

　　数字经济下产品的供需更加均衡，极大地解决了供需结构错配的突出矛盾。数据要素的价值不断被放大，供给与需求在数量和结构上实现高度衔接。数据要素的使用打通了各环节的信息壁垒，极大的畅通了国内外生产要素循环体系，提高了资源配置量效率与供需匹配的市场化水平与精准度，有助于化解生产要素在区域间不协调、不平衡的结构性矛盾。

　　此外，数字经济中生产者与消费者信息高度互联，消费者可以将个性化的需求、偏好反馈给生产者，甚至可以参与到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等生产流程，生产者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感知瞬息万变的消费者需求，实现按需生产与精准营销，进而实现供给与需求的高水平的动态均衡。例如，红领集团借助于大数据与物联网实现了服装系列个性化产品的流水线生产，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模式与商业理念，满足了细分市场中消费者个性化定制需求。

　　创新能力建设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改善经济增长方式、增强整体竞争优势、把中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的关键一步。数字经济为产业创新发展提供了契机。从理论上看，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更新的生产函数，即全新的生产要素组合引入生产体系。数字经济中数据成为全新的要素，为要素的重新组合提供了便利，促进了企业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的创新，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提供可能。

　　现代化创新体系结构的变化，本质上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与生产关系相匹配的生产力将推动新兴产业的竞相发展，反过来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将不断推动创新体系能力的提升。

　　首先，数字经济推动了企业内创新体系协同发展。工业化时代，不管是直线制、职能制、直线职能制还是事业部制、矩阵制，企业组织结构都像金字塔般一样，呈现垂直化、科层制、等级制的特点，在应对外部环境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缺乏足够的灵活性。数字经济时代，组织结构趋于网络化、扁平化，企业的职能部门之间加强了相互配合、协作共赢，对市场需求做出即时响应。设计部门可以和生产制造部门协同工作，助力企业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创新资源共享和产业链分工协作，推动规模化的创新协同和成果转化。

　　其次，数字经济构建了有利于创新体系开放发展的创新网络和市场环境。数字技术和大数据推动创新体系集聚创新与战略整合，产业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大幅提高。借助数字信息平台，人才、技术、资本、信息、服务等创新资源得以全球化配置，推动创新要素实现自由流动、互动共享。单一线性的个体创新逐步向网络化的集体创新转变，众包、众创、众筹、线上到线下等新型创新方式广泛应用。政府、企业、高校、院所、协会、消费者等多元创新主体充分参与，分工明确、利益共享的政产学研用创新体系发挥重要作用，形成了多主体、多领域、多部门、度深度融合创新，提高了创新要素的跨部门协调能力，最大程度释放创新潜能。

　　数字经济可以看作是一场“经济”，“经济”揭示的是经济系统三个层面的显著变化：一是社会生产潜力的变化；二是知识储备的本质变化；三是实现生产潜力的组织方面的本质变化[2]。技术的快速演进启示我们，生产方式数字化转型不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面向未来发展的一次系统性变革。多元化、个性化的市场需求要求企业产线具备快速调整的能力。这就要求企业生产车间和工艺工序转变为模块，按照一定的规则对模块进行组合、改型，进而构成更加复杂思维系统或生产过程。

　　产品的模块化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所有产品共有的，另一部分是体现产品定制特征的。企业根据客户需求将这种模块化的半自律子系统与其他生产要素组合，构成全新的生产系统，生产不同的产品与服务，既提高了速度与效率，又能满足不同人群对不同功能和性能的产品与服务需求。其中，可组合模块化（sectional modularity）可提供最大程度的多样化和定制化，允许任何数量的不同构建类型按任何方式进行配置，只要每一构件与另一构件以标准接口进行连接，如同乐高儿童积木，组成积木的对象个数仅仅受想象力的限制[3]。

