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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霸权之争：中美贸易战的政治经济学逻辑本站

　　当前，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竞争性和冲突性一面显著增强，但中美经贸关系深嵌于全球化的价值链中，中美仍然存在共同利益，且对全球经济肩负重大责任。中美竞争性增强导致经贸关系越来越带有权力斗争的含义，但用现实主义思维看待中美关系发展前景却缺乏解释力，中美贸易既不是中国权力增长的主要原因，也不是美国经济衰落的根源。在看待中美实力此消彼长时，要从手段和目标上正确把握对方的战略意图。特朗普政府不仅调整对华经贸关系，也在调整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传统上认为，当选政府普遍代表一国整体的国家利益，但与此有所不同，特朗普政府所认知的国家利益，更加优先考虑中下层的就业和收入水平，尽管其他目标仍然存在，但利益排序却发生了显著变化，而这将影响我们对中美经贸关系的认识。在看待中美贸易战时，其他国家并没有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根据与美国关系的亲疏远近重新安排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因而，以政治盟友划线的传统做法已不能用来分析中美贸易战背景下其他国家的选择。就未来发展趋势而言，特朗普目前的政策难以实现预期效果，但将对全球经济治理以及地区经济关系产生复杂影响。

　　2018年11月8日，习主席在北京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指出，“中美双方对彼此的战略意图要有准确的判断。”①这一表述既是中国政府对近几年美国对华看法消极原因的一种概括，同时也表明各方在评估中美关系性质时存在重大分歧。在中美贸易战这一引起全球关注的重大议题中，各方普遍认为中国实力地位已迅速增长，但在分析中美双方的目标和动机时，观点却差异极大。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分歧，一种可信的原因在于各方判断中美关系所依据的理论有较大差异，依据不同理论进行前景推导，而得出了多样化的前瞻性结论。事实上，特朗普一上台，就有文献指出已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将经受重大考验。②由于中美贸易战仍在持续发酵，目前也很难说哪一种理论判断更能预测未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张宇燕和冯维江就认为，中美贸易摩擦至少存在四种发展前景。③2018年11月7日，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在新加坡的演讲中也明确提出，如果中美两国不能就贸易争端达成一个可行共识的话，经济铁幕就有可能形成。④

　　对于中美双方来说，都要评估引发彼此利益增减的因素到底是客观存在的，还是一方实施了一种旨在降低另一方实力地位的大战略。显然，中国经济增长以及崛起为一个贸易国，确实是在融入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发生的，中国经济增长也是美国多年来实施的大战略的部分结果，从美国方面来说，调整这一战略的确存在减缓中国崛起的可能性。但是，中国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速又不完全是由美国恩赐的，而主要是中国政府实施了正确发展战略的结果，是充分调整国内体制以及吸收国际资源的产物。国际因素虽然至关重要，但也不是唯一重要因素。中国的发展具有内生性，在面对外部环境变革时，存在巨大的调整空间。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首要目标并不是争夺权力，而是追求提高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常常忽视这一点，因而夸大了国家发展的权力效应。鉴于中国的人均GDP水平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还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因此，将贸易战定性为争霸战，确实混淆了实力与意图之间的复杂关系。

　　贸易摩擦本是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一种常态，但现在越来越成为大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产生了权力斗争的诱因。在中美关系中，经贸关系长期被认作是“压舱石”，是中美关系发展的“稳定器”，但是，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加剧，人们反而担心贸易摩擦的性质发生变化，成为中美关系动荡的源头，也害怕贸易战外溢到其他领域造成激烈争斗，颠覆中美关系。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一旦爆发全面的贸易冲突，将显著恶化全球经济增长。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巴罗认为，中美贸易摩擦会影响世界经济形势，对全球经济构成威胁。⑤2018年9月27日，WTO发布的报告也显示，2018年全球货物增速将降至3.9%，2019年则进一步降至3.7%，而4月中旬，WTO发布的报告还预测2018年货物贸易增速为4.4%，短短5个月内，全球经济形势已经明显恶化。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对全球经济体系的稳定肩负特殊责任，中美经贸摩擦也已超出双边范畴，对维护中美关系发展的积极方向，双方存在共同利益。换句话说，中美贸易关系镶嵌于一个复杂的国际网络之中，减少或者增加任何一方的贸易地位，都有可能改变国际经济的面貌。正因为如此，仅仅从双边范畴讨论中美贸易摩擦是不够的，有必要从地区和国际体系层次考察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层次影响。

　　本文认为，尽管中美经贸关系的竞争性和冲突性显著增强，但是中美经贸合作的共同利益仍然存在，而且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对全球经济的繁荣发展越来越重要。尽管中美竞争性增强导致经贸关系越来越带有权力斗争的含义，但用现实主义的思维看待中美关系发展前景缺乏解释力。本文第一部分将主要综述经济学家对中美贸易摩擦成因的有关研究，分析中美贸易关系是否导致了中美实力地位的消长。第二部分将考察在实力地位变化后，中美看待对方的意图是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第三部分则分析特朗普政府的特殊性，认为我们需要进一步准确理解特朗普政府所认知的国家利益内涵。传统上我们认为当选政府普遍代表了整体的国家利益，但本文认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战略将中下层的就业和收入水平置于最为紧迫的议事日程，尽管其他目标仍然存在，但国家利益排序却发生显著变化，而这将影响我们对中美经贸关系的认识。在第四部分，论文认为中美经贸关系已经是国际经济关系的组成部分，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方向也牵涉其他国家的损益，但其他各方并没有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根据与美国关系的亲疏远近重新安排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这一点对我们理解中美关系的性质至关重要，传统的以政治盟友划线的做法，已不能用来分析中美贸易战背景下其他国家的政策选择。在最后一部分，论文总结了新全球化时代中美以及其他国家调整贸易关系的战略选择。

