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市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团市委服务非公企业首场巡回宣讲在新光耀集团金帝置业开讲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吴忠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12月10日，吴忠市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团市委联合开展的“强化思想引领 搭建服务平台 助推经济发展——吴忠市非公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团市委开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非公企业巡回宣讲”活动在新光耀集团金帝置业拉开帷幕本站

政治经济学评论]刘伟：新发展理念与现代化经济体系本站

　　党的十九大对中国发展有一个新的方位把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推动我们进入新时代的很重要的一个变化是社会经济的变化。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在新时代有了新的特点，这些新的特点推动了社会经济基础的演化，而经济基础的演化推动了上层建筑的变化。这种历史变化使得整个社会有了新的时代性的特征。所以我们说进入新时代特别重要的推动力在于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正如习总在之后多次讲的，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

　　新常态有很多特点，比较突出的特点是发展水平不一样了，约束发展的条件不一样了，在发展条件变化的基础上我们面临的任务、挑战和机会也不一样了。习总把这一系列不同概括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

　　新常态首先是经济发展有了新的起点。2007年底，我国GDP总量达到了82.7万亿人民币，比改革开放初期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大概提高了34.5倍。在将近40年中，GDP平均每年的增长率在9%以上，这是了不起的成就。我们打破了二战后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人创造的二十年持续高速增长的“神武景气”，也打破了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韩国创造的三十年持续高速增长的“汉江奇迹”，这是很不得了的。这使我们国家的经济格局发生了变化，82.7万亿人民币折算成美元大概是12万亿，在全球GDP当中我们占了15%左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GDP占全球的1.8%，当时在世界上排在10名之外。我国经济总量从2010年开始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占全球GDP的比重又从2010年的11%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15%。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来说，占全球1.8%排在10名开外和占全球15%排在第二，它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以及世界经济对它的影响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有一句话“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这句话背后有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一系列发展的支撑。从经济来讲，一个重要的支撑就是中国经济占世界的比重从1.8%上升到了15%。并且，十九大报告中还有一句话“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不单是世界第二，而且是稳居世界第二。从2010年开始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我国还在不断缩小和美国（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之间的差距。美国去年18.7万亿美元GDP的总量，占全球的24%，排在世界第一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GDP占美国的6.3%，现在是61%。这说明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当中，不仅我们经济规模的绝对量在扩张，我们和世界第一之间的距离也在显著缩小。两国经济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程度与以前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是中国经济格局在四十年发展中的巨大变化。

　　以上是经济总量和结构，以下再看人均GDP水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人均GDP约为250美元。我们当时从这个水平出发，提出到20世纪末人均GDP翻两番，达到或接近1 000美元。那个时候中国人均GDP代表的发展水平是世界上的贫困国家，也就是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国家。1998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折算成美元达到世界银行划定的国际温饱线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换算成美元达到了世界银行当时划定的上中等收入的起点线，也就是跨越了温饱阶段。从2010年以来，我国人均GDP进入了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2017年我国人均GDP约为6万元人民币，在改革开放初期四十年中平均每年增长8%以上，这比总量平均每年增长9%来得还困难。人均GDP是中国的短板，中国人口多，中国人口占全球人口的22%。过去四十年中国人口总量增长了大概41.3%，但同期人均GDP能保持平均8%以上的速度递增，这是非常不容易的。2017年人均GDP折算成美元约为8 800美元。2017年世界银行调整划分标准，人均GDP1.22万多美元以上属于当代高收入国家。现在世界上有70个高收入国家。人均GDP在4 055美元之上是上中等收入国家。现在世界上有54个上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在1 025美元以上是下中等收入国家，也就是温饱国家。现在世界上有54个下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在1 025美元以下是当代低收入国家，也就是贫困国家。现在世界上有36个低收入国家。中国现在人均GDP约为8 800美元，按大的阶段我们属于当代上中等收入国家。所以，习总在判断经济发展阶段的时候曾经明确指出，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从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发展阶段迈进的过渡期。

　　从世界排序来说，2016年中国人均GDP约为8 200美元，在214个国家和地区里排在第93位，估计2017年变化不会很大，应当还是在93位上下。

　　从人均GDP的水平看，我们从贫困出发，克服了贫困，跨越了温饱。这四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在理论、政策、经验、实践上给世界提供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告诉世界如何摆脱贫困。在这一方面，我们做出了让全世界尊重的成绩。

