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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 《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的长江三角洲》英文版序本站

　　：李伯重先生的《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于201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受到学界的重视。2012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与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商讨出版该书英文本事宜。经过专家的匿名评审，剑桥大学出版社定于2020年内出版。由于李伯重先生对中文版的译稿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和增补，因此本书英文版与中文版有相当大的差异，成为中文版的增订版。应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建议，英文版易名为An Early Modern Economy in China:The Yangzi Delta in the 1820s（《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的长江三角洲》）。全书完成后，柏金斯（Dwight Perkins，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大学经济系前主任，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前所长）、扬·路易腾·范·赞登（Jan Luiten van Zanden，乌得勒支大学教授，国际经济史学会前会长）、菲利普·霍夫曼（Philip T. Hoffman，加州理工学院教授，美国经济史学会前会长）特别为该书写了序言。为了让学界更多了解这部新著，特刊发上述三位学者的序文以及李伯重先生的自序（为了节省篇幅，删去了李伯重先生自序中的引文出处和鸣谢名单）。四篇序文均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天虹副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访问学者）译出，特表谢忱。

　　李伯重教授对19世纪初中国华亭—娄县地区（以下简称“华娄地区”——译者）GDP的研究令人瞩目，其英译本是一个颇受欢迎的新成果。事实上，这部书远不止是2010年首次刊印的中文版的译本，因为李教授对该书做了修订和更新，吸纳了2010年以来很多其他成果以及李教授自己对长三角这一地区的进一步研究成果。

　　这部书致力于估测约200年前中国相对富裕区域的GDP，并将这一GDP与大致同一时间荷兰的GDP进行比较。作为一种尝试，该书非常有条理性。因为这种尝试得到了小心翼翼且颇有系统性的分析，其结果显然是迄今对中国某一特定地区GDP的最佳估测。它明确地论证了，至少中国较发达的地区与同时期欧洲较发达地区相比，两者的收入和产出旗鼓相当。

　　然而，说这本书提供了对200年前中国GDP的一个最好的估测，并不等于开始解释这本书对于中国经济史研究为何如此重要。书中诸章提供了有关GDP产出估测的三个主要成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详细数据和辅助性的定性资料，由此便展开了一幅19世纪初期江南经济的完整画卷。关于那一时期该经济体中的某一个或几个成分的高质量学术著作与日俱增。这本书使得熟悉这种状况的学者能够将某一成分（财政系统、商业系统、特定的工业部门等）置入相互联系的背景中，并且由此判断这一成分对整个区域经济有多重要。

　　研究中国其他区域经济的学者们最多也只能限于利用该书诸章提供的框架来判断他们所聚焦的区域中有什么，没有什么。如此丰富的数据在中国其他许多地区都找不到，只有在江南和华娄地区才能找到。但是，学者们比较其研究的区域与华娄经济的完整画卷，就可以更容易地依凭其所拥有的数据来做出判断：是哪些因素使得他们所研究的区域与众不同。或者，如果某一个学者拥有中国其他地区的有充分代表性的样本，他就可以逐步建立起对全国GDP的一种相对明确的估计。

　　产出只是这本书中所要讲述的故事的一部分。这本书还从收入和支出方面估测了GDP，并由此提供了有关工资、利润、消费支出及其他许多方面的信息富源。就像那些产出方面的数据一样，这些收入估测及其框架使得研究某些商号和行业的学者们能够将其研究置入相互联系的背景之中，而不论这些行业或商号是否为一个经济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广州行商或山西票商的利润和销售额。

　　为了弄清收入结构，李教授首先从各行各业的从业者们的工时数和工作日数开始，系统地估测了这一地区的就业状况。其结果是一幅丰富多彩的画面：既揭示了各种就业的性质，又论证了其量上的重要性。与来自各行各业的收入的数据结合，读者就能获知19世纪20年代收入差距水平的估值。仅工资数据自身就提供了19世纪初期中国工资的水平和结构的详细信息。此时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尚未实现全国整合，但是19世纪初期存在大量的人口迁徙，因为超出华娄地区的某种类似于区域性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因此，上述这些工资数据很可能也与长江下游更加广大的地区大多数人口的工资水平相近。

　　关于消费的一章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幅丰富多彩的画面：人们如何支出他们的收入，由此他们如何生活，怎样度日。例如，花在红白喜事上的开支数额，李教授也估测了。对许多家庭来说，这个数额可以导致财务危机；有大约10%的人口吸食鸦片；食物支出的估测数据告诉研究者们，在一个富裕地区人均消费多少肉类。这一数据可以用来和其他不那么富裕的区域以及更多地区来做比较。

