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到2008年间，在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手机用户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本站

数字经济的理论、实践与未来发展本站

　　在应对疫情这场大考中，数字化技术的加速应用成为应对疫情的重要手段，数字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对冲了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从“云办公”到“云上课”，从智能制造到5G“新基建”，从助力企业化危为机到赋能现代化治理，数字经济相关话题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习总指出，“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全球治理体系、人类文明进程影响深远”，并提出要“做大做强数字经济”。80后、90后青年学者的成长过程与数字的联系最为紧密，对数字经济的体会更为直接，数字经济发展有哪些特点，在数字经济领域有哪些值得研究的课题，是青年学者普遍关注的话题。为此，本版特组织几位青年学者围绕数字经济这一主题进行在线讨论，并邀请专家予以点评，希望能够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帮助更多的读者深化对数字经济的认识。

　　主持人：说到数字经济，从生活感受来看，我们已经身在其中，尤其是疫情发生以来，我看到有不少新闻报道都与数字经济有关。我们在做具体研究时，应如何界定数字经济的内涵，它具体包含哪些产业和领域？

　　冯志轩：关于数字经济的定义，许多国际机构和组织都做出了概括，以2016年G20杭州峰会发布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中的定义最具代表性：“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可以说，数字经济代表了围绕数据这种关键的生产要素所进行的一系列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经济活动的总和。

　　马慎萧：稍加观察就会发现，数字经济所涵盖的产业和细分行业非常广泛。目前国际上还没有形成一个界定数字经济范围的统一标准，结合有关报告，可以分为两个主要类别：基础型数字经济和融合型数字经济。

　　基础型数字经济也称作数字产业化，包括信息通信产业如电子信息设备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以及数字技术迅猛发展所产生的新兴行业，如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融合型数字经济也称作产业数字化，这是目前数字经济的主体部分。具体是指将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相结合所带来的产出增加和效率提升。在农业领域，包括农业生产、运营、管理的数字化，农产品配送的网络化等；在工业领域，包括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在服务业领域，包括新零售、智慧物流、电子支付、在线旅游、在线教育和共享经济等。

　　王雯：近年来数字治理发展迅速，利用数字技术创新治理模式、提升治理效率也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信息产业的创新发展、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数字经济所涉及的行业和领域会越来越广泛。

　　主持人：互联网上很多文章，都在讲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请问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模式有哪些区别？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哪些新的动力？

　　王雯：琢磨一下数字经济的定义，其核心内容是“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因此，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区别就体现在这个关键生产要素上，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投入和产出，深刻改变了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各个方面。

　　从生产来看，很明显，数字技术的应用降低了生产成本。那些最终产品是某类信息和知识的产业，产品一旦生产出来，其传输、复制几乎不产生损耗，只需付出很低的边际成本就可实现产量的增加。那些以信息和知识作为投入的产业，其投入几乎不会产生有形损耗。数字技术还实现了生产的智能化，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能够部分地替代人的认知活动并提升这些活动的效率。此外，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企业日益从大规模生产转向灵活的、定制化的生产，可以更加直接、快速、准确地对接用户的差异化需求，从而通过柔性的生产和物流系统实现产品的多样化和定制化。

　　从流通和消费来看，借助于数字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流通范围、消费市场被大大拓展，同时流通时间被大大缩短，甚至有大量数字产品随着生产和消费的深度融合，出现了“产消合一”。比如，此次疫情期间，大学进行远程在线上课，很多医院都开通了在线远程就诊等。

　　马慎萧：发展数字经济为什么会推动经济增长？我认为最明显的，是数字技术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尤其是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对劳动力的替代，使相关领域的劳动生产率有了快速提高，毕竟机器干活的效率比人高。产业升级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会不断催生出新的业态和产品，带来新的投资机会，这有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重构和升级，最终推动经济增长。

　　还记得在课堂上讲到的资本周转时间吧，通过缩短资本周转时间，可以加快资本周转速度，提高资本利用率，使得同等条件下、同等规模的资本能够推动更大规模的生产，最终推动经济增长。数字技术恰恰能够通过加速生产和消费的融合、实现生产过程的重构等方式，缩短资本周转时间。

　　市场上不断涌动的千千万万的企业，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数字经济领域的平台型企业降低了创业的门槛，使更多人能以较低的投资成本、便捷的注册过程创业发展，微观主体的活力增强了，社会整体的创新氛围与创新水平提高了，经济增长也就有了动力。