　　如何摆脱贫困是二战之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也是发达国家经济学特别是主流发展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主流发展经济学在理论上和政策上提了很多方案和设计，但总体上来说不成功。大多数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设计的方案的国家并没有成功摆脱贫困，而且大多数国家虽然有短期的发展，但是它们的发展往往很难持续。并且，虽然很多发展中国家有所增长，但是它们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中国的经验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对于如何走出贫困的陷阱，中国给出了更具说服力的回答。

　　有人质疑中国的发展，认为中国经济有增长但并无实质性的发展。研究经济学的都知道增长不等于发展，增长主要是数量扩张，发展则是质量提升、结构转变和升级。中国有明显的数量扩张，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发生了深刻的质量和结构变化，比如中国的产业结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业劳动就业比重是70.5%。在世界上36个最贫困国家当中，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平均为72%。贫困国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结构落后，传统效率低的、劳动生产率低的产业占重，传统农业占的比重大。四十年之后，现在中国公布的农业劳动就业比重是28%。工业化水平从程度上进提高得非常快，工业制造业的规模在进入新常态以后超过了美国。现在从规模上讲，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制造业国家。以来，第三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当中的比重已经超过5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是最为突出的。所以，从三大产业的关系来看，虽然我国提出要到2020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但是我们的经济结构已经具有了向后工业化时期结构演变的特征。

　　和这种产业结构变化相适应的，社会组织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城镇化率在改革开放初期约为17.8%，现在按户籍人口算超过了40%，按常住人口算超过了58%。无论从哪个指标看，中国都进入了经济发展史上30%到70%之间这样一个城市化率加速发展的时期。城镇化的结构提升最深刻的基础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和这种发展相适应，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发生了深刻变化。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恩格尔系数是63%，城市恩格尔系数是58%，城乡平均在61%左右。恩格尔系数在60%就是“赤贫”。从恩格尔系数看，当时中国是“赤贫”状态，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城镇恩格尔系数是26%，农村是28%，都降到了30%以下。恩格尔系数在30%到40%之间是宽裕状态了。恩格尔系数的变化反映出消费结构的提升，说明我们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中国在这40年里既有经济显著增长，也有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推动中国发展进入了新的时代。

　　习总讲“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解决了旧问题就会有新问题。习总讲“时代是出卷人”。不同时期总有不同历史时期的任务，它给你出题目。马克思有一句名言“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有一个时代提出的历史任务。改革开放在已经过去的时代解决了如何摆脱贫困的发展难题。进入新时代，我们当然有新的基本发展问题。经济进入新常态，我们现在面临的新的发展难题，也是政治经济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对于如何打破贫困的循环、跨越“贫困陷阱”即马尔萨斯陷阱确实有经验值得认真总结，但是我们跨越过来之后在新时期面临的新问题就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一个伪命题，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从历史上来看，70个高收入国家在发展历史上达到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从上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阶段平均用了12年零4个月。这70个高收入国家中有20个人口大国，即人口超过1 000万的国家。人口大国在这个阶段平均用了11年零9个月。可是，在这70个高收入国家当中，线多个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实现这种跨越。有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在贫困陷阱里难以自拔，到目前为止36个国家还是低收入的穷国；有的虽然克服了贫困进入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下中等或上中等），但不像前面高收入国家一样经过平均12年零4个月跨越这个阶段，而是长期跨越不过去。这种现象后来被人们概括为当代的“中等收入陷阱”。20世纪70年代拉丁美洲十几个国家达到了上中等收入水平，但是跨越不过去，到现在四十多年了，人们称之为拉美漩涡。“华盛顿共识”之所以被西方学者提出来，刚开始是给陷入“拉美漩涡”的国家开出的药方。20世纪80年代东亚，“雁阵模式”中居头雁之后的发展中国家，如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也达到了上中等收入水平，但是到那之后跨越不过去。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这些国家承受不住，经济大规模，三十多年了仍没有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因此被称为“东亚泡沫”。“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最初就是2006年世界银行的一批专家总结分析东亚泡沫时概括得出的。又如20世纪90年代西亚北非的一些国家，像埃及、叙利亚、利比亚、突尼斯、也门等也达到了上中等收入水平，但到了这里之后跨越不过去，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这些国家也承受不住。这些国家大多产业结构单一，以石油等自然资源的出口为主，过度依赖国际市场，靠出口需求拉动，过度依赖外国资本，在世界金融危机的打击下经济陷入了深刻的危机和动荡。在经济衰退的基础上长期积累的一系列问题，诸如政治问题、宗教问题、文化问题、社会危机，综合在一起，到现在，这些国家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二十多年了，不仅跨越不过去，而且动荡什么时候结束也很难讲，被人们称为“西亚北非危机”。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先后出现的“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发生的时间不同，国别地区不一样，表现形式也不一样，但是根本原因是共同的，就经济发展来说就是进入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不了，国家就长期滞留在这个陷阱中，社会经济不稳定，经济没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国家、社会本身存在着大量的治理赤字、动荡、混乱甚至是灾难。