　　以上面这种方式，我可以继续一一道出该书许多详尽的洞见：这本书揭示了19世纪初期中国较富裕地区的生活本质。书中还提供了关于中国历史上较早时期的许多研究发现的大量信息。李教授评述了他的数据与这些较早时期数据的相关性。他还仔细地使用了来自20世纪40至50年代的数据来论证其关于19世纪20年代经济状况的诸多假设，而这又反过来提供了这样一幅画面：到了后来，各种事情有多大或多小的改变。

　　最后，这本书前所未有地论证了1823—1829年中国经济是一个复杂而先进的经济体，可以和几乎是同时期的欧洲不相上下。显然，江南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而英格兰的主要商业中心、荷兰、德意志北部也是欧洲最发达的地区。即便如此，到了19世纪70年代，欧洲进入到了部分以发生在科学（电学和化学）上的根本突破为基础的工业的第二阶段，而中国却没有发生类似的突破。这些突破直到晚近才发生。因为直到晚近才发生这样的突破，所以李教授能够以20世纪中期的数据来验证他对较早时期的估测是可以一以贯之的，具有可行性。

　　有人希望李教授荣休后继续对中国经济史研究做出重大贡献；有人更加希望许多未来的历史学家能够追循李教授的足迹。这些历史学家中的大多数可能来自中国，因为学习文言和某些现代经济学知识存在着壁垒。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对于任何一个对中国和亚洲的前近代经济有兴趣的人而言，这本书都将具有重大价值。

　　在中国，作为一个学科，经济史在过去的20年中发生了巨变。这个学科从国外借鉴成说，并且引进根植于中国语境的新观念，从而就像中国经济一样已经“迎头赶上”来了。自20世纪60年代“新经济史”（New Economic History）出现以来，随着其越来越聚焦于量化研究，运用经济模型和计量经济学检验，这一领域的国际标准和研究实践已经逐渐发生了改变。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李伯重已经成为这种现代量化研究的“本土化”的先锋。多年来，他以精细地研究历史的长期演进而享誉学界：既专门研究长江三角洲的演化，又关注中国的总体发展。而其研究的基础是广泛的历史资料。这些历史资料逐渐可用于上述量化研究。他的研究构成了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重新评估1800年以前中国经济绩效的支柱之一。如果没有李伯重对这个区域农业生产率和产出的开创性研究，彭的名著《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就几乎不可能写就。追随他的足迹，新一代的中国经济史学家正在开始发掘精彩的历史资料，并且讲述工业以前江南地区动态经济发展的故事，引人入胜。

　　这部书是他重新审视工业以前的中国经济的又一范例。该书利用了广泛的历史资料，仔细地重构了19世纪20年代长江三角洲华娄地区的经济。该书所使用的方法，即该地区国民账户的重建，是一种现代经济研究的标准，在过去还没有用于中国的某一个地区。他综合运用了评估GDP、产出、收入和支出的方法，可靠地估测了中国高度商业化和城市化的这一地区的收入和产出的结构及水平。这一重构揭示了华娄地区先进的经济结构和与其相适应的高水平的生产力。李伯重所进行的开创性研究，不仅揭示了认真重构这样一个地区的经济结构的潜力，还揭示了进行国际间比较研究工作的可能性。我无比荣幸，与李伯重共同研究了一个相关项目。在该项目研究中，我们把华娄地区的经济结构和一个“类似”的、先进的、城市化的三角洲经济，即荷兰经济（也是19世纪20年代）进行了比较。在这本书中，他利用这种比较来讨论中国和西欧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特别是与扬·德弗雷斯（Jan de Vries）和范·德·伍德（Ad van der Woude）所分析的“首个近代经济”进行比较，具有高度启发性，会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去理解中国和西欧的经济发展道路。

　　这部有胆略且具有高度创造力的大作，将从全球史的视角对我们理解中国经济史产生巨大影响。中国正在不断涌现新一代经济史学家。将来他们必然要改变我们关于中国经济史走上特定发展轨道的那些原因的诸多观点，而这本书就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典范。

　　李伯重《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的长江三角洲》涉及了许多内容，这些内容非常有趣，令人开卷有益。读者如果不熟悉李伯重的早期著作，可能会认为该书仅是先前中文本的一个英文译本。但其可远不止此。因为中文本不仅被译成英文，并且得到了修订和更新，考虑到了中国历史的最新进展。显然，英文新版必然进行了大量的进一步研究和写作。

　　阅读该书的经济史学家很自然地易将其和李伯重与扬·路易腾·范·赞登合作完成、于2012年在《经济史学刊》（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上发表的名篇《大分流之前？——19世纪初长江三角洲与荷兰的比较研究》（“Before the Great Divergence? Comparing the Yangzi Delta and the Netherland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联系起来。该文比较了19世纪初前工业化世界中最富有和发达的两个区域（荷兰和长三角部分地区）的人均GDP，并得出结论认为，荷兰的人均产出要高得多。大分流的争论聚焦于以下这个问题：在通往现代经济增长之路上，中国与欧洲何时分道扬镳。上述结论对于大分流的争论是一个重大贡献，该文的中译本将在《清史研究》刊出。