　　主持人：我看到一个统计数字，我国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1/3以上，这个数字比我想象得要高，没想到数字经济在中国有这么快的发展。请问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究竟如何，与其他国家相比处于怎样的位置？有哪些潜在的优势？

　　冯志轩：在我看来，我国的数字经济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从总规模来看，我国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确实已经达到1/3以上，其中，产业数字化的规模最大，在数字经济整体中占比接近80%。从行业结构来看，数字经济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中所占比重分别为7.3%、18.3%和35.9%，在服务业领域发展最快；在服务业中，又以保险、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等领域发展最为迅速，占比超过50%。从地区分布来看，一线城市数字经济占比高、发展迅速，上海、北京、深圳、成都、杭州数字经济发展领先全国。同时，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出区域聚集的特点，形成了典型的城市带动区域发展的格局。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等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排名全国前五。

　　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数字经济呈现出总体规模大、增长速度快和占整体经济比例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的特点。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均排名世界前五；从数字经济占GDP比重来看，中国为34.7%，英国、美国和德国则超过60%，韩国、日本、爱尔兰、法国占40%以上，说明我国数字经济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王雯：我国发展数字经济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数字经济对人才和科研水平有较高要求，目前我国已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科技工作者队伍，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一定自主创新经验的科研体系，这为数字经济发展奠定了人才和智力基础。除了人才“软件”，发展数字经济也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硬件”，目前我国正在积极布局，加大对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

　　众所周知，我国有庞大的人口规模和消费市场，这有助于产生规模效应，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空间。而且，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本身就是生产要素，具有重要价值。基于庞大人口和经济规模产生的海量数据，能够实现数据的更快积累、更多应用。

　　但也要看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数字经济占比还相对低，产业的数字化水平相对落后，不同地区之间数字化发展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未来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主持人：疫情期间不能出门，我和周围很多人都是通过网购来获得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的。还有，健身房不能去了，有不少健身的App就受到了青年人的喜爱。不能逛街了，我们就看直播买东西。在线消费火了，这是数字经济活跃的表现之一。能否介绍一下数字经济在疫情期间发挥了怎样的积极作用？

　　冯志轩：我国消费市场潜力巨大，疫情的出现并没有让国内海量的消费按下暂停键，反而刺激了网上购物、网上娱乐等数字经济新业态，并产生出大量新就业岗位。数字经济保障了疫情期间老百姓正常的生活需求，目前网购占社会零售总额的比例已超过20%。不仅在消费领域，在生产领域也凸显了数字经济的作用。不少企业虽停工停产，但线上业务却迸发出活力。近年来，我国的电商和基于电商的新零售已成规模，这为大量中小企业通过在线业务稳定经营、应对疫情冲击创造了条件。可见，数字经济的作用不容小觑。

　　马慎萧：疫情出现以来，各类平台型企业为复工复产、稳就业、保民生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电商平台为消费者购买产品、生产者稳定订单提供了便利；数字信息交互平台为疫情防控提供了全面而稳定的信息流、资讯流；数字定位出行平台为物资配送、人员调配保驾护航；数字金融平台用普惠的能力、科技的效率，积极捐资捐物助公益、扶持小微企业渡难关、金融服务保民生；远程医疗、远程办公、在线教育等各类线上服务平台，确保了疫情期间人们看病、工作、学习的正常开展；技术支撑类平台为抗疫提供了多种技术支持，如支付宝推出的“健康码”就为有效防控疫情提供了技术保障。

　　主持人：从个人感受来看，数字经济是具体的、微观的，比如某个领域、行业或者某个应用软件。但我也能感受到，数字经济蕴藏着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层面来看，发展数字经济有哪些意义？

　　马慎萧：数字经济的发展契合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企业发展得好，经济才会运行得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增强微观主体的活力。数字经济降低了投资和创业门槛，能够调动微观主体创业积极性，还能让就业形式更加多样、灵活，催生出新的市场业态。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需要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利用数字技术，生产企业可以实现生产过程的重构，比如从大规模批量化生产过渡到柔性生产和定制生产，不仅能够适应国内消费升级的趋势，从长远看还能够造就全新的生产组织形式，这就是一个产业升级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中国经济在当前技术和产业升级的“窗口期”占据更多主动权，向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攀升。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也有助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数字技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疏通要素流动和重组的梗阻，实现产品、生产资料、劳动力和资金更低成本、更大范围的流通和更高水平的匹配。

