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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连波：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最新进展与启示本站

　　2019年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在总论方面，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价值和研究方法；在经典理论研究方面，推进了价值与剥削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金融资本与帝国主义理论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方面，围绕新自由主义批判、金融化、收入分配、数字资本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展开了研究；最后，开展了社会主义与反资本主义斗争研究。与前几年相比，2019年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体特点是纯理论性研究减少，现实问题研究增多，而且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和探索反抗策略与社会主义道路的文章大量增加。2019年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有：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关注劳动剥削与资本积累动态，从整体性视角出发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以及加强话语权建设和坚定“四个自信”。

　　本文旨在系统梳理2019年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展，总结2019年的研究特点与原因，以及分析其借鉴意义。需要说明的是，为了真实反映国外研究状况，本文并未采取先确定文章框架再检索所需文献的做法，而是对近二十本国外相关杂志2019年全年发表的论文进行了分类和筛选。这些杂志包括《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每月评论》《科学与社会》《批判社会学》《批判》《剑桥经济学杂志》《新左派评论》《新政治经济学》《重思马克思主义》《国际批判思想》《激进哲学》《竞争与变革》《日本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杂志》《社会主义与》《经济与社会》《社会经济评论》。虽然这样处理可能会遗漏许多文章，但优点是能够客观反映国外研究状况，避免主观划定了国外研究范围。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认为，如果离开了马克思，我们就不可能深刻理解当代世界。[1]马克思最主要的著作《资本论》，提供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如何根本不同于早期社会形态的科学分析。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一直都是全球性的，必然会征服整个世界。这个观点启发阿明提出了不平衡发展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使其必然会爆发系统性经济危机。面对危机，社会变革既有可能走向，也有可能选择衰败。阿明认为，马克思从未仅仅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而是考察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维度，认为价值规律不仅调节着资本积累，而且支配着现代文明的一切方面。这种独特的视角使马克思第一次科学分析了社会关系与人类学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已经将“生态”纳入到了自己的分析之中，这在一个世纪后才被人们重新发现。马克思使还我们认识到，主义不是一种新的和更先进的生产方式，而是人类文明的更高阶段，但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仍然是漫长的。

　　近年来，《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等主流媒体纷纷发表文章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并宣称“马克思是对的”“马克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萨瓦斯·马察斯（Savvas Matsas）认为，一直将马克思视为敌人的资产阶级主流媒体之所以对其大加赞扬，是因为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证明了马克思的预测，即资本主义具有自我毁灭的内在趋势。[2]马克思的反对者承认了他的先见之明，但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历史性失败，而非真正理解了马克思及其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与限制。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在十年之后仍未结束，而且仍然以新的更有破坏力的经济、政治和地缘政治爆炸威胁着世界。资产阶级经济学不但无法解释过去，而且不能理解当前。在此背景下，已经觉察到危险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分析，他们认识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诊断已经得到了经验证明。

　　在最近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基础上，本·法因（Ben Fine）重新考察了马克思地租理论的时代价值。[3]法因认为，由于以下几个原因，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第一，从方法、概念和理论来看，马克思的地租理论是其政治经济学整体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具体说来，马克思通过资本有机构成考察地租问题的做法，与他的劳动过程理论、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价值转变为生产价格的理论和平均利润率理论等保持了一致。第二，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不是一个适用于一切情形的、关于地租的一般理论。第三，新自由主义下的经济、社会再生产与重构都直接或间接地由金融化所支撑，而土地所有权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因认为，马克思的土地所有权理论不只是一个关于地租数量的技术说明，建立在任意的假设基础上，从而具有有限的适用性。相反，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代的积累形式如何附着于土地、商品和服务的金融化，并且支撑了经济、社会和物质再生产，后者影响了从环境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

　　保罗·斯塔西（Paul Stasi）通过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文本分析，重新考察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1]斯塔西指出，资本对于马克思的意义，相当于世界精神对于黑格尔的意义。马克思将黑格尔颠倒过来的方式是指出资本逻辑的展开如何创造出了一系列真实世界的规定性，并形成了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斯塔西通过考察马克思的研究方法，追踪了《大纲》中的一些思维线索。斯塔西认为，马克思对剩余概念的理解经历了辩证转换——从剩余价值到剩余劳动再到允许从事资本批判的休闲时间，表明资本内在规律的展开如何既产生了真实世界贫困化的条件，也创造了解放的潜能。斯塔西指出，《大纲》是《资本论》的一些核心概念的笔记，主要是抽象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这些概念在《大纲》中并未得到充分阐述。同时，很明显，《大纲》充满了许多深刻的见解，总体上与马克思的成熟作品保持一致。《大纲》深受黑格尔的影响，而马克思的许多成熟著作倾向于抹除它的痕迹。

　　理查德·韦斯特拉（Richard Westra）认为，罗伊·巴斯卡（Roy Bhaskar）所创立的批判实在论能够极大启发马克思主义研究。[2]然而，巴斯卡理论的核心原则并未被关注批判实在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充分吸收。如果能够恰当地理解这些原则，我们就会发现有必要在不同于传统形式的基础上重建马克思的文本。韦斯特拉认为，巴斯卡提出的三个主要的科学原则对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在理论构建中恢复本体论，社会科学是真正科学（capital-S science），以及详细说明了作为科学发现策略的逆推法。韦斯特拉就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三个长期存在和相互关联的问题，考察了这三个原则。第一个问题是经济理论的可理解性，第二个问题是《资本论》辩证结构的基本原理，第三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的认知序列（cognitive sequence）的社会科学含义。韦斯特拉认为，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宇野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建符合巴斯卡基本的科学评判标准，因此增强了马克思著作的科学性。