　　中美贸易战引发了中国媒体、商业分析人士以及学者的大量关注，各方各自依据不同的事实以及学科所界定的理论方法进行研判。从中国知网数据库相关文献来看，在本轮危机爆发之前，就已经有大量文献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性质以及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从学理上看，这些分析多数仍然经得起检验。如图-1所示，中文文献中有关中美贸易摩擦的研究经历过两个较大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呈现出一个倒U形的变化轨迹。从2004年起对贸易摩擦的关注明显增多，并在2010年前后达到顶峰，随后在2016年降到谷底。在总量达3000多条的文献中，大约有1200条是2018年出现的，占比35.4%。显然，有关中美贸易摩擦的线年呈现爆发性增长，作为国际的又一热点，贸易摩擦的热度堪比2012年以来的南海问题，都是突然爆发，也都有很强的国际博弈背景。但从学理角度分析，在这么多新增文献中，相对而言，经济学文献反而是下降的，对经济学家来说，中美贸易摩擦似乎缺乏足够的学术研究价值。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学术界的长期研究为认识这一摩擦的本质提供了一种知识标准，在此基础上其他类型文献的增多，也表明中国的政策应对和反应拥有足够的储备性资源。

　　知网数据库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文献背景。在任何一个成熟学科中，构成基础性知识的文献总是极少数，而且通常被引用较多。从有关中美贸易摩擦文献的被引用率来看，被引次数在20次以上的文献不过84篇，被引用在30次以上的文献才38篇，被引用40次以上的文献为24篇，被引用50次以上的文献为16篇。也就是说，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学术界针对中美贸易摩擦本质的认识已经存在高度共识，其中，被引用超过100次的文献一共有4篇，第5篇的被引用率只有80次，因此，前4篇高被引用文献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基本共识。这4篇文献中有2篇发表在《管理世界》，分别是谢建国2006年发表的《经济影响、政治分歧与制度摩擦——美国对华贸易反倾销的实证研究》和于铁流、李秉祥2004年发表的《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及其解决对策》。其中，谢建国认为，经济因素是美国对华贸易反倾销的主要原因，但是中美政治关系的恶化也将强化中美在贸易领域的冲突。于铁流等人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是美国违背国际贸易理论，限制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对中国的出口。⑦还有两篇发表于《世界经济研究》，分别为曾铮与张路路2008年发表的《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的界定——基于中国制造业贸易附加值的研究》，其被引用141次。还有一篇是周茂荣与杜莉发表于2006年的《中国与美国货物贸易互补性的实证研究》，被引用104次。曾铮等认为，中美对贸易利益核算方法的不同是造成贸易争端的主要技术因素，而周茂荣等则认为，中美贸易存在紧密的联系和持久的互补关系。⑧从发表时间来看，16篇文献中最新的是2009年柳剑平和张兴泉的《产业内贸易、调整成本与中美贸易摩擦》。该文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在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的产业中，中美贸易运行较为顺畅，贸易摩擦大多发生在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的产业中。因此，只有缩小中美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异、提高中美产业内贸易水平，才能逐步减少贸易摩擦。⑨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从上述这些文献的作者、内容以及发表时间和刊物来说，中国经济学界对贸易摩擦的研究主要起步于中国加入WTO以后，时间上不仅落后于日本学术界对美日贸易摩擦的研究，当然也大大晚于美国学术界对整个贸易理论的研究。在英文学术界，有关贸易关系的研究性文献，被引用常常超过1000次。⑩在中美贸易关系上，英文学术界最近几年颇受关注的文献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崛起是美国工作流失的重要原因。例如，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戴维·奥拓等于2013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一篇广为流传的论文中认为，在1991-2007年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货物值增长了1156%，但同期美国对华出口增长却少得多。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可以解释这一时期美国制造业就业44%的下降水平，特别是，2000-2007年以来制造业占比下降扩大到55%。(11)也有美国学者认为，与中国的贸易增长可以解释美国收入不平等的六分之一，不过，难题在于如何区分中国贸易效应和技术进步对就业和贫富差距的影响。奥拓等人认为，来自中国的竞争在地理上相对集中，而技术变革的影响却是分散的，总的来看，中国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非常显著。(12)也就是说，并非是美国整体地位的下降，而主要是工人就业问题引发了美国对中美贸易的担忧。在美国主流学术界，对于全球生产导致就业下滑的经济不安全问题也早有认识。(13)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罗德里克在2018年的一篇文章中就认为，尽管经济学家在支持自由贸易这一点上毫无争议，但是对自由贸易协定却存在不同的看法。原因在于，今天的自由贸易协定已经远不只是削减关税和份额，而发展到包含监管标准、劳工福利、知识产权、银行、金融以及环境保护等条款，利益集团在签订这些新贸易协定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因此，经济学家不能只关心福利最大化，也要充分注意再分配问题。(14)

　　在分析中美关系时，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个新的难题，即跨国公司通过国际投资和贸易获取的收益，应该算作跨国公司母国的收入还是东道国的收入？由于跨国公司通常将总部放在母国，其绝大部分收益将回到母国，而对东道国的贡献主要是税收和当地的就业。不过，即便是发达国家政府，似乎也难以控制跨国公司是否愿意将收入完全汇回母国。很多全球500强企业并不给美国政府纳税，其收益也不回到美国，导致政府与跨国公司持续博弈。2013年2月，经合组织发布了一份名为《解决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报告，认为全球范围内投资地与税收交付地的分离趋势日趋明显。(15)中国政府大力支持OECD国家的这一行动计划。2014年11月，习主席在参加G20峰会时表示，“加强全球税收合作，打击国际逃避税，帮助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提高税收征管能力”，(16)这是中国最高首次在国际舞台上就税收问题发表重要意见。在2016年7月特朗普当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夕，有美国学者的分析表明，62%的美国民众认为税收问题是造成美国经济体系失灵的重要原因，因此，美国民众反对现有体制内的总统候选人，而倾向于支持特朗普。(17)