　　这部书的确详细地阐述了上述比较。该书指出，荷兰与华娄地区在前工业化时期收入都很高，但是在实现现代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方面也都步履蹒跚，从而证实了“大分流”的存在。荷兰在工业中落后于英国；华娄地区（如书中所界定）则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失去了执经济之牛耳的地位，让与上海。在其他许多方面，华娄地区所在的长江三角洲和荷兰二者也都彼此相像：它们面积大小接近；都拥有自由市场，商业化的农业以及手工工业；都是主要河流入海口的海运中心。

　　这部书也支持和解释了2012年论文所开始进行的全部演算。此外，最为重要的是，该书为读者展示了他们该如何对中国其他地区作类似的研究。李伯重在该书中用一个有分量的案例，来做此类地方研究。他令人信服地提出：在当前，对于前工业化时代，像这样的地区研究，比估测全国的人均GDP要更加重要，因为在前工业化时代，全国经济的可靠统计数据不足，人均产出的地区差异巨大。他给了读者一个明晰的指南，可以帮助人们做类似的地区研究，从而有助于推进中国经济史研究，也有助于推动其他各地区前工业化经济史研究的发展。阅读他的指南，参考他的附录，对我们会大有裨益。这就如我们读其他经典一样，例如雷格莱（E.A Wrigley）和斯科菲尔德（R. S. Schofield）的《英格兰人口史（1541—1871）》（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 1541-187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显而易见，其结果是对经济史学家的一种切实的帮助。

　　然而，为这本书所吸引的读者将不止是经济史学家。李伯重描述了华娄经济如何运转，包括它的农业、规模庞大的工业部门、服务业（从商业、运输业到教育和政府），进而绘制了一幅地方社会、甚至是地方的详解图。得益于他的帮助，200年前长三角的这一地区的生活复活了。而且，不论我们是哪一类历史学家，一幅生活画卷都会浮现在我们眼前。

　　最后，这本书描述了李伯重自身作为一名经济史学家探索知识的艰难历程，令人回味无穷。书中讲述了他如何意识到要利用现代的国民账户系统以及他如何把这一系统应用到对于中国早期近代历史的研究之中。他解释道，要这么做，就必须付出大量努力，“从零零碎碎的历史资料中收集必要的数据”。他把一路走来的每一步都写了下来。这些点点滴滴让我们看到一位孜孜不倦的史学大家，并鼓励我们每一个人要不断地向新的研究方向迈进。

　　早在1986年，柏金斯就写道：“工业在18世纪晚期从英格兰开始，然后席卷欧洲其余各地和北美（包括前苏联盟国），用了150年时间，提高了一个区域的生活水准，而这个区域囊括了今日世界总人口的大约23%。然而，如果中国努力成为工业化国家的尝试获得成功，那么世界又将有23%的人口将在短短四五十年间生活在工业化的世界。”

　　仅仅几十年后，柏金斯的预言已成为现实。以经济规模来计，中国已成为今日世界中的一个大国，仅仅位列美国之后。甚至与其他迅速成长的经济体相比，中国的成绩仍然是最了不起的。正如创造“金砖国家”（BRIC）一词的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在2011年写道：“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我应该考虑将‘C’从‘BRIC’中拿走，因为中国有如此巨大的自我依赖性。当然，也有人说，如果我把‘C’从‘BRIC’中拿走了，其他国家也就没有什么故事好讲了。这两类人有一个共同的看法：中国是我们这一代最伟大的故事。”

　　中国的经济增长令人瞩目，堪称“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奇迹”。因此，中国在世界历史上已经获得了新的重要地位。这种史无前例的增长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经济奇迹？为这个问题寻找一个合适的答案，是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一个重要任务。