　　过去三十多年，随着批判理论的复兴，学界对于尼采的看法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一些左派学者开始对尼采持赞赏态度。在此背景下，《批判社会学》杂志发表了一组论文，讨论尼采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以及将二者结合起来的可能性。斯坦利·阿罗诺维茨（Stanley Aronowitz）认为，尼采之所以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在于20世纪60年代的批判理论很少持乐观态度，但从20世纪70年始学者们想要重新恢复希望，而尼采的乐观主义能为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批判理论家提供希望。[3]例如，布洛赫就是最早开始关注尼采的批判理论家之一，在其《希望原理》中阐述了希望哲学。伊沙·兰达（Ishay Landa）认为，马克思和尼采在对现代性问题的认识上有许多共同之处，尼采并非主要关注道德和文化问题，马克思也并非仅仅集中于经济基础。[4]尼采的整个文化概念基于以下敏锐的认识——经济基础在支撑一切文化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相反，马克思则深切关注文明的命运。在这个方面，马克思和尼采的观点存在一致。他们的不一致之处在于社会视角不同——马克思预见了阶级对立在未来社会的消失，尼采则坚决反对这种结果。兰达认为，只有将马克思的“社会个体”概念和尼采对于“最后的人”的描述结合起来，才能准确理解它们的含义。加里·耶里森（Gary Yeritsian）从资本主义艺术批判的视角解读了尼采的思想，并将其与受尼采影响的左翼运动联系起来。[4]耶里森质疑了卢卡奇、梅林等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将尼采视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辩护者的做法。耶里森指出，尼采的政治哲学无疑是精英主义和的，但尼采对工业纪律、标准化的反对和对反抗普遍异化斗争的支持，使其与艺术批判的解放冲动紧密联系在一起。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期，美国被囚禁于监狱和拘留所并强制假释或缓刑的人从不到80万增加到超过700万。马克•杰伊（Mark Jay）认为，这种大规模监禁（mass incarceration）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控制、污蔑和剥削工人阶级中最穷的那部分人。[1]直到今天，美国的刑事司法体系仍然以最贫穷的那部分人为目标，私人力量试图左右监狱改革运动，并通过大规模监禁获利。具体说来，企业主要通过三种方式从中获利。第一，获得政府合同的私人承包商将运营成本削减到极致。第二，通过收取使用费获利，这些费用通常是犯人离开监狱的条件之一。第三种获利方式更加直接，但也非常重要——大规模监禁迫使穷人接受低工资、地位低下和灵活的工作。大规模监禁表明，不断增加的制度压力使穷人和工人阶级面临以下选择——或者接受资本的剥削，接受不断恶化和低收入的工作、支付高昂的使用费、接受随时随地的监视，或者被关进监狱之中。

　　安德里亚·里奇（Andrea Ricci）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资本论》第三卷地租理论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分析不平等交换的理论模型。[4]里奇认为，价值转移产生于社会必要劳动的矛盾特征，它使两种价值测量方法之间可能存在差异——生产中的价值与流通中的价值。在供给与需求结构性失衡的条件下，严格说来，不平等交换表现为级差租金的形式——由于产业专业化水平存在差异，以及绝对租金的形式——由于资本和劳动收入存在差异。前者取决于市场生产价格与市场价值之间的差异，导致了产业间的价值转移。后者则取决于市场价格与市场生产价格之间的差异，导致了产业内的价值转移。此外，还存在资本有机构成差异所导致的产业间价值转移，以及由国际生产价格与市场价值之间的差异产生的更广义的不平等交换。里奇测算了1995-2007年间的国际价值转移，发现国际价值转移的绝对量和相对量都增加了，方向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流向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地区，这表明不平等交换在当代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中持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过去四十年中，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资本积累过程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强调刺激生产扩张转变为强调剩余价值的再分配。这种转变使马克思主义学者重新考察了“原始积累”的概念。丹尼尔•宾（Daniel Bin）认为，类似于原始积累的剥夺过程在今天仍然存在，如果不能获得额外的生产资料和将更多劳动力纳入积累过程，资本主义就无法继续存在。[1]为了理解剥夺和资本积累的关系，宾讨论了三个区别：第一个区别是剥夺能否产生资本积累，第二个区别是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抽象建构还是历史体系，第三个区别是分析停留在世界层面还是局部层面。在现实存在的世界资本主义层面，扩张性剥夺使资本主义实现了直接生产者的完全无产阶级化，并使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实现了完全的资本化。宾指出，资本主义从剩余价值的创造转向剩余价值的再分配表明它遇到了自身的限度，晚期资本主义对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剥夺表明这个制度气数已尽。

