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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经济学正在“找回国际政治”本站

　　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学开始“找回国际政治”，在国际权力、国际制度与国际秩序这些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上提出了新的洞见，从而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权力理论。国际权力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范畴之一，更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范畴。作为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性理论，罗伯特·吉尔平的霸权稳定理论就将国际权力分配作为自变量，将国际经济体系的开放程度作为因变量。

　　在国际权力的关系性界定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位开拓者苏珊·斯特兰奇走在了时代前列。她将国际政治经济中的权力分为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但由于缺少操作化定义，斯特兰奇的上述概念长期“叫好不叫座”。随着对“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反思，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国际权力的考察和分析取得了新的进展。

　　国际政治经济学基于其情境的多样化丰富了国际权力的形式，例如，货币权力、市场权力、评级权力等。通过运用经济学等相关学科中比较成熟的测量方法，国际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跨国经济网络所孕育或提供介质的国际权力，比如国家在全球和区域价值链中获得的结构性权力。随着全球或区域生产网络的形成，在生产网络中拥有更密集连线的中心节点将会以结构为介质间接作用于特定行为体的方式来达成改变其行为的目标。在投入产出的分析框架下基于相关数据考察国家在全球或区域价值链中的位置，不但可以说明特定国家国际权力的来源，而且可以显示全球或区域格局的基本特征。

　　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制度理论。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开拓者之一，罗伯特·基欧汉提出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新自由制度主义聚焦于国际制度，从而弥补了传统自由主义理论的这一缺失。就此而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推动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成型，这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最突出贡献。

　　在基欧汉的引领下，新自由制度主义基于信息的视角论证了国际制度在降低交易成本上的作用，但忽略了政治生活中更为核心的分配问题。斯蒂芬·克拉斯纳很早就发现了这一问题，他强调国家间权力分配影响了国际制度的产生和性质，进而影响了国家在国际合作中的报偿。

　　在任何政治体系中，权力分配都是制度的基本功能之一。国际制度也不例外，它为某些国家设置了特权而将另一些国家置于服从的地位，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制度的研究对此已给予了充分的展示。这种“权力差距”甚至在一国加入国际制度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比如在国家偏好不一致的情况下，获利者在失利者不合作的情况下仍然能够通过国际制度的创设实现相比于其初始状态更多的报偿，而失利者如果不加入国际制度将会导致相比于其初始状态更少的报偿，从而使失利者不得不卷入这一国际制度中。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些研究发现有利于显示国际制度的“权力面孔”。

　　基于国际制度的分配效应，大国可将国际制度作为其战略竞争的工具，国际制度竞争成为大国竞争的新舞台。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竞争性多边主义和现实制度主义都以国际制度竞争作为研究对象。竞争性多边主义是国家在对现有多边制度不满意的情况下，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多边制度或建立新多边制度的决策。现实制度主义提出国际制度竞争既是制度主导国之间的权力竞争，也是主导国提供公品的能力竞争，还是国际制度本身结构合理性的竞争。

　　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秩序理论。与变动不居的国际权力和层出不穷的国际制度相比，国际秩序在很长的历史阶段内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往往在其危机与转型时期才会引起国际关系学者的集中关注。在危机与转型发生之前，只有少许学者能够透视国际秩序这个更为宏观的大问题，罗伯特·考克斯就是其中一位。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早期开拓者之一，考克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来阐述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历史集团、国家形式与世界秩序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世界秩序的结构由国家和生产的形式所决定，但世界秩序确立后反过来会为某种国家和生产形式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考克斯的“批判理论”与主导性的世界秩序保持距离并追问这一秩序从何而来，显然与开放经济政治学这种将现有秩序视为给定的“问题解决理论”大异其趣。不过，面对主导当今世界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深刻危机，开放经济政治学也并非无动于衷。曾为开放经济政治学奠基的罗纳德·罗戈夫斯基近期就提出，从全球化的分配效应入手来研究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临的威胁。

　　鉴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危机在当下集中表现为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剖析这场危机的根源上具有显著的学科优势。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充裕要素所有者成为全球化的获利者，稀缺要素所有者成为全球化的失利者。在发达国家，作为充裕要素所有者的高科技产业及金融资本和高技能工人支持自由贸易和欢迎移民，作为稀缺要素所有者的低技能工人支持贸易保护和反对移民。由于要素在特定区域的集聚，制造业带、远离中心城区的郊区和人口规模较小的城市选民就会在选举中将选票投给民粹主义政党或候选人，从而掀起了逆全球化浪潮。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上述研究揭示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维持与动荡的微观机制。

　　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相对于被视为“高政治”的国际安全问题，被视为“低政治”的国际经济问题更晚被纳入国际关系的学科框架。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政治经济学只能接受基于国际安全研究确立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基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可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作出独特贡献。在国际权力理论上，国际政治经济学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华尔兹式的“权力即实力”窠臼，为国际权力的关系性提供了不同情境中的类型化以及相应的实证基础。在国际制度理论上，国际政治经济学为探讨国际制度中的信息和权力分配与国际制度间的竞争提供了思想源头和现实支撑。在国际秩序理论上，国际政治经济学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安排及其后果提供了逻辑论证和经验检验。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50年的发展历程上看，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可以分为“融入国际政治”“偏离国际政治”“找回国际政治”三个阶段。“融入国际政治”的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聚焦国际体系的权力、制度和秩序等宏观问题，而“偏离国际政治”的开放经济政治学强调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微观基础。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国际权力、国际制度和国际秩序上的研究进展表明，“找回国际政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兼具两者之长，即在微观基础上探索宏观问题。今后国际政治经济学如在微观和宏观相互作用的探索上取得更多进展，将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本站　　中国经济网专栏作者乔瑞庆认为，今后一段时间，金融机构应继续加大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力度，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与相关部门齐心协力，推动一揽子政策尽快落地，发挥好稳住经济和助企纾困的政策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