　　冯志轩：发展数字经济，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实现传统产业深度转型，改变以增加投入为主的运行模式，从而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和更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主持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在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如何更好地体现这一优势？

　　冯志轩：在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通过现代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应用，可以将更多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市场整合在一起，扩大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可以增加市场信息的透明度，减少信息不对称；可以减少市场信息的时滞，减少市场调节的盲目性。上述这些，都有利于市场发挥好资源配置的作用。

　　王雯：数字经济对政府的宏观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数字经济是技术和经济的系统性变革，它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引导、推动和协调，尤其需要国家制定有前瞻性的发展战略规划。发展数字经济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品，尤其是数字基础设施，它们投资规模大、风险高、周期长，需要通过政府直接投资或通过公平有效的机制引导私人资本投资来实现。

　　数字经济对政府规制也提出了新挑战。比如，规模庞大、涉及众多行业的超级平台企业，它们对市场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迫切需要政府进行合理规制。但同时，对这些横跨诸多领域的平台企业进行规制，又存在相关市场界定模糊、市场支配地位认定困难等难题，需要政府提供更多、更灵活的规制措施。此外，平台经济在将不同市场主体连接在一起的同时，也将市场风险汇聚在了一起，不仅让风险应对变得更加复杂，也让风险爆发带来的负面影响波及更广，这对政府防控风险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马慎萧：我再补充一点，数字经济带来了更灵活的劳动关系，例如依附于平台的零工经济，以及被平台无偿占有的数字劳动，需要政府进一步保护好劳动者权益。复杂的流通过程也引发了数据隐私保护等问题，需要政府有效管理。

　　主持人：我在查阅文献的时候注意到，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在不同区域、不同人群之间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这种不平衡可能来自收入差距、基础设施差异、产业结构差异或教育水平差异，人们称这一差距为“数字鸿沟”。在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如何避免或减小可能出现的数字鸿沟？

　　马慎萧：数字鸿沟之所以引起关注，在于这一鸿沟的存在，会导致一部分群体无法从数字经济受益，进而引起个体之间收入和发展水平的差距。这种差距会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而日益扩大，造成收入差距的积累，并进一步扩大差距。

　　冯志轩：基础设施差距是导致区域和城乡数字鸿沟的主要因素，很难单纯依靠市场手段来解决，需要国家通过直接投资或补贴来改善或解决。信息技术终端的缺失也是造成数字鸿沟的重要原因，对一些人而言，电脑、手机等终端设备是可以迅速提高其劳动生产率的生产资料，但却因收入低而难以获得，这就需要政府通过购买补贴、低价租赁或捐赠等方式让他们获得。

　　几乎所有形式的数字鸿沟，数字素养都是潜在原因。被排斥在信息技术之外的人群，往往缺少适应数字时代的知识技能，也缺少获得这种技能的能力。因此，除了为这些人提供“硬件”外，也需要提升其“软件”水平。比如，通过教育来补足贫困地区青少年存在的知识短板；通过形式灵活的社会培训，补足相关人群的信息化技能。

　　王雯：还要降低技术的使用门槛，提高技术的易用性。针对一部分与普通消费者息息相关的技术，降低其面向客户的使用难度，减少信息技术素养不高的群体的学习成本，促进数字技术在全年龄、全阶层人群中的普及。

　　主持人：一段时间以来，不少人都在讨论“新基建”这个线日召开的中央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强调，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如何看待“新基建”对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作用？

　　冯志轩：5G、数据中心等之所以被称为“新基建”，是因为数字化时代，光缆、移动通信等网络设备设施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极重要的基础支撑作用。如果说公路、铁路、机场是传统经济的基础设施，那么，“新基建”就是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建得好，经济发展就有了良好的支撑。在实践中，一些地方数字化建设起步早、应用广，在近两个月的科学防疫、复工复产、便民利企方面便显现出“得数字化者得先机”的趋势。