　　大卫·科茨和迪彭卡·巴苏（David M. Kotz & Deepankar Basu）从积累的社会结构（SSA）理论出发为当前美国经济增长的停滞提供了解释，认为美国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的原因是新自由主义SSA非但不能继续促进正常的积累，反而阻碍了资本积累。[2]科茨和巴苏解释了新自由主义SSA如何从促进资本积累转变为阻碍资本积累并导致了经济停滞。具体说来，新自由主义SSA通过以下三个方面促进了长期的稳定积累和经济扩张：第一，资本与劳动之间以及不同家庭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第二，金融部门日益从事投机性和高风险活动；第三，巨大的资产泡沫。然而，这三个增长机制所产生三个趋势使其在长期中不可持续——家庭负债率不断提高，金融部门负债率也不断高升，以及有毒金融资产在整个金融体系扩散。科茨和巴苏认为，金融崩溃后已不可能通过另一场泡沫来促进积累，新自由主义SSA已无法促进长期的资本积累和经济扩张，只有建立新的调节的SSA，使政府发挥积极作用，才能恢复正常的资本积累和经济扩张。在另一篇文章中，科茨从利润率变化、其决定因素和总需求的作用的角度分析了美国自2009年夏天开始的新一轮扩张，以揭示是哪些因素抑制了危机倾向。[3]研究发现，经历了2009年的暴跌后，美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利润率在2012-2013年得以恢复，产出-资本比的提高是主要原因；利润率在2013-2016年再次下降，主要原因是利润份额的下降；利润率在2017年又轻微复苏，原因是产出-资本比的小幅上升超过了利润份额的轻微下降。对总需求主要组成部分的分析表明，消费支出的大幅增加对于延长本轮扩张时间发挥了主要作用，但消费支出增加并非是由资产泡沫支撑的，而是由于可支配收入的快速增长。科茨指出，新自由资本主义陷入了结构性危机之中，然而目前并没有迹象表明美国资本主义会出现一个新的可行的制度结构。

　　莱夫特里斯·特苏菲迪斯和迪米特里斯·帕塔里迪斯（Lefteris Tsoulfidis & Dimitris Paitaridis）认为，美国2007年大萧条是典型的利润率下降危机，由于资本价值构成的提高完全超过了剩余价值的增长速度。[4]他们在一个增长核算框架内分析了资本价值构成、资本物质构成和剩余价值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964-2016年资本价值构成、剩余价值率和资本物质构成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5%、1.02%和0.99%，从而导致了利润率的下降；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利润率演进和实际利润总量表明，2007年为利润停滞并开始下降的临界点，美国和世界经济在2007年后进入了新的阶段，与1960年代末期惊人地相似。简而言之，净利润率的下降是2007年大萧条爆发的原因，而净利润率下降主要是由资本价值构成提高造成的，后者反映了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同时，非生产性活动与相关的非生产性支出的增加进一步加剧了利润率的下降。

　　西尔维亚•费德里西（Silvia Federici）讨论了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历史和当前面临的挑战。[1]费德里西首先批评了将社会再生产分析与激进立场联系起来的观点，认为讨论社会再生产问题并不意味着采取马克思主义或激进立场；20世纪70年代倡导“家务劳动工资”的理论家和活动家使得对社会再生产的讨论变得“性”，其原因在于他们发现了一个存在大量剥削的领域。费德里西指出，女性主义者当前面临艰巨的任务，需要深入剖析当前全世界所面临的严重社会再生产危机。我们不需要证明再生产工作是非“生产性”的，已经有许多学者对这个观点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如果否定妇女无酬劳动的生产性，就是假定大量的人口与资本积累无关，从而就无法宣布资本主义所生产的财富也是她们的劳动成果。费德里西指出，1970年代和今天的许多女性主义者都否定家务劳动工资运动，但除了提出由政府提供儿童保育和男性承担家务的温和要求之外，他们没有提供任何替代性选择。

　　亚历山德拉·梅扎德里（Alessandra Mezzadri）认为，只有将社会再生产活动和领域看作是创造价值的，才能够加深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理解，同时我们需要将非正式和非正式化的劳动（informal and informalised labour）纳入对社会再生产与价值创造关系的讨论之中。[2]梅扎德里认为，社会再生产活动和领域通过三种渠道促进了价值生产活动。第一，通过直接加强对劳动的控制而提高剥削率，如通过“宿舍劳动体制”，社会再生产变得高度个体化和被纳入价值创造过程之中。第二，通过吸收资本所外化的再生产成本，实际上形成了对资本的补贴。第三，通过世界范围内劳动过程的碎片化和分解，扩张劳动的形式隶属过程，使社会再生产活动和领域直接创造价值。家庭工军承担了大量加工任务，表明劳动的形式隶属仍然对价值生产过程发挥了作用。这使生产和社会再生产再也难以区分，因为它们在时间上重合且都受制于价值规律。梅扎德里指出，将社会再生产领域纳入价值创造活动，从理论上看可以形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整理解，从政治上看为将所有的劳动斗争组织起来提供了广泛的基础。