　　传统经济范式下，大规模流水线式集中生产是生产组织的主流形态。数字经济降低了企业的搜索成本、复制成本、运输成本、溯源成本以及认证成本，极大地提升了生产的柔性化、供应链协同以及对生产风险的管控[4]。柔性化生产中网络化协同、云制造等新型制造模式加速应用，使得产业组织中的各环节可被无限细分，小型化、网络化生产方式成为新的趋势。企业生产可以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突破时间和空间约束，实现异地企业间的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还可以根据市场信息调整生产计划、优化要素配置、弹性释放产能、加快库存周转，降低生产系统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这些新型生产方式，正成为企业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推动经济增长不仅要发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作用，还要发挥需求侧的拉动作用。数字经济下拉动经济增长需求侧的三驾马车的动力源已发生深刻变化，正在向新基建、消费升级和数字贸易转变。其中，作为新基建主要内容的数字经济具有正外部性和溢出效应，改变了消费者的消费方式，提升产品与服务国际市场的比较优势。

　　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需求与政府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拉动了数字经济投资的增长。数字经济投资具有较高的社会效益，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效果显著，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技术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字经济相关领域投资调动了市场投资的积极性和信心，正成为吸引民间投资与政府投资的重点方向。

　　一是数字产业化投资。数字产业领域关乎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国家经济安全，国产替代需求不断增长。长期来看，数字产业化投资具有较大的投资空间与发展潜力。

　　二是产业数字化投资。随着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深度融合，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投资稳步增长，包括生产的数字化转型投资、经营的数字化转型投资和管理的数字化转型投资。

　　基于当前经济发展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性和新冠肺炎疫情的负面影响，数字经济设施投资被提到了新的高度。自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新基建”要求以来，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出台多个相关政策和指导意见支持新基建的发展，新基建的建设进度明显加快。数字经济已改变市场投资方向，并正在改变全球价值链取向，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互联网等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可以较快改善国内投资环境[5]。新基建不仅能够直接拉动投资需求的增长，而且还能通过带动新一轮产业投资与技术投资，发挥新基建在新旧动能转化和产业结构升级中的积极作用，间接促进社会资本对于数字经济中新兴产业和新兴技术等相关领域的投资。

　　“稳投资”作为“六保”、“六稳”中关键的一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不仅是逆周期投资重点方向，也是未来稳增长的重要发力点之一。与公路、铁路、航运、机场等组成的传统基建类似，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支撑作用，正成为世界各国抢占全球竞争制高点的关键所在。从经济实践上来看，传统投资中约有40%的投资需求转化为工资等形式的消费需求[6]&[7]。由于新基建属于典型的技术密集型基础设施，为新基建投资而提供的产品与服务涉及的经济部门范围更广，投资需求转化的消费需求比例有望进一步上升。在34万亿元的政策加持下，新基建投资有望激活下一轮“新消费”。

　　数字技术的进步和数据要素等外生变量逐渐衍生为消费扩张的驱动因素，产业与服务质量的提升、消费方式的便捷性、交易成本的压缩和供需的跨区域匹配等因素正成为影响消费升级的诱因。

　　消费升级对于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马克思指出了消费升级的具体路径。“第一，要求扩大现有的消费量；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量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以便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从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中可以引申出发消费升级的主要途径，包括三个层次的升级[8]：

　　一是消费结构升级。数字经济中消费需求正在向多样化、个性化、高层次发展，这就是列宁概括的“需要上升规律”。根据马斯洛所提出的“基本需求层次理论”，需求层次高低之分可以分为精神性价值需求和物质性价值需求，人类对于这些需求的表现出不同的迫切程度，人类最迫切的需求成为激励人类行为的动因[9]。物质产品的物质性需求主要是一种刚性需求，数字产品的精神性需求主要是一种心理需求，两种需求相互重叠和依存。当人类的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以后，人类的需求更加注重精神层次的满足和自我价值的实现[10]。

　　二是消费方式的升级。随着数字经济中物流、移动支付、平台等配套行业逐渐完善，消费方式向网络化和平台化过度，传统的消费方式正在被重塑。数字经济中线下市场与线上市场互为补充，扩大了传统市场的边界。在线消费已成为重要的消费方式之一，可以看做是一种跨区域、全天候的消费方式，弥合了区域市场分割，推动区域市场向全球市场迈进，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的流通，扩充了市场容量，拉近了生产商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线上市场的出现还削弱了市场信息不对称，减少了市场运行过程中结构性摩擦和交易运行成本，提高了市场交易效率[11]。