　　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中，国家是主要的分析单元，通常以国家的收益或者损失来预测一国政策的变化，但是在一个全球化时代，我们很难判断美国的跨国公司是否一定会尊崇美国政府的决策。随着跨国公司、跨国生产网络以及公司所有权的全球化，在21世纪已不能像20世纪中叶那样，用国民账户计算贸易和GDP。尽管现在美国GDP的份额相对于20世纪60年代已明显下降，但由于美国跨国公司实力雄厚，带有美国属性的经济权力并没有衰落，而是全球化了。(18)美国学术界曾长期争辩跨国公司的发展究竟是否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罗伯特·吉尔平于1975年完成的《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认为，跨国公司并不一定有利于美国。而最近若干年这类争论显著增多，第一种观点认为，美国跨国公司发展仍然有利于美国经济。美国商务部经济研究局认为，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主要是为了市场，而不是出于低工资(对华投资比较少就是个例证)。2003年美国跨国公司的增加值、资本支出和就业仍主要集中在美国，相应比例分别是74%、74%和72%，这一数据尽管比1977年的75%、79%和78%有所下降，但30年来变化幅度并不大。(19)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跨国公司造成了失业，这对美国中下层是不利的。美国企业到海外投资是否降低美国本土的就业，取决于美国企业是否在海外分支机构开展相同的业务，如果类似，那么这部分就业会从美国国内转移到海外。(20)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尽管从两位数下降至6.5%，但在大国经济增长中表现仍非常突出，引发各方对中国经济总量何时超过美国的大讨论。不过，难题在于如何衡量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无论是从绝对差距还是相对差距的变化率来看，目前都存在争议。(21)此外，评价还涉及所用的数据库问题，部分美国保守派根据美国农业部数据认为美国没有衰落，1969年美国占世界产出的四分之一，2010年美国仍然占据相同份额。(22)如图-2所示，根据美国农业部2017年12月发布的数据，最近七年来美国的实力地位几乎没有变化，仅从2010年的22.8%降至2016年的22.0%。但从发展趋势来看，美国实力地位持续下降与中国实力地位的持续上升似乎不可避免，到2029年，美国经济总量占比将跌破20%。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经济实力地位明显上升，2010年占比为9.3%，2016年则上升至12.4%，占世界经济的份额比2005年翻了一番。从趋势来看，中国占比仍将显著上升，2030年将达到17.6%。在此过程中，人们比较重视的一个转折点是崛起国占守成国力量的60%，单以经济实力计算，这个转折点发生在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美国的60%。不过考虑到军事和科技实力差距，那么中国综合国力可能还远远低于美国的60%。之所以强调力量对比，主要是基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修昔底德陷阱”假设，即崛起国和霸主国对彼此实力变化的担忧。而在贸易关系上，较之中美GDP差距的急剧缩小，来自中国的进口增速并不算快。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研究局的数据，美国自中国的进口额从2003年的1695亿美元增至2017年的5635亿美元，占美国总进口的比重从2003年的8.8%升至2017年的14.5%。在所谓美国对华政策发生变革的最近一个阶段，美国的贸易格局并未发生本质变化。2011-2017年间，美国进口占GDP的比重维持在22%左右，同一时期来自中国的进口占美国总进口的比重只增加了1.1个百分点，如图-2所示，更大的变化实际上发生在之前阶段。来自中国的进口占美国进口的份额早在2006年就达到了11.1%，此后连续两年基本都未超过12%，美国进口暴增也发生在这一阶段，占GDP比重从2003年的14.3%迅速上升至2006年的20.4%。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总体上看，中国对美出口增速非常缓慢，与美国同期进口的变化态势基本一致。而且，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就贸易占GDP比重而言，中国于2006年达到峰值的64.5%，到2017年已降至37.8%，美国也从2011年的峰值30.9%降至2016年的26.6%，因此，很难说中美贸易导致了中美经济总量的此消彼长。

　　2018年9月24日，中国政府发布了《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将美国政府推动的贸易摩擦定性为“贸易霸凌主义”。(23)集中体现了中国知识界对中美贸易摩擦的认识，特别是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证实了在经济层面中美经济关系的互补性和整体上共赢的特性。而且，还引用德意志银行研究报告的一个重要观点，即如果考虑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那么美国实际上在中美双边贸易中获得了比中国更多的商业净利益，也就是说，仅从经济利益上看，中美贸易将进一步增强美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地位。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一般认为现实主义强调相对获益，自由主义强调绝对获益，如果中美双方都持有现实主义的看法，鉴于美国获得的相对收益多于中国，感到担忧的应该是中国而不是美国。

　　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总体上都认为，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影响是很有限的。2018年4月中旬，在中美贸易战刚爆发时，国家发改委便发布信息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影响有限、影响可控，中方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24)7月中旬，彭博社发表文章认为，特朗普团队的第一项重大误判是经济杠杆，过高估计了增加关税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实际上美国对2500亿出口产品加征关税带来的损失，可能仅占中国产出的0.5%左右。(25)9月18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再度指出，美国最新一轮关税给中国经济增长造成不到0.5%的降幅，特朗普误判了中国的决心和实力。(26)10月25日，在特朗普发起新一轮关税战之后，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在英国伦敦发布研究报告认为，“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有限，但应高度关注贸易摩擦对以制造业出口为导向的民间投资所产生的负面冲击。”(27)如果说中国经济在体量比较小的时候，容易受到国际经济摩擦的影响，那么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甚至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已居世界第一时，更重要的因素显然是国内决策和国内经济基础。