　　中国已创造出来的经济奇迹，要求我们对19世纪中期西方到来之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作深入广泛的研究。正如柏金斯所提醒我们的那样，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很显然，中国的历史仍然照耀着它的今天。过去可以见诸许多方面。中国的今天是其过去的一种持续，或者称为“过去的延续”（the persistence of the past）。江南地区（即长江三角洲）执中国经济迅速增长之牛耳。在过去的一千年中，江南都是中国最发达的区域。尽管如此，就其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在1979年中国经济改革开始之前，江南已远远落后于西欧。然而，在1979年接下来的30年中，特别是1992年以后，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大幅增长。2009年，长江三角洲创造出的GDP占了中国17.8%，达到了8 786亿美元（名义GDP），而1978年只有443亿美元，1992年为654亿美元，由此形成强烈对比。而且，如果用购买力平价（PPP）来核算，2009年长江三角洲创造的GDP可能还要多一些，可达到16 000亿美元（以2009年美元来计）。换言之，如果长江三角洲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来进行核算，它将位列世界第10位，仅仅比第9名意大利略小一点，而比许多重要经济体要大。这些经济体包括墨西哥、韩国、西班牙、加拿大、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澳大利亚、伊朗、中国地区和波兰，它们分别位列第11至20位。因此，把江南经济增长称为中国的最大奇迹，也即“奇迹中的‘奇迹’”是公允的。然而，若及时地回头看，我们就不会对这个奇迹感到非常吃惊。江南在过去的一千年中一直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也已被视为今日的中国故事的“主人公”。

　　这种无与伦比的重要性也赋予了江南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特殊地位。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在过去的100年中，为何这一区域的经济史得到了最为深入细致的研究；许多关于中国史的重要且影响深远的观点和理论事实上都是根据这一区域的经验而得出来的。

　　2010年，我的书出版之后，有一些讨论20世纪以前中国GDP的论著也发表了。它们涉及全国，并涵盖了几百年。中国是一个具有大洲幅员的国家，存在着巨大的地区差异；而几百年中，将发生诸多剧烈的变化与波动。对全国和长时期的通盘研究应该建立在透彻的区域研究的基础之上。依我之见，尽管在中国GDP研究中存在多种方法，至少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较为合适的方法是，先根据时间和空间，选择中国经济增长故事里一个较小的片段，进行集中、深入和全面的研究，然后再进行更加综合性的研究。因为现在尚没有这样的案例研究，所以有必要进行尝试。这本书就是这类尝试的成果。本书中文版的写作，历经五年的艰苦工作，于2009年完成，并于2010年在中国出版。该书并在2012和2013年5月获得两个奖项。2014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同意了出版英文版的提议。同年，翻译工作开始，并于2016年完成。接下来几年，主要工作是校对，对引用的原始文献及其译文进行反复核校，寻找专有名词、技术用语、特定称谓等的惯用英文译名。我还改正了原中文版和英译初稿中存在的许多小错讹，并删减了一些冗长的论述。这些工作颇为繁琐费时，因为相关名词、术语和称谓非常专业，数量又甚多，其中有许多无法在先前的常见的英文学术成果中找到。此外，在2010到2019年的九年间，江南经济史研究领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进展。为使这本书能够反映最新的学术进展，我采用了我以及其他学者的某些最新研究成果。以此为基础，我撰写了大量的新章节、段落和注释，进行英译本的增订。正文中的许多注释太详密而冗长了。我或者将其压缩，或者将其放入新写的三个附录之中（附录18、19和20），这样，正文对中文世界以外的许多学者来说就更容易读懂了。

　　因为改动太多了，这个英文版与原中文版有相当大的不同。从此意义上来说，这个英文版应该被视为中文原版的全面修订版。

　　最后，我还要就这本书的写作风格说两句。既然这本书是一部经济史著作，这个研究中所用到的分析和讨论都在经济学的框架和话语系统中展开。因此，写作的基本风格通常也如同经济学家所使用的一样。然而，我也用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提出的那些忠告来提醒自己：一部经济史著作应该有其自身特点，不应该是经济学著作的复制品。作为一部历史著作，这本书应该有现代史学的基本特征。这对本书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它不仅是将GDP研究方法用于研究20世纪以前的中国经济史的首次尝试，也是对早期近代中国某一地区的经济所进行的一个个案研究，深入研究其经济史。

　　先前中外学界，无论是对江南，还是对松江地区，都进行了很多的研究，尽管如此，华娄地区经济史的许多方面和细节，仍然未能涉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针对这一区域的个案研究。为能给本书的研究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我在实证研究方面付出了大量精力：梳理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现代调查报告，从中搜寻有用资料，核对各种细节以判断它们是否正确，然后把资料处理成可以使用的数据。上述这些工作需要历史学家的技巧和历史学家所使用的写作风格。因此，这本书的写作风格是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写作风格的结合，即经济史家的写作风格。

　　从一般意义上说，这本书也可以看成是中国、日本和美国经济史家写作风格的结合。这本书里大多数具体文本研究都放在注释和附录中，而基本的分析则于正文中呈现。有些西方读者不太熟悉中国和日本经济史家的写作风格，可以集中读正文，而仅在需要之时再去核对注释和附录。既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学术也就如同其他事物一样，正在经历全球化。只有越来越多不同风格的学术整合在一起，真正的“全球化学术”的风格才能形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读者实际上可能会从本书的这种混合风格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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