　　希尔斯廷·芒罗（Kirstin Munro）详细阐述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模型，认为生产是由家庭、资本主义企业和政府进行的，每个部门的生产过程都需要从其他部门获得必要的投入品，正是家庭、资本主义企业和政府在这些生产过程中的相互依赖关系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的再生产。[3]根据这个模型，家庭生产所需的各种投入品的比例是可变的，工人阶级家庭能够在其家庭生产过程中变换无酬劳动、有酬劳动收入购买的商品和政府投入这三种投入品。芒罗指出，这个系统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型表明，必须将家庭和家庭生产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联系起来，不可能将劳动力的再生产从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的再生产中剥离出来。同时，有利于工人阶级的财富与权力的再分配无法改变潜在的生产过程，其只能改变这些投入品的比例。因此，工人阶级要以根本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为斗争目标，而非只是重新分配成本与收益。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认为，1970年代中期以来的生产和金融全球化创造出了一种更加普遍的垄断资本主义形式，当代帝国主义已经进入了“晚期帝国主义”（late imperialism）阶段。[1]晚期帝国主义指的是当前的垄断金融资本和停滞阶段，美国霸权在不断衰落，全球冲突加剧，同时文明的生态基础与生活本身日益受到威胁。与以往相比，今天的帝国主义所追求的目标更具攻击性和不受限制。美国追求军事、技术、金融甚至能源的全面支配。新法西斯主义倾向再次出现，成为垄断金融资本最后的救命稻草。福斯特认为，晚期帝国主义代表了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历史终结，它或者预示了全球性的灾难，或者是新的的开始。广泛的人类斗争必须基于工人阶级和全球南方国家人们持续的反抗的基础上，其首要目标是推翻作为资本主义的全球表现的帝国主义。

　　萨米尔·阿明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是普遍垄断的资本主义，垄断紧紧控制了全球生产体系，所有企业都被纳入到垄断控制网络之中。[2]这种普遍的垄断支配了世界经济，是帝国主义的新阶段。阿明指出，当前资本积累过程已由追求垄断租金或帝国主义租金最大化的要求所支配，这些利润主要被控制寡头集团的财阀所获得，无法用于生产性投资，从而是金融化的根源。相应地，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已经变为财阀政治，财阀成为统治阶级，中产阶级的地位发生了改变。在外围资本主义国家，旧的统治阶级已被投机商所取代，他们通过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联系而攫取利润。生产的分散化使无产阶级的分布更加广泛，从而削弱了其团结性。阿明指出，资产阶级文明的价值体系正在消失，取代它的是一个没有任何价值标准的体系，这种戏剧性的变化预示了资产阶级文明的终结。

　　近年来，出现了与全球商品链或全球价值链联系在一起的新国际劳动分工，许多左派学者开始质疑帝国主义是否仍然存在。因坦•苏万迪（Intan Suwandi）认为，要理解世界经济的帝国主义特征，需要深入全球南方国家的“隐蔽的生产场所”，发现其中的剥削关系。[3]苏万迪提出了劳动价值商品链（labor-value commodity chains）的分析框架，试图将全球剥削纳入劳动价值论的框架，以揭示全球化生产面纱背后的剥削关系。劳动价值商品链框架比较了不同国家单位劳动力成本（unit labor costs）的差异，使我们能够看到复杂的全球商品链背后的剥削关系。全球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单位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以获得最大利润。不同国家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数据表明，高度参与劳动价值链的国家往往具有非常低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意味着这些国家不仅工资低，劳动生产率也较高。因此，在全球组织劳动价值商品链意味着通过剥削南方国家的工人而榨取剩余价值。苏万迪认为，劳动价值商品链具有帝国主义特征，跨国垄断巨头在一个帝国主义体系中充分利用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差异实现对全球工人的剥削。在另一篇文章中，苏万迪等认为，虽然全球商品链分析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刻画了全球化生产的复杂性，但并没有触及其背后的剥削本质和劳资关系。[4]实际上，垄断金融资本主导下的全球商品链是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国际分工。苏万迪等指出，全球范围内不平等加剧是新帝国主义剥削体系的必然产物，必须通过劳动价值商品链分析才能真正揭示全球化垄断金融资本的本质，理清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后的权力结构关系，把握世界范围内不断变化的阶级关系和斗争形式，以及对当代全球的政治经济现实进行有效的批判性分析。

　　福斯特等认为，人类世（Anthropocene）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积累具有无限扩张的内在冲动，其破坏了人与环境之间健康的新陈代谢关系；然而，仅仅从这个方面解释当前的环境问题是不够的，必须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或全球资本主义的角度进行分析，考察世界范围内的积累结构和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1]福斯特等从帝国主义租金、垄断金融资本、物质足迹、掠夺海洋、能源帝国主义和水帝国主义等角度，揭示了人类世时代帝国主义对地球生态系统造成的灾难性影响。与北方国家相比，南方国家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然而，北方国家对气候恶化的反应却是分析南方国家的脆弱性如何造成了新的全球安全问题，以及思考如何利用这些问题加强帝国霸权，最明显的例子是美国的能源支配战略。福斯特等指出，如果不将反抗帝国主义纳入进来，就无法在当前的危机下进行生态。因此，全球生态运动是一项团结一切受压迫人民的运动。过去两年全球范围内爆发了多起针对气候变化的活动。福斯特指出，这些运动表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斗争从之前一般性的气候行动框架转变为更加激进的气候正义和生态社会主义运动。[2]福斯特详细分析了绿色新政的由来、主张和不足，批评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所倡导的缓解措施。2019年2月发布的《绿色新政决议》提出推动公正的经济转型，通过十年的国民动员使美国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福斯特认为，这个激进版本的绿色新政的矛盾在于仍然强调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基本不谈直接保存资源和削减总消费量，在垄断金融资本占主导的情况下有转向绿色凯恩斯主义的倾向。IPCC所提出的缓解气候变化的策略受资本积累关系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支配，其所提出的缓解模型认为只有所谓的市场效率和并不存在的技术方案才是唯一出路。在另一篇文章中，福斯特等认为，马克思的“剥夺”（expropriation）概念对于理解历史资本主义极为重要，晚期资本主义和晚期帝国主义日益用平等交换掩盖其掠夺体系，全球范围内对土地、劳动和人的肉体的血腥掠夺直到今天仍形成了资本主义的边界条件。[3]福斯特等指出，一个将剥削与剥夺结合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能够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中的各种矛盾与冲突提供更宽广的视角。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剥夺为剥削创造了全新的内在动力，剥削反过来产生了对更广泛的剥夺的需求，从而扩展了资本主义的界限。因此，资本主义中剥削与剥夺的辩证关系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与资本积累的逻辑联系在一起。在21世纪，剥削与剥夺的辩证法将继续存在，并破坏了地球和生活本身的基础，唯一的出路是通向生态社会主义。