　　当然，并非所有经济学家都忽视中美贸易战背后的政治动因。2018年夏季，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晓的一篇演讲在微信平台上引起广泛关注。李晓提醒大家，在中美贸易战中有几个基本事实需要牢记：第一，中国对美国市场比较依赖。第二，中国对美国制造业以及新技术的依赖更多，更为重要的是，要考虑到中国经济本身对“美元体系”的依赖。由于对中美贸易战的认识建立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这一基础上，李晓强调，美国的目标不仅是“中国制造2025”，更可能是迫使我国做出更大让步，开放货币金融领域。李晓认为，中美最终将走向制度竞争，即哪一种体制机制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发展。(28)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中美贸易战还远未到争霸战的地步。按照上述逻辑推理，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美最终仍将走向制度之战，或者说走上由经济增长引发的权力竞争，但即便如此，这一结果也与中美贸易战的关联性不大。当然，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经济学家对国际政治和中美关系本质的理解是否准确。李晓教授在该演讲中认为，“国际政治竞争不是‘正和游戏’，而是‘零和游戏’……世界上最强大的霸权国家已经公开把中国当成了最主要的对手，在和平时期利用经济战的手段发起了对中国的全面遏制和攻击。”显然，在国际关系学界看来，把所有的国际政治竞争归结为零和游戏难免以偏概全，而且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对于美国是否全面遏制中国也有不同的看法。中国经济理论界对中美贸易摩擦关系的研究有可能并不充分，因为对政治动因和政治结果考虑过少。事实上，后文将进一步表明，美国不同群体对中美贸易关系的关注点是非常不同的，中下层关注就业、精英层关注权力差距，这一差异是今天我们在认识中美贸易战时的一个重要背景。

　　在中美关系性质演变的进程中，权力的定义与衡量是一个难题。大多数讨论权力转移的文献过分重视物质力量，忽视了权力本身是社会建构这一事实。如果只重视物质力量，中国崛起形成的挑战将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29)有的学者则从美国对日本施加影响力的角度出发，特别是美国借口驻军问题压制党政权，来显示有关东亚权力转移的说法言过其实。(30)也有学者从权力和能力两者不一定匹配的角度出发，区分关系型权力(relational power)和生产性权力(productive power)，认为虽然中国的能力在不断增加、在某些领域的权力也增大了，但并不能说已经发生了权力转移。(31)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对能力的分析长期占据主流位置，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有大量的论述，并且以物质力量作为大国关系变化的基础，然而，在对意图进行研判时，多数理论立足于假设，而不是事实。比如，进攻性现实主义假定安全困境始终存在，因而国家始终要拓展权力才能保障本国安全，而防御性现实主义假定国家之间存在合作的可能性，意图可以是善意的，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同样有悲观和乐观的不同分类。(32)但是，即便是较为积极的自由主义理论，比如相互依赖导致和平的传统说法，似乎也无法用于分析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的依赖度一直在上升，但中美的摩擦和冲突也在不断加剧。日本主流媒体《日经新闻》甚至认为，中美贸易战标志着中美走入了技术争霸战。(33)有的观点甚至认为，中美存在陷入“新型冷战”的重大风险。(34)新近的理论研究认为，在推导贸易的发展前景时，对未来持有何种预期至关重要。例如，戴尔·科普兰认为，如果国家期望互利性贸易可以持续下去，那么相互依赖是可以促进和平的，如果有一方认为这种贸易持续下去将导致本国更为脆弱，那么有可能推动战争。(35)如果要避免中美关系走向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我们不仅要深入分析中美实力地位的转换，同时也要判断美国是否已经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对华恐惧？2018年10月31日，美国保守派网站《国家利益》发表的一篇分析却认为，并不存在明显的理由认为中国试图替代美国、称霸世界，美国对华恐惧臆测成分居多。(36)

　　最近几年中美讨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是如何测度中美彼此的战略意图。大国之间能否预期对方的意图？理论上对此有两种回答，一种认为不能，大国之间的行为主要基于权力计算。但另一种认为是可能的，如果国家只是基于权力计算行事，那么美国的物质力量远大于其他国家，将会促使别的国家联合起来平衡它，然而欧洲国家就没有把美国当作威胁，并没有制衡美国，关键在于欧洲国家有足够的信息把握美国的意图。无法把握预期论者则认为，国家是高度不确定的，很难估算别国的意图，因此竞争和合作是不平衡的，竞争成为常规性现象，而合作则是稀少的。大国通常根据对方的意识形态来猜测意图，如果是相同的意识形态则是和平性的，如果意识形态不同，则是进攻性的。如果假设大国之间不可能把握彼此的意图，那么中美关系未来必然是激烈的安全竞争。(37)这种推理也如上文一样，建立在假设而不是全部事实的基础上。中国学者的一些研究认为，中美双方要面对中美之间的结构性问题，但同时也要防止对其过度强调可能令中美关系滑入“修昔底德陷阱”。中美之间可以和平与相互依赖为基础，深化各层次各领域的沟通交流，并且充分发挥的作用，以缓解战略互疑和推动建立战略互信。(38)