　　中国也进入了上中等收入阶段，现在面临着机会和挑战。从机会来说，70个高收入国家在上中等收入阶段平均停留12年4个月，大国时间还短一些，平均11年9个月。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占全球的22%。中国能不能在中等收入阶段停留的时间再短一点，用十年或略多的时间跨越过去？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是2010年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的，用十年或者略多一点时间正好是2020年或者稍晚一点。2020年是我们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节点。为实现全面实现小康目标，我们提出来GDP总量和城乡居民收入要翻一番，GDP总量翻一番达到90万亿，约为18万亿美元，接近美国现在的水平。当时我们讲的是城乡居民收入，但城乡居民收入是分配结果，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的前提是生产翻一番。2010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约为3.4万元人民币，翻一番是6.8万元人民币，按2010年的汇率换算刚好1.2万美元，接近当代高收入的起点。如果中国2020年决胜全面小康目标实现了，那么我们就从2010年进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用大概十年或者略多一点的时间实现了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所以，为什么叫“决胜全面小康”？因为我们现在就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现在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根本任务。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经济规律掌握我们现在发展的主要问题，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根本任务，也是我们的机会。这个机会不是理论上的杜撰，而是有客观历史根据的。70个高收入国家大概用了十年或者略多一点的时间完成了这个历史跨越。现在这个机会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能不能把握住？有机会就有挑战。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就是很好的证明。所以，现在我们确实面临着一个新的历史机会和新的历史性挑战。在这种新时代、新发展的背景下，我们需要转变发展方式。再用过去的那种发展方式显然不行，不适应新时代的新变化。为什么有的国家跨越过去了、有的国家跨越不过去？就是因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后，一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威胁和贫困陷阱威胁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发展方式必须根本改变，不改变就不具有跨越能力。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我们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

　　在经济进入新常态、适应新变化的背景下，我们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创新主要是解决在新条件下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问题，即从过去主要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转变为靠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驱动。协调主要是解决均衡增长和协调发展的问题，特别是结构性矛盾和克服短板的问题。绿色主要是解决发展和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开放主要是解决新条件下内外联动的问题。共享主要是解决为什么发展的问题。共享是发展的动因和继续发展力量的动力和源泉，是对共同富裕的追求。

　　现在提出新发展理念，是对新时代问题变化的历史回应。进入到了现在这个阶段，约束经济发展的条件和过去比是系统性的变化而不是碎片式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两大类，一类是需求端，一类是供给端。供给端最大的变化是过去供给侧要素成本低，这是我们的国情也是核心竞争力，现在这个国情发生了根本变化，核心竞争优势发生了根本转变。

　　一是劳动成本。过去劳动力很便宜，现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速度放慢，新增劳动力的增长速度放慢，人口老龄化趋势开始显现，人口红利的窗口开始关闭，劳动力成本上升。二是土地和自然资源成本。过去经济规模小，土地和自然资源供应充分，价格便宜，现在越来越贵。三是生态环境成本。生态环境在经济发展程度低的时候能自我进化、自我平衡，其承载力很强；现在经济达到一定规模以后，生态环境在很多方面的承载力已经到了上限或者极限。这就要求治理生态环境，治理就要增大投入，投入成本国家要承担，企业要承担，每个人及家庭也要承担，整个国民经济的成本会因此而提高。四是技术进步成本。贫穷的时候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式就是模仿。模仿是最经济的，也是最有效的，现在可以模仿的基本模仿完了。接下来再要求由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主要涉及的就是核心技术了，而核心技术是模仿不来的，要靠自主研发。自主研发投入大、周期长、不确定性大、风险大、成本高。劳动力成本、土地和自然资源成本、生态环境成本和技术进步成本，现在和贫困的时候、温饱的时候是根本不能同日而语的。只有转变发展方式，从过去主要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拉动增长，转变为靠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拉动增长。如果转变不过来，成本消化不掉，就会形成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短期里社会不稳定，长期里经济竞争力下降，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整个经济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还有一方面的条件变化是需求端。在贫穷的时候，需求端最大的特点是需求膨胀、供给不足、经济短缺、到处排队甚至抢购，现在经济发展了、体制变化了，在需求端最突出的是需求疲软和相应的产能过剩。短缺对消费者是很苦恼的事，消费者的选择受到严重限制，但是短缺对于生产者来说是非常幸福的事，因为不用考虑销路。正是这种短缺刺激了80年代和90年代生产企业的迅速扩张。这种局面到现在已发生了根本性逆转。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过去短缺的家用电器和传统的家庭消费品开始出现过剩了。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产能过剩更加明显。2008年产能过剩进一步深化，不仅家庭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出现过剩，投资品也开始出现产能过剩。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方式必须转变。过去是只要生产出来就有人要，靠扩大规模迅速发展；现在需求饱和、疲软、产能过剩，就不能再靠规模扩张取胜，而要靠质量改善、结构调整来适应市场需求疲软的现状，以竞争力供给端的完善和提高来满足需求疲软的市场环境。发展方式如果不转变就意味着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在市场上就很难生存，进入停产、破产程序的企业就会增加，就有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也就是高失业。