　　三是消费业态的扩充。数字经济降低了企业市场准入门槛，经济数字化转型使企业面临着新的竞争来源、新的市场和机会。企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进入新的市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被联系在一起，一个更大的市场就变得触手可及，加之数字技术与各类传统消费业态深度融合，大量的新产品、新业态、新服务不断涌现，催生了消费升级的内生动力。

　　我国作为传统贸易大国，拥有规模庞大的国际市场需求。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增加我国出口产品与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既是保障稳增长的重要抓手，也是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数字经济正改变国际贸易形势，深化中国与世界各国与地区的经贸合作，密切各经济主体间的联系。正如恩格斯所言“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数字经济不仅将小市场联合成大市场，而且还提高了市场内资源的流动效率。数字贸易是数字经济时代贸易方式的数字化转型的结果，是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赋能和渗透的产物，同时也是未来贸易发展的重点方向。新冠疫情蔓延使国际贸易面临着不确定性与诸多挑战，数字贸易的优势进一步凸显。

　　数字贸易给国际贸易赋予了新的内涵，也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带来了新机遇。数字贸易与传统贸易在贸易参与者、贸易对象、贸易时效以及监管政策等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其集约化、化和平台化的发展趋势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全球高效配置[12]。

　　从贸易成本和效率的角度来看，数字贸易发展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国际贸易的速度和质量。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能够降低我国获取市场信息、寻找贸易伙伴、建立贸易关系以及履行交付义务的成本，进而降低了由进口国信息壁垒及市场制度约束造成的“人为阻力”[13]。数字贸易还有助于克服生产的固定成本和贸易的区位成本，拓展贸易的边界[14]。数字贸易的洽谈、合同签订、资金支付等过程以数字化方式完成，交易方式无纸化、虚拟化，在贸易洽谈、产品和服务交付、资金支付等环节比传统贸易流程要简便许多，极大地提髙了贸易效率[15]。

　　从贸易的市场主体来看，数字贸易将吸引更多的中小微企业甚至是消费者参与到贸易全球化进程中。传统经济中只有规模庞大、经济实力雄厚、技术先进的大企业有能力从事对外出口贸易。数字贸易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对外贸易组织形式，C2C、O2O等多样化的贸易方式有利于中小微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

　　从出口贸易结构的角度来看，数字贸易能够优化贸易结构。一是数字贸易将打造高度一体化的全球生产网络，推动我国贸易结构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二是数字经济拓展产品与服务的可贸易化程度。贸易对象的数字化使的以数据形式存在的商品能够借助数字技术实现高速传输，无形产品与服务成为重要的贸易商品，例如在线教育、版权交易、金融服务等实现了跨国界交易。三是数字经济发展提升服务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数字技术不仅催生了服务行业、服务产品，而且还与金融、医疗、教育等传统服务业深度融合，使其正成为我国新一轮对外贸易扩张的重点领域。

　　数字经济作为新一轮工业和技术的产物，赋予了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赛道”和“新动能”，正成为引领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为此，“十四五”期间，我国需要积极把握数字经济发展历史机遇，顺应数字经济发展洪流，加快经济结构数字化转型，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1] 朱勇，吴易风. 技术进步与经济的内生增长——新增长理论发展述评[J]. 中国社会科学，1999，(01):21-39.

　　[2][美]詹姆斯A 道，史迪夫 H汉科. 发展经济学的[M].黄祖辉、蒋文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3][美]B·约瑟夫·派恩. 大规模定制：企业竞争的新前沿[M].操云甫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7]罗云毅. 投资需求向消费需求转化的数量关系分析[J]. 宏观经济研究，2004，(01):43-46.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1页.

　　[11]陈林，张家才. 数字时代中的相关市场理论：从单边市场到双边市场[J]. 财经研究，2020，(03):109-123.

　　[14]鞠雪楠，赵宣凯，孙宝文. 跨境电商平台克服了哪些贸易成本?——来自“敦煌网”数据的经验证据[J]. 经济研究，2020，(02):181-196.

　　[15]李忠民，周维颖，田仲他. 数字贸易:发展态势、影响及对策[J]. 国际经济评论，2014，(06):13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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