　　中外在描述国家间关系时使用的词汇略有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我们理解国家间关系性质的难度。例如，竞争与合作关系、敌人或者朋友都是媒体上最为常见的词汇。而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用联盟、盟友表示关系最为紧密、亲近的一种国家间关系，同时也使用敌人表示最险恶的一种关系。处于这两者之间的，从亲密往险恶依次排列，我们可以分出合作伙伴、竞争者以及对手等三种类型。21世纪以来，中国对外关系中最显著的一个特征是用伙伴关系中不同的前缀词，来界定中国与对象国关系的性质，从而给人一种关系远近的印象。但正如门洪华和刘笑阳所指出的，中国的伙伴关系战略存在地位不清晰、成效不确定和层次不分明等问题。(39)问题还在于，研究者在描述关系从某种状态转向另一种状态时，很少给出明确的界限或者说量化的分析。例如，2012年，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和漆海霞博士曾用“假朋友”来描述中美关系，并认为中美之间竞争大于合作的趋势将不断加强，但在中美双方决定放弃假朋友策略之前，特别是2015年之前，中美之间还不是冷战。(40)国际关系本身充满真与假的信息，外交辞令也是虚实交错，国家之间相互利用的现象也很普遍，用“假朋友”概括和描述国家间关系，能为下一步行动提供指南吗？

　　因而，人们希望借助数量化分析来界定国家间关系的性质，比如，双方的往来频度是常见的一种变量，交往越频繁，越被认为是两国政治关系紧密的象征。在经济关系上，通常使用贸易、投资以及货币的数量变化来比较不同国家的一组关系。在冷战时期，这种方法很有用。例如，1953-1971年间，中美之间不存在贸易，1959年古巴之后，古巴的贸易从美国转向了苏联。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此做出了很好的解释，这一理论认为，国家间经济关系的多寡是由政治关系决定的，贸易投资水平跟着政治关系走。(41)沿着传统现实主义的脉络，一些理论家认为，盟友之间的贸易要多于非盟友之间的贸易，(42)也就是说，在现实主义看来，国家间关系的性质将极大地影响国家间的经济往来。

　　对现实主义来说，反过来，这一逻辑也成立。经济关系下降也会被用来推断国家间政治关系的恶化，比如经济制裁、贸易摩擦、限制等将导致国家间关系恶化。2018年4月以来，中美贸易战逐步加剧，最主要表现在特朗普政府施加关税的额度从500亿增至2000亿美元。很多中国学者据此认为，中美关系的性质已经发生重大转变。一方面，美国特朗普政府在首份《战略》报告中将中国与俄罗斯、伊朗等列为“修正主义国家”，其中33次提到中国、25次提到俄罗斯，中国被进一步界定为“战略竞争者”。在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的情况下，美国一些甚至认为，中美正在进入“新冷战”。这主要有两个基本含义，第一是指政治、安全竞争将超越经济关系，主导中美关系发展。第二，这种政治安全关系主要是负面的。2018年1月19日，美国防长詹姆斯·马蒂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国防战略》报告发表演讲时就重点提及，这不仅仅是美国的国防战略，而且是一份美国战略报告。尤为重要的是，马蒂斯认为，“强国竞争，而不是恐怖主义，现在是美国的首要关注点。”(43)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美方使用“新冷战”一词时，最开始是用来描述美国与伊朗、美国与俄罗斯、美国与中东的关系。2016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比较早地用“新冷战”描述美俄的核武器竞争。(44)2018年10月，随着沙特记者在土耳其使馆出事，美国的表态让很多人觉得特朗普还有其他动机，有的分析人士表示，特朗普正在中东发动一场“新冷战”，以拉住沙特对付伊朗。(45)中国也有学者提出中美即将进入“新冷战”，但原因并不是中美贸易摩擦，而是其他重大的标志性事件，如郑永年教授就认为美朝会晤标志着中美新冷战的起点。(46)此外，我们也要正确看待美国战略报告。事实上，自1987年里根公布第一份战略报告以来，除了克林顿时期，一般每任总统在一届任期都只公布一份战略报告。对于特朗普的这份报告，美国国会研究局认为其实施的可能性较低。许多评论家早就认为，美国战略报告界定的战略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战略，因为历届美国政府的这类报告，通常难以使国家目标的任务与资源相匹配。特朗普政府的这份报告也不例外，因为除了列出一些任务之外，报告并没有很好地指出美国应如何提供相应的资源以实现这些目标。(47)有学者在比较历届美国政府的战略报告后指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在本质上与奥巴马时期并没有特别的不同，只是在表现形式上存在差异。”(48)

　　在很长时间内，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通常都是欢迎一个繁荣、和平与稳定的中国。2015年2月，奥巴马政府发布第二份战略报告，重申“欢迎一个稳定、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崛起”。(49)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这种表述大为减少，这也导致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的基调变了，但美国政府的相关政策表述仍有不少是积极的。2018年10月16日，据彭博社报道，美国防长詹姆斯·马蒂斯表示，美国“并不试图遏制中国”，仍将尽一切可能合作。(50)

　　从上述相关资料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推断，如果说存在一种“新冷战”的话，那么也不完全是由中美关系恶化首先挑起的。更为重要的是，从特朗普的施政重心来看，很难说中美关系在特朗普的对外政策中占据着如同当年美苏关系那样的压倒性地位。更合理的一个推断是，美国正在大幅度调整以往的战略，不仅是国内，也包括国际，其中虽然包括中美关系，但似乎并不完全局限于中美关系，这是我们在讨论当前中美关系以及国际局势时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性质。