　　伊南·格斯（Ianan Gus）认为，除了毁灭性的气候变化，也需要将微生物学纳入到我们对人类世的理解之中，用无法治愈的流行病来界定人类世。[4]耐药性造成了全球性健康危机，现在耐药细菌感染是美国第三大死亡原因，预计每年造成16.2万人死亡。耐药性危机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一方面细菌有惊人的适应能力，另一方面制药企业的主要关切是销售额和利润。一种药物使用的越广泛，耐药性就越严重。然而，制药企业为了应对抗生素价格下降，一方面通过广告等方式极力推销抗生素，将其用于任何能想的到的疾病，另一方面努力开发不同而非更好的抗生素，以便获得垄断价格。此外，大量抗生素被用于牲畜身上，所产生的耐药细菌也会感染人类，进一步加剧了耐药性风险。格斯指出，解决耐药性问题需要全球的共同努力，将公共健康从以盈利为目的大企业手中解放出来，将其上升到与人类世其他生态危机相同的地位。

　　大卫·耶菲（David Jaffee）在积累的社会结构（SSA）的理论框架中讨论了当前新自由主义SSA的危机，以及确立一个新的SSA的可能性。[1]耶菲认为，资本积累取决于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共同存在，前者通常与供给侧联系在一起，后者通常与需求侧联系在一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由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极大失衡、不平等加剧和金融化所导致的需求侧危机。耶菲指出，虽然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危机之间似乎存在周期性动态，但并没有理由认为这种危机趋势的摆动与反抗资本霸权的运动在当前阶段必然会发生。在新自由主义阶段，通过传统政治渠道产生一个能够变革美国资本的新SSA的可能性已经急剧下降。和共和两党的立法者被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俘虏，持续恶化。除政治障碍外，美国新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两个相互加强的结构特征——金融化与全球价值链——也阻碍了新的SSA的建立。

　　福斯特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个综合的统治阶级政治意识形态工程，与垄断金融资本的崛起联系在一起，其主要战略目标是将国家纳入资本主义市场关系之中。[2]新自由主义意图创造出一个绝对资本主义（absolute capitalism），造成了我们时代人类与生态的严重破坏。福斯特指出，新自由主义绝非自由放任，而是全面的国家干预，代表了国家与市场的一种新型结合方式，使国家的社会再生产活动日益附属于资本主义再生产。政府已不能有效控制所有部门，包括央行和主要的货币政策机制等，金融资本则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绝对资本主义有五个突出的矛盾——经济、政治、帝国主义、社会再生产和环境矛盾，这些矛盾表明了其整体失败。福斯特指出，新自由主义所推动的绝对资本主义加快了全球走向灭绝主义与破坏主义的步伐，人类可有的选择是进行长期的生态，通往21世纪的生态社会主义。

　　尤特萨·帕特奈克和普拉哈特·帕特奈克（Utsa Patnaik & Prabhat Patnaik）认为，当代新自由主义已经进入了死胡同，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全球生产过剩趋势，二是为抵抗这一趋势而形成的资产价格泡沫破裂使全球经济陷入危机之中。[3]具体说来，新自由主义走入死胡同至少有四个重要含义：第一，与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相比，世界经济深受高失业率的折磨；第二，对于第三世界经济体来说，出口导向型增长的时代已基本结束；第三，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即将面临严重的收支平衡难题；第四，法西斯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复兴。他们认为，在当前法西斯主义复兴的时代，大国之间不会爆发战争，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长期存在和凶残程度有所减弱的法西斯主义，它并不会自寻灭亡，必须由工人阶级的斗争来终结。面对第三世界人们的反抗活动，帝国主义将至少以四种方式应对——资本外逃，贸易制裁，实施所谓的拉丁美洲式的或议会，以及诉诸经济战争和最终的军事战争。