　　“新基建”是典型的公品，我们在课堂上反复讲过，公品很难依靠私人投资来实现，建设好“新基建”，需要政府发挥积极的作用。

　　王雯：需要注意一点，建设好“新基建”，不能单纯考虑具体的工程项目，还需要建立新的投融资环境，培育壮大新的服务与消费模式，打造新的产业增长支柱。另外，数字技术创新强调以应用为导向，“新基建”应更多从需求出发，主动投资在与需求相关的短板领域，以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并举。

　　主持人：当前，全球主要国家纷纷布局数字产业，我国也将进一步加大对“互联网+”、平台经济等的支持。根据我的日常观察，传统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快，新生的数字业态在资金、市场等方面又面临不少困难，那么请问，应如何抓住机遇促进数字经济新业态的发展？

　　冯志轩：需要高度重视传统存量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增加对新兴增量领域发展数字经济的支持，更好推动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实现可持续发展。一方面，要推动社会形成对数字经济的共识，将数字经济的理念和生产方式应用到各个领域；另一方面，要以政策引导和制度设计作为发力点，推动新业态的不断涌现，目前国家已经出台了不少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下一步需要各地及各有关部门抓紧制定和完善配套实施细则。

　　马慎萧：具体而言，促进数字经济新业态的健康快速发展，产业政策要发挥作用，在云端和传统产业之间灵活调控，促进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融合，这种融合包括生产方式融合、产品融合、服务融合、竞争规则融合，等等。通过融合，真正做到让数据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让数字技术为创新驱动提供强大动力，让数字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加速器，带动和促进产业形态转型升级。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钦：回顾数字经济已有的发展，思考当下发挥的重要作用，展望未来发展的广阔前景，十分必要。在这个历史的时点上，举办“数字经济青年论坛”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几位青年学者在此次讨论中的思想碰撞，有三个方面可圈可点：

　　一是清晰概括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脉络。通过研讨，让我们对数字经济的分类、传统经济与数字经济的不同、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现状等一系列问题都有了更加清晰和系统的认识。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对数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弥合数字鸿沟的讨论，深化了对数字经济认识的理论深度。

　　二是聚焦数字经济发展的现实作用。数字经济不仅仅是比特世界的0、1代码，更是现实世界真真切切的写照。在抗疫过程中，数字技术的加速应用，不仅助力病毒检测、远程医疗、无人操作，而且还通过在线学习、购物、出行信息识别，方便了大家生活。这些讨论让我们认识到，数字经济不只是赛博空间的活动，更是同物理世界有机融合的，而且越是融合深入，越是更具价值。

　　三是展望数字经济未来发展的广阔空间。数字经济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背后，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和云计算等新技术在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等领域的加速应用，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产品的不断涌现。我想补充一点的是，“城乡二元化”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现实难题，数字经济的发展一定会加速解决这一难题。

　　从理论到实践再到未来发展，相信此次青年学者的讨论和碰撞，会让我们对未来数字经济发展方向更加清晰，信心更加坚定，行动更加有效。未来已来，唯有行动。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赵峰：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广和普及，数字经济迅猛发展，深刻影响了当代世界经济的格局和发展趋势，对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精准扶贫、区域协调发展等重大战略规划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此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中，也发挥了非常积极有效的作用。凭借着我国的制度优势、大国优势和后发技术优势，数字经济在我国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深刻影响了经济运行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全部环节和过程，提高了生产要素在各个环节的配置效率，提升了原有产业和部门的生产效率，催生了新的业态、产业和部门，更好地满足了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同时，数字经济是一种社会化水平更高的基础性、创新性的经济模式，对未来国家间经济竞争有着重要的影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和质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在一些基础性、关键性的领域。因此，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政府和企业需要在一些关键产业和技术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技术的发展能力，确保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此外，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总体增长速度虽然较快，但各个地区、不同产业和人群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关涉的深度、受到的影响等还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政府在推进数字经济布局和发展的同时，需要积极引导，加强“新基建”建设，注重区域协调和人群普惠。

　　无论从理念还是从实践来看，研究数字经济都很有必要。我欣喜地看到，几位青年学者对这一话题的讨论十分深入，不仅分析了数字经济在实践中的积极作用、发展数字经济面临的难点问题，而且还对值得关注的理论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体现出此次对话的思想深度，也反映出几位青年人的良好学术素养。此次对话，既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数字经济，也将对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拓展数字经济相关学术研究产生重要作用。

本站　　中国网讯 2017年12月17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经济学动态》复刊40周年大型研讨会”在北京成功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