　　尽管2018年各类媒体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报道大幅增多，但也有不少人怀疑他们的认识是否都建立在严格的学理基础上。前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署署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思义认为，“中国部分媒体对特朗普政府的本质存在误读”。(51)在后时代，媒体的力量是巨大的，媒体的言论也可以影响特朗普的决策，不少西方媒体认为特朗普误判了中国在贸易战上的决心，也高估了关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有关贸易摩擦和贸易战的多数研究通常认为，判断贸易战成败与否的主要依据是政治标准，而不是经济利益的得失，目前的分歧主要是如何研判特朗普以及特朗普政府的意图。比如一种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特朗普政府是由商人和军人构成的政府，因而比较强硬，且具有交易的本性。(52)但是，这种观点忽视了传统上美人一直受控于文官体系、从来没有发生过军事，也不是如同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政府实质上由军队控制。与此观点相悖的现象是，特朗普团队不断与军人发生至少言论上的冲突。例如，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本人就重视捍卫美国对北约盟国的防御承诺，而且极力主张压制俄罗斯，这一点与特朗普有很大的不同。而且，美国媒体近期一度传出特朗普要解雇马蒂斯，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马蒂斯“有点像党人”。(53)因此，特朗普政府中虽有大量军人，但是两者不能等量齐观。

　　让中国人感到困惑的是，我们怎么区分特朗普本人的看法与特朗普政府的看法及其政策。一般而言，在国际关系领域，我们倾向于将政府的政策作为国家利益的核心表达，这一点至少从汉斯·摩根索就已经如此了。(54)20世纪60年代，经过经济学界特别是公共选择学派的研究，美国社会对共识如何达成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美国政府的政策通常被认为代表了国家利益。(55)到70年代后期，国际关系学者克拉斯纳提出国家主义学说，即国家有着自身独特利益，并不简单是多元主义的汇聚。(56)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海伦·米尔纳的研究认为，即便是多元主义的利益集团博弈，美国的国家政策也最终体现了各利益集团的共同利益。米尔纳论证了制度可以有效协调不同的利益分歧，并产生一种有利于全民的国家利益判断和认知，并且在政策上将推动国家利益的拓展。(57)经过这些学者的研究和论证，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政府通常认为，通过选举产生的美国总统所出台的政策一般服务于美国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但是，特朗普发出的信号通常是混合型的，与以往历届总统政策通常代表美国整体利益有所不同，这给我们判断美国政府的意图以及政策落地的可能性造成了困惑。一方面，特朗普本人经常通过新媒体发布一些个人观感，由于身处美国总统这一位置，这些言论对市场信心和行为也有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特朗普上任以来的确在兑现竞选时的承诺，不确定的只是他什么时候推出相应举措、会坚持多久。与之前的美国历届政府不同，我们差不多要时刻准备应付特朗普的政策变化。以往我们都会将美国总统说的话当作是板上钉钉的政策前兆，这在国际社会已是常识，因为一国最高政治说的话通常是算数的，国际法也认为的话有法律效力。那么，与以前的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到底是一种性还是延续性的变化？这一问题是理解美国政府针对中国的贸易战的一个重要前提。如果说美国正在发动一场针对中国的新冷战，那么对美国来说，最佳的策略是联合盟友，显然，目前特朗普并没有这样做。相反，美国正大幅度从自由国际主义后退，亨利·瑙据此将特朗普的政策命名为“保守国际主义”，用现实主义的手段和民族主义的方式实现改革国际体系的目标。(58)因此，我们要从多元角度、比较视野理解美国的贸易政策变化。

　　首先，尽管从金额上看中美贸易战规模庞大，但美国经贸重心还是在发达经济体。8月23日，中美双方各自对对方价值16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征收25%关税，9月继续追加到2000亿美元，而在此之前，美国盟友对从美进口商品征税金额大概不超过200亿美元。其中，加拿大7月初宣布的额度大约是130亿美元，欧盟不足40亿美元，日本具体金额没有公布，但数额并不大。从实际利益来看，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北美和欧洲，亚太地区的西太平洋一侧占比不太高，略接近20%，其中中国为10%。按照美国商务部的统计，2017年欧洲占美国总出口的26.9%，从欧洲进口占美国总进口的25.5%。(59)从直接投资来看，目前美国企业在海外有6.5万亿美元存量，在亚太地区的西太平洋、南太平洋一侧大概是8000亿，其中4000多亿在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如果特朗普真的想从贸易和投资方面，也就是说从对外经济方面调整美国经济格局，那么重心也不应该在西太平洋这一侧。

　　其次，美国对传统盟友实施了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主义，迫使发达经济体调整区域化发展方向。2018年7月17日，经过18轮谈判，《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签署，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特朗普保护主义的一种应对策略，欧日均表示将继续坚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这与美国的姿态有明显差别。协定预计于2019年初生效，未来15年，欧盟和日本将大幅降低关税，届时零关税产品覆盖面分别达到99%和96%。在欧日经贸机制调整之后，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的贸易机制也完成调整。9月30日，在经过13个月的重新谈判后，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决定缔结美墨加贸易协定(USMCA)，预计2019年初生效。USMCA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了补充和调整，特别是在原产地原则、市场准入、知识产权和劳工等方面照顾了美国中下层的利益。这一协定中引发争议的一项条款是所谓“毒丸条款”，规定成员国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缔结贸易协定时，须事先通报并提供文本分析，不过，加拿大和墨西哥政府均表示，这一协定不会损害其他国家的正当利益。(60)