　　如果这个阶段发展模式不转变，而供给端已经发生了变化，形成成本推动的高通胀，需求端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形成需求疲软下的高失业，那么，高通胀加高失业就意味着遍地都是干柴，稍微有个火花就可能会出现燎原大火。因此，这时候我们必须转变发展方式。

　　转变发展方式就得有新的理念，所以我们提出五大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下的新变化要求我们对新发展的目标、轮廓、总体战略布局有新认识，因此我们就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在克服“贫困陷阱”的发展阶段，中国发展总体目标的设计、总体规划的引导是GDP。GDP这套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联合国在20世纪60年代系统推出并标准化的。这套体系出来之后，资源配置从微观变成了宏观的科学体系，使得国民经济核算系统性、深刻性、科学性提高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所以萨缪尔森说它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制度发明。中国核算体系用GDP是同志的一个伟大创举。过去中国核算体系用的是苏联物质生产平衡表、工农业生产总值。在理论上，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不承认西方的GDP，不承认服务业的生产性。在实践上，我们过去长期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民生产总值（GNP）都不可能成为目标规划的核心指标、引导性的指标。进入新时期以后，我们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提出了迅速摆脱贫困的雄心勃勃的增长计划。这个增长计划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怎么确定的？1979年，同志接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大平正芳问，如果中国要有现代化的计划，要有一个指标，用什么可以体现？同志说用GDP这个指标。当时人均GDP约为250多美元，我们提出分三步走。第一步是20世纪80年代先翻一番，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翻两番，实现初步小康；第三步是到本世纪中叶中国人均GDP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同志说，他要感谢大平正芳提出了好的问题，迫使他思考这个问题。之后我们以GDP作为核心指标体系制定了我们的发展计划，先到2000年翻两番，结果1997年时提前三年实现了。我们再提出到2020年再比2000年翻两番，2007年又提前三年实现了第一番。然后我们再修改，2020年不是较2000年翻两番了，是比2010年再翻一番。我们现在处在再翻一番的过程中，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中国从不承认GDP到1987年全国开始实行GDP核算体系（1985年在山西等个别省试行用GDP统计、核算）。我们在理论上突破了过去的禁区，融入了世界。在实践上，我们围绕GDP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而且这个计划现在看来确实是超前实现了，带动了中国摆脱贫困。