　　杰克·拉斯穆斯（Jack Rasmus）分析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新自由主义的恢复与前景。[[iv]]全球金融危机使新自由主义陷入危机，奥巴马作为挽救新自由主义的最佳候选人而当选美国总统。拉斯穆斯认为，从新自由主义政策演进更广阔的历史背景看，奥巴马时期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发展陷入了危机，特朗普2016年的当选是对奥巴马无法复兴新自由主义的回应，特朗普试图以更有侵略性的新自由主义2.0形式复兴新自由主义政策体制。特朗普所实施的政策使新自由主义的一些核心特征得以成功恢复，如特朗普进一步扩大了减税，增加了军费支出，大幅削减了社会项目支出，增加了预算赤字，推动了去监管化，等等。特朗普这段时间的实践表明，一个更加恶毒和更具侵略性的新自由主义2.0正在浮现，其对工人、中产阶级和国外资本主义竞争者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特朗普版本的新自由主义能否最终取得成功，还需要未来几年的时间来验证。

　　凯瑟琳·莫斯（Katherine A. Moos）考察了美国1959-2012年净社会工资（net social wage）的变化，并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进行了解释。[3]净社会工资方法是安瓦尔·谢克（Anwar Shaikh）等人开创的。净社会工资指的是工人的财政转移支付与其支付的税收之差，目前有两种计算方法，即包含间接税的NSW1与不包含间接税的NSW2。谢克发现美国1952-1997年的净社会工资接近于零。莫斯将计算时间延长到了2012年，发现1959-2012年NSW1和NSW2平均占GDP的1.3%和3.8%，净社会工资在2002年后快速提高，表明对工人的再分配从21世纪初开始增加。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仍然占主导的情况下，这何以可能？莫斯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要为资本剥削劳动扫除障碍，也要保证劳动力能够维持日常和代际的再生产；新自由主义时代，资本对劳动的过度压榨已迫切需要国家的干预，美国的再分配政策是为了缓和新自由资本主义劳动市场对家庭和工人的影响，即国家需要承担起缓和阶级关系的责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收入不平等加剧激发了学界关于无条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的讨论。安娜玛丽亚·阿特钠（Annamaria Artner）分析了无条件基本收入在资本主义下的可行性，认为在以利润为中心和基于私有制的社会中，无条件基本收入政策是不可持续的。[4]无条件基本收入指的是国家每月无条件为每一位公民提供一定数量的货币，让其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阿特钠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铁律的存在使企业时刻面对生存竞赛。为了获得足够的利润，企业必须努力压缩工资份额。然而，无条件基本收入为工人收入设置了一个下限，从而限制了压缩工资份额的可能性。即使无条件基本收入政策被实施，也无法保证在严重的经济萧条面前政府不会将之废除或削减。无条件基本收入政策的持续性依赖于通过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彻底变革生产的内在逻辑。

　　马蒂厄·蒙塔尔班（Matthieu Montalban）等用调节学派方法分析了平台经济或经济的平台化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影响，认为平台经济仅仅是金融化积累体制的内在转型和加强版本，而非全新的积累体制。[1]平台经济既包括硬件和软件的数字基础设施，也包含一种治理结构，从而是一种调节形式。蒙塔尔班等指出，尽管平台经济扰乱了大部分制度形式和之前的金融资本主义调节模式，但并不代表一种新的积累体制，而是内生于金融化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金融化为平台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平台经济则基于与之类似的制度等级结构，而且区块链和加密货币等技术推动了金融化发展。同时，平台经济通过更加灵活的工资-劳动关系与外包加快了新自由主义趋势。金融化积累体制危机造成的收入不平等和失业推动了平台经济的发展，平台经济反过来又加剧了技能与非技能工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此外，平台经济的利益相关者推动了公共政策的“硅谷殖民化”（silicolonisation），包括放松监管和减少开支等新自由主义政策。

　　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深入剖析了一些学者认为大数据会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和最终取代价格协调体系的观点，并考察了“数字反馈基础设施”（digital feedback infrastructure）等概念对解决社会主义核算问题的启发。[2]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等学者认为大数据会摧毁现有的商业模式并创造出新的模式，不仅会重塑而且将终结资本主义。莫罗佐夫认为，这些学者对资本主义概念缺乏理论与历史的理解，其关于数据与货币相互对立、价格与信息相对立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莫罗佐夫认为我们应当考察反馈基础设施本身，其将在左派和政治计划的重塑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左派来说，一个有希望的方案是利用反馈基础设施确定新的、非市场的社会协调形式，从而挑战新自由主义所产生的协调工具。莫罗佐夫认为一共有三种可能性：第一，“团结作为发现程序”，借鉴了哈耶克对“竞争作为发现程序”的描述；第二，“设计非市场”，关注与生产和消费无关的社会协调问题；第三，“自动计划”，仅集中于经济领域的协调。莫罗佐夫指出，如果创造替代性的社会协调模式的手段仍然是科技巨头的专属财产，上述三种方案就不可能实现。这需要实现反馈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由社会控制反馈基础设施。

　　过去二十年中，雇主在工作场所使用了大量新的电子监视手段。伊万·马诺卡（Ivan Manokha）认为，今天工作场所监视的性质与过去完全不同，对工作场所权力关系的性质产生了重要影响。[3]由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无处不在的电子设备和传感器可以实时收集和处理雇员表现的电子数据，雇员的健康状况日益被生物统计学和可穿戴技术等新技术所监测和分析。马诺卡认为，雇员的数字化是工作场所监视上质的变化，使工人、工人的表现和身体成为能被检查和操纵的代码行和数据流，工人无法控制甚至意识不到它们的处理方式。马诺卡认为，从福柯的生命权力理论的角度看，对雇员健康状况监视的日益加强可以理解为私有化并实施生命权力的一种形式。随着自动化电子监视对监视者肉眼观察的取代，工作场所中的规训力量极大加强了。