　　再次，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其政策目标是相互冲突的，并不能获得最大化的整体利益。比如，在中国普遍流行的观点是，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主要针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美国要保持霸主地位，因而处心积虑打压处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位置的中国。然而，这两个目标本身是相互冲突的，美国民众之所以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重要原因在于其工作被转移了，而推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正是美国跨国公司。也就是说，如果美国想继续维持技术霸权，跨国公司还将继续在全球范围调配资源，而这并不利于美国中下层。布鲁金斯学会在4月份和6月份的报告中指出，特朗普的贸易战牵涉面太大，将严重影响美国与盟友的关系，削弱美国的主导地位。(61)在更为微观一些的目标上，特朗普的政策也相互矛盾。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8月15日发布的一份分析简报认为，特朗普针对墨西哥的保护主义政策，是希望将美国对墨西哥的投资拉回美国，而针对中国欠缺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批评，一旦中国真的兑现了，则会进一步改善中国的营商环境，反而会促进美国企业对中国的投资。(62)显然，一个是希望减少对外国的直接投资，另一个的效果却是增加对外国的直接投资，特朗普到底想要哪一个？

　　实际上，我们观察到的混乱的情况正反映现阶段美国政治经济的特点，不是现实违背了我们之前熟悉的理论模型，而是之前我们广泛接受的一些理论模型出了问题。对于拥有高强竞争力的白人精英来说，自由贸易理论自然没有问题，在精英主导政权之时，自由贸易收益可以被当成是整体国家利益。但美国特色全球化的国内再分配却出了问题，由此导致发达国家内部反对传统自由贸易的民粹主义政治势力抬头，这些人并不认同所谓的国家整体利益。更为罕见的是，一些因全球化而家庭财政破产的美国中下层，竟然得到了美国总统的关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竟然不那么全心全意地为资本服务。同样，很多习惯于接受美国白人精英构建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的人，也没有预料到特朗普能当选总统，例如，2016年9月，日本首相安倍赴南美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在他顺访纽约时与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会面超出1小时，但安倍及其团队根本就没有安排会见特朗普。

　　因此，在观察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时，有一些之前我们熟悉的前提或者假定需要改变。第一，以前的美国总统从来没有把贸易赤字作为对外经济政策的核心，但特朗普本人对此极为认真。第二，以前的美国总统从来都认为美国是不可或缺的国家，美国注定领导世界，因而对国际力量变革相当敏感，但特朗普却认为国内问题是第一位的、国际问题处于第二位，美国国内中下阶层利益而不是美国跨国阶层的利益应该优先考虑。罗伯特·基欧汉等人认为，“过去两年来，很清楚的一点是，以往有关美国该如何扮演领导角色的辩论错失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即如今关键的对外政策挑战甚少来自于国家之间，而更多是来自于国家内部。”(63)我们长期以来忽视了美国中下层对美国政治经济以及对外政策的影响，只关注跨国阶层对美国政治经济以及对外政策的主导。第三，以前的美国总统善于说谎，主要是在选举前和选举后政策不一致。正如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所表明的，美国政治家说的话很多时候不可信，特别是选举前和选举后。(64)但特朗普在选举前和选举后说的话，越来越表现出一致性，这不得不引起注意。也就是说，特朗普代表的“民粹主义”(或民本主义)势力，已经导致以竞选为主要目标的美国政治家必须争取兑现诺言。第四，以前的美国总统在推出国际政策时，基本上摆平了内部的不同意见，但特朗普通常摆不平，而且他似乎也不是很在意这种不同意见，一个例证就是政府内部的关键岗位还会缺人，一些驻外使馆严重缺人。(65)这种情况导致特朗普对国际问题更有可能产生错误认知，政策落地程度大幅缩水。第五，以前美国总统基本支持自由贸易，但现在特朗普是模糊的。比如，虽然他与欧盟继续谈判自由贸易协定，但集中在非关税壁垒。就平均关税而言，欧盟对美国是6.4%，美国对欧盟是2.3%。特朗普在2018年6月于加拿大举行的G7会议上提议将七国集团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和壁垒降为零，但同时又对盟友实施钢铁和铝产品关税，夹杂着大量的贸易保护主义成分。(66)之所以说特朗普的政策是混合型的，其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利益基础已经分化，特别是美国民众对利益基础的认知发生了很大变化。

　　中美关系的性质处于不确定性当中，还未到霸权之争的时刻。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目标大幅提升了国内议题的权重，而显著降低了国际目标权重，很多时候国际政策成了服务国内目标的手段。中国政府尽管提升了国际目标的权重，但仍然将国内发展视作核心任务。中美贸易发展既不是中国权力增长的主要来源，也不是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的原因。特朗普政府将贸易视作国内调整的首要手段，也难以实现其目标。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而美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也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中美两国以及深嵌在国际经济关系之中的其他国家都面临战略的重新选择。前文的分析表明，在全球化时代讨论中美关系，以及中美与其他国家的复杂相互依存关系，需要新的理论视角和基于事实的分析，至少以下四点判断值得继续深入研究。

　　第一，美国特朗普政府要完全扭转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趋势需要比中国花费更长的时间。与美国只是从最近才开始纠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同，中国在这方面积累的经验更见成效，而且中国早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就推出了“一带一路”，主张包容性、普惠性的全球化。按照中国的话语，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来就不是按照“华盛顿共识”推进的，中国的制度也保证了公有制以及共同富裕等意识形态要求，不可能让资本无节制发展。从效果来看，中国已经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以人均收入衡量，中国人整体生活水平比20世纪80年代初提高了8倍，而美国人平均而言变化并不大，甚至一部分中产阶级丧失了信心，认为美国梦已经破产。在提高中下层收入水平包括减贫等方面，中国取得了迄今人类社会最大的成就，不仅超过美国，也比历史上其他国家取得的成绩好。

　　第二，通过贸易战方式服务于美国国内就业效果不会太好。一方面，美国的资本家难以完全服从特朗普的意志。美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来源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全球性资源分配如果拉回到美国本土，调整成本需要时间。对于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产业回来并不意味着就业能回来，比如用机器人代替工人。另一方面，美国如果要调整跨国公司利益，则意味着要大幅度调整其与传统的北美、欧洲国家间的关系，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工资差额如果持续扩大，那么非法移民问题就难以解决。