　　大卫·阿迪提（David Arditi）提出了“数字音乐陷阱”（digital music trap）的概念，认为它是将我们的日常生活商品化的数字资本主义的一个自然结果。[4]数字音乐陷阱指的是利用数字技术扩展音乐消费方式，它是跨媒体音乐消费平台的扩张，使音乐消费超出了唱片销售量。我们正以无数种方式到处为音乐付费，如定制流媒体音乐，支付方式可以是现金或数据。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音乐听众实际上在为唱片公司工作并受到它们的剥削，唱片公司不仅取得了广告收入，还能通过出售用户偏好信息获利。阿迪提指出，唱片业的商品是录制音乐，但其形式经历了从唱片到版权的多种形式变化；音乐商品形式的变化驱使人们再次购买新格式的音乐，听众的每次购买和播放都提高了剥削率。阿迪提最后指出，我们需要批判性理解数字音乐陷阱的社会含义。尽管音乐无处不在，但这些音乐附属于资本主义的商品化逻辑。

　　威廉·罗宾逊（William I. Robinson）认为，当前全球资本主义面临过度积累的结构性危机，以及合法性或霸权的政治危机，正在走向资本主义统治的全面危机，全球国家和法西斯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回应。[1]罗宾逊分析了全球资本主义危机、21世纪法西斯主义倾向和全球国家兴起之间的联系。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核心是跨国资本、国家中的政治力量和市民社会中的新法西斯主义力量三者的结合，它试图从全球享有特权的工人阶级中寻找群众基础。特朗普则用其人格魅力鼓舞了各种新法西斯主义力量，特朗普主义与其他类似的运动试图重建国家的合法性。罗宾逊指出，要取得反抗全球国家和21世纪新法西斯主义战争的胜利，我们需要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主义联盟；同时，我们必须复兴对全球资本主义及其危机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为解放性工人阶级政治运动提供指导。在另一篇文章中，罗宾逊指出，近年来全球经济与社会出现了更加广泛的军事化，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军事化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与军事凯恩斯主义相比，全球国家的概念能更好地概括当前阶段，全球国家的出现是对世界资本主义陷入空前危机的反应。[2]罗宾逊认为，全球国家指的是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第一，统治集团创造了无处不在的大众控制、和战争体系，以控制全球工人阶级实际或潜在的反抗。第二，全球经济本身日益依赖于这些战争、社会控制和体系，作为在经济停滞的情况下继续获得利润与积累资本的手段，罗宾逊将其称为军事化积累。第三，政治制度日益走向21世纪的法西斯主义，或者广义上的极权主义。

　　路易斯·卡洛斯·布雷塞尔-佩雷拉（Luiz Carlos Bresser-Pereira）认为，食利者-金融家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自2008年以来一直处于危机之中，2016年后则陷入政治危机之中。[3]布雷塞尔-佩雷拉将当代资本主义称为食利者-金融家资本主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已不再是企业家阶级，而主要是食利者资本家阶级，技术官僚则保留了管理企业的作用。具体说来，当代资本主义面临低增长率和工资准停滞的危机。从供给侧看，这是由于资本的生产力在1970年代出现了下降，其应对措施则是一方面增加垄断权力，另一方面采取旨在降低工资并恢复资本利润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措施。从需求侧看，工资停滞是问题本身而非应对措施。食利者-金融家精英为了解决资本过剩问题，采取了兼并收购、将公共垄断私有化和增加消费者借贷等手段。布雷塞尔-佩雷拉指出，这些措施并不能增加投资，反而加剧了低效率和不平等，其受益人只是一小撮有权阶级和食利者资本家、金融家、高管。

　　萨米尔•阿明和菲罗兹•曼日（Samir Amin & Firoze Manji）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个完全封闭和极权主义的体系，在当前阶段进行实质性的进步改革只是幻想，未来的出路只能是联合工人和一切受压迫群众，进行坚决的社会主义斗争。[1]阿明和曼日指出，过去三十年中世界体系的权力高度集中，金融寡头掌握了绝对的政治权力，帝国主义力量竭力阻止外围国家摆脱被支配地位，当代资本主义已经丧失了创新性与灵活性。然而，当前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存在过度分散化和缺乏团结性等缺陷。在此背景下，阿明和曼日倡导建立一个工人阶级和受压迫者的跨国联盟，并提出了以下四点建议：第一，其目标是成立能够发展为一个组织的联盟，而非只是组织一场运动；第二，应当认真学习工人国际的历史经验；第三，应当邀请大量充满斗志的政党和组织加入；第四，这项事业不是再造一个过去的国际工人组织，而是应该建立在新的原则基础上。他们建议召开由各地反抗资本主义的先进代表参加的联盟成立大会，确立共同的斗争目标，并呼吁我们每一个人都增强历史责任感，探寻的社会主义道路。

　　福斯特指出，21世纪的前20年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彻底失败，社会主义制度则是唯一的出路。[2]当前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经济停滞、金融化、大规模失业、生态危机和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不平等；数字已经从通信自由和生产解放的承诺，异化为监视、控制和替代工人阶级的新手段；自由制度正在崩溃，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和战争则悄然抬头。福斯特批评了左派中比较流行的一种错误观点，即将上述问题归结为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从而用更加理性的资本主义模式替代便可以。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已经从一个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创造性的社会制度，转变为非必要和破坏性的社会制度。我们现在面临对社会进行彻底的性重建或走向共同毁灭的时代选择。当前全球范围内数以百万计的人已经投入到了反资本主义斗争之中，为全世界通往社会主义的运动奠定了基础。

　　汤姆·布拉斯（Tom Brass）分析了当前机构（revolutionary agency）从左派理论与实践中消失的事实与原因。[3]布拉斯指出，当前一方面存在超越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其结果看起来不可能采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这个悖论的核心是对基于阶级的机构概念持消极态度。布拉斯认为，意图直接夺取政权的行动与社会主义本身的消失，可以追溯到对资本主义的演化及后来的抵抗（而非超越）的鼓吹。这种改良主义倾向与学术界的变化相关，以向社会主义过渡为目标的资本主义批判，在1980年代以后被新的民粹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所取代，这种反抗资本主义的形式避免了系统性的超越，从而政治威胁性更小。左派观点之所以受到削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社会主义者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布拉斯认为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后现代“文化转向”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后果，使那些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左派为了错误的目标而斗争，使民粹主义成为社会科学的主导框架，使不再是激进实践的选择，以及使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地引发政治危机。

　　彼得·拉尼斯（Peter Ranis）认为工人合作社应当在反抗资本主义的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4]只有在合作社的社会关系中，工人的潜能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因为他们表现出多方面而非单方面的人类特性。从劳动异化的角度看，工人合作社与构成资本主义生产基础的劳动分工存在深刻的意识形态对抗。面对美国资本主义的攻击，工人合作社的形成发挥了对抗工作条件恶化、工作不稳定和最高法院对工会的打击的作用。拉尼斯认为，虽然市场会继续发挥激励作用，但随着工人合作社的发展、激增和联合，市场力量将会减弱，使用价值开始支配交换价值。合作社并不依赖对工人的剥削，其内部的不同岗位由选举确定，其技术创新能为整个团体所用。拉尼斯认为，合作社反对资本主义，但并不反对资本，其反对的是资本臭名昭著的行为和不道德的使用方式。在收入分配方面，工资关系被由合作社成员决定的剩余价值分配所取代，从而结束了劳资等级制度。

　　与前几年相比，2019年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体特点是纯理论性研究减少，现实问题研究增多，而且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和探索反抗策略与社会主义道路的文章大量增加。其原因可能有两点：第一，2017年和2018年分别为《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和马克思诞辰200周年，2019年没有类似的纪念活动，所以无论是相关的国际研讨会，还是发表的纯理论性研究论文数量都相对较少；[1]第二，2019年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已经过去了十年，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陷入多重危机之中，经济低迷、失业上升、收入分配不平等增加、法西斯主义抬头、生态危机加深等，同时全球各地的活动频发，在此背景下，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加强了对帝国主义、经济金融化、新自由主义批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资本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等问题的研究。

　　具体说来，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方法和时代价值研究方面，由弗雷德•莫斯利（Fred Moseley）2016年出版的《货币与总体：对马克思资本论逻辑的一个宏观-货币解读及“转形”问题的终结》一书所激发的讨论有所减弱，关于研究方法的讨论则更多借鉴了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角。在经典理论研究方面，2019年与前几年最明显的区别是关于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大为减少；关于剥削理论、资本积累理论、帝国主义理论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增多，这显然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激化、资本积累停滞、全球冲突加剧和环境恶化等现实问题密不可分。在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方面，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一方面密切关注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演进、收入分配动态和数字资本主义等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变化，试图从理论上进行说明；另一方面又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和系统性危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反思。在社会主义与反资本主义斗争研究方面，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不仅从理论上进一步论证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而且讨论了诸如建立跨国联盟、成立工人合作社和恢复激进主义纲领等具体的斗争策略。除了第一个方面的研究有所减弱以外，其他三个方面的研究在2019年都达到了新的水平。

　　2019年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无疑能极大启发国内的相关理论研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具体说来，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能为我们提供借鉴。

　　第一，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技术理性主义文化危机的批判和对人类自由、解放之路的探索，能为我们提供重要借鉴。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与侧重点不同，对一些学者的观点也要批判性接受。受笔者知识结构的限制，本文主要介绍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关于尼采的一组文章，需要继续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第二，关注劳动剥削与资本积累动态，从这两个方面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深层根源。当代资本主义的许多问题都源于资本积累受到了阻碍，为克服这一障碍，资本一方面加重对劳动的剥削，另一方面不断创新剥削方式和扩展剥削领域，其最终结果是国际冲突不断加剧和国内矛盾日益加深。

　　第三，从整体性视角出发，把握帝国主义、金融化、新自由主义、人类世生态危机、社会再生产危机甚至数字资本主义的内在联系，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绝不是单方面的危机，即使单纯分析其中的某个问题，也要联系其他方面。以数字资本主义为例，除了与劳动剥削和社会主义核算等问题联系在一起，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加强话语权建设，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和全球范围内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兴起，更加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价值。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当前我们既要坚定“四个自信”，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也要加强话语权建设，坚决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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