　　第三，美国打击中国高技术产业与恢复美国就业存在内在矛盾。按照多数国际贸易经济学家的统计分析，美国就业消失的主要根源是技术进步，国际贸易大体上占比不到20%。(75)如果美国继续维持技术霸权地位，那么美国中下层就业就不可能恢复。也就是说，美国与中国的技术差距越大，美国包括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就越有动力将产业转移到中国以及其他制造业国家，美国国内的就业就越不可能恢复。在对华问题上，增加美国国内就业和维持美国公司的技术优势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如果中美之间的技术差距拉大，中国也没有动力往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周边国家更不会欢迎这种局面，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中美技术差距缩小有利于他们的发展。

　　第四，分析各国的经济战略选择，需要更加重视以人均GDP衡量的发展水平。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与美国关系更好，更依赖于美国，他们也是中国在政治经济上较难争取的对象，对中国的倡议和政策支持难免三心二意。在美国与东亚的经贸关系中存在一个规律性现象，即美国公司直接投资较多的国家，也都是美国的贸易顺差国，如美国对加拿大、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都是贸易顺差。因此，特朗普贸易战的一个对象是跨国公司投资还不够多的国家，即进一步打开新兴市场的大门，让美国公司投资还不多的国家进一步开放国门，在这一点上，特朗普政府与跨国公司存在利益一致性。但在对美国就业至关重要的国家，特朗普必须打压跨国公司。只有同时调整投资和贸易关系，才能真正对美国经济本身进行再平衡。在东亚地区，美国投资较少的国家，往往也是贸易较少的国家。但中国是个例外，这意味着中国更深远地融入了全球经济，也表明中国有比其他国家更为广泛的贸易投资联系。

　　总的来看，中美两国都在调整适应新型全球化，也都在深化国内改革，但由于发展阶段不同，两国在国际经济政策上表现出了不同的诉求，这种要求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推动力，本质上并不是争夺霸权。在新全球化时代，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控制和主导所有产业，更不可能控制其他国家的命运，人们需要适应新时代，用新的观念看待局势的变化。周边经济体更喜欢一个开放的、收入不断上升的中国，而不是让跨国公司回国的美国。一旦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转向主要照应国内利益，对地区国家的影响力将显著下降。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全球化和经济区域化都将面临一场深度调整。

　　③张宇燕、冯维江：《从“接触”到“规锁”：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第7期。

　　⑤杨美：《巴罗：贸易摩擦将对全球经济构成威胁》，《期货日报》，2018年9月10日，第2版。

　　⑦谢建国：《经济影响、政治分歧与制度摩擦——美国对华贸易反倾销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06年第12期；于铁流、李秉祥：《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及其解决对策》，《管理世界》，2004年第9期。

　　⑧曾铮、张路路：《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的界定——基于中国制造业贸易附加值的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08年第1期；周茂荣、杜莉：《中国与美国货物贸易互补型的实证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06年第9期。

　　⑨柳剑平、张兴泉：《产业内贸易、产业结构差异与中美贸易摩擦》，《经济评论》，2009年第4期，第27—32页。

　　(16)《加强全球税收合作，打击国际逃避税——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张志勇答记者问》，2014年12月1日，。

　　(22)参见罗伯特·卡根：《美国缔造的世界》，刘若楠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56—157页。使用美国农业部数据的其他重要学者包括大卫·兰普顿和布热津斯基。在评估中美经济实力对比时使用不同数据来源的差异，可参考钟飞腾：《超越地位之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国际秩序》，《外交评论》，2015年第6期，第86—91页。

　　(2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2018年9月24日，新华网，。

　　(24)《发改委发言人：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运行影响有限》，人民网财经频道，2018年4月18日，。

　　(27)《厦大在英发布报告：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影响有限》，中国日报网，2018年10月26日，。

　　(38)崔立如：《管理战略竞争：中美新关系格局的挑战》，《美国研究》，2016年第2期，第9—17页；李永成：《战略意图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外交评论》，2013年第5期，第19—38页。

　　(39)门洪华、刘笑阳：《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65—95页。

　　(40)阎学通、漆海霞：《中美竞争前景：假朋友而非新冷战》，《国际政治科学》，2012年第3期，第1—23页。

　　(48)郭艳琴：《美国战略报告与对华政策：文本解读与分析》，《当代美国评论》，2018年第2期，第47页。

　　(51)罗思义：《为什么中国有些人误判了与特朗普的贸易战？》，重阳网，2018年8月24日，。

　　(52)刁大明：《特朗普政府对外决策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外交评论》，2017年第2期，第65—84页。

　　(59)钟飞腾：《在特朗普贸易大棒压力下，欧洲转向亚洲》，《21世纪经济报道》，2018年7月17日，第4版。

　　(60)《2018年10月15日外交部发言人陆慷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2018年10月15日，。

　　(68)相关文献回顾可参考钟飞腾：《霸权稳定论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4期，第109—122页。

　　(69)钟飞腾：《中国周边经济形势》，载祁怀高主编：《中国周边外交研究报告(2016-2017)》，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第39页。

　　(72)钟飞腾：《西方保守主义的政治经济起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7月31日，第1版；谢韬：《只有摧毁美国才能拯救美国？——论特朗普的政治理念根源》，《当代世界》，2018年第8期，第47—50页。

　　(73)约瑟夫·G.马奥尼：《美国价值观发生了民粹主义转向？——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张永红译，《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7期，第7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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