　　但是，现在发展总体战略目标如果还是过于强调GDP，可能就和新时代的新变化相冲突了。强调GDP有四大局限。一是强调数量，忽视结构。GDP虽然把投入产出表、资金流量表、资产负债表和国际收支表等汇合在一起，反映了一定的结构，但是在最终结果上，GDP作为国民经济增长和发展目标强调的主要是数量而非结构。一个国家发展的实质转变是结构的改变，一个国家转型真正的困难在于结构转型，经济真正的发展困难在于结构矛盾和结构转型。用GDP制定发展规划在结果上强调了数量扩张，但容易掩盖、忽视结构性转变的矛盾和发展要求。二是GDP是以年度核算的一个流量而不是一个跨年度的存量。这就有一个问题，我们用GDP体系核算和规划经济增长的时候，可能使我们过于强调短期年度的经济活动，而忽视跨年度的可持续性财富和资本的积累性经济行为。例如，在一条河上架桥。今年架这个桥要付出劳动，这些劳动都创造了GDP，无论是生产法、收入法都计入当年的GDP当中。第二年再炸这个桥，也得付出劳动，生产、施工、运输，以及炸这个桥付出的所有劳动形成的价值要计入第二年的GDP。第三年再修，第四年再炸，十年后这条河还是这条河，最后一看财富积累是零。不仅是零，修修炸炸消耗了很多资源，还影响可持续发展能力。这是GDP很大的问题——它是以一年来制定目标的，容易使经济行为短期化。三是GDP反映市场经济活动，反映不了非市场的经济活动，因为那些活动没有价格、没有准确的市场交易价格，无法核算，可是有大量人类经济活动是市场失灵而社会又需要的。比如家务，家务不进入市场交易，家庭是不可分割的基本单位。恩格斯讲得非常清楚，家庭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连接的基本经济单位。基本经济单位是不可分割的，家庭内部成员的经济往来不能是买卖。家务耗费了很多劳动，没有交易怎么计入GDP？还有军队、、官员的服务也是如此。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有三次经济普查，每次普查的数据比按正常统计制度统计的GDP都要大出来一部分，也就是有遗漏。第一次普查93%的遗漏出现在服务业，这就是那些漏掉了或者估算不准的部分。更要紧的是，不能被GDP反映的还有人们根本没有纳入脑海和视野里的部分。比如说有一些市场失灵的领域，市场不能反映社会需要。GDP只核算市场的资源配置活动，市场根本不能反映的经济活动就容易被忽略，从而形成短板。四是绿色GDP。这是一个很好的理念，但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把绿色GDP纳入国民经济核算的实践，因为操作起来很难。GDP的统计是加项，创造多少收入加在一起；而绿色GDP是减项，一场地震、雾霾要减掉GDP，一个物种灭绝了也要减掉GDP。市场价格很难准确反映这些情况，但是人类经济生活中确实存在这些情况。

　　新发展理念是指导思想，是发展的哲学，与之相适应的是提出的目标，即“五位一体”的目标。发展理念和指导思想通过什么途径、方略付诸实践？这里最重要的是党的十九大报告里讲的“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里面讲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们闯过关口的迫切要求，是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提法和短期的一时之举，而是我们闯过关口的历史性要求，是国家实现发展的战略性的目标。

　　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包含什么？党的十九大报告里没有讲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具体内容，讲的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要体现三个方面的要求：发展、改革、开放。一是发展，包括创新驱动、企业发展、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区域协调等一系列的发展规划。二是改革，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形成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重点是企业产权制度和市场自由竞争制度，排除垄断，推动财政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形成宏观审慎的双支柱。三是开放，指新的全球化背景下“一带一路”支撑下的内外联动发展。

　　具体的现代化体系包括哪些体系，在十九大报告里没有进一步概括。但是，2018年1月30日习总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讨论现代化经济体系专题，表明了党中央对现代化经济体系问题的重视。在这次会议上习总对现代化经济体系在十九大报告原则基础上做了进一步阐述，讲了现代化经济体系包含七大方面。

　　（1）创新引领、提高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企业竞争力，特别是造就一批世界一流的产业，在改进、优化产业结构、产业升级等一系列基础上建设现代化的产业体系。

　　（2）在培育市场主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推动民营企业发展、加快国有企业混改、提高企业竞争力、完善企业产权制度、推动市场价格改革、提高资源流动的自由度、提高竞争的充分性、清除各类垄断壁垒等基础上构建现代化市场体系。

　　（3）在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当中考虑到包括激励、效率、公平等因素在内的体现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的基础上形成现代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

　　（7）坚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基础上，构建一个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

　　上述七大方面构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要内容。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个实践的命题，它必然伴随着实践不断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同时又是一个创新的命题。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们落实“五位一体”、实现“五位一体”新的总体布局目标的要求。“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目标的要求是新发展理念的体现。坚持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与贯彻新发展理念，一个是具体实践的途径和基本方略，一个是指导思想、理念要求。这是实践和理论的统一、实践方略和指导思想的统一。

　　既然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是闯过关口的迫切要求、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基本方略，那么如何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党的十九大报告里讲得很清楚：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来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

　　什么叫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俗地讲，就是以改革的办法从供给侧入手解决国民经济发展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改革是关键的一招，以改革作为基本办法或者动力，从供给端入手，解决国民经济发展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首先，国民经济现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供给侧，而问题的成因主要是供给侧的结构性失衡，所以从供给侧入手解决它的结构性矛盾，是针对中国现在的主要问题以及问题的深层原因而提出的。这是一个方面的理由。我们讲中国现在经济问题有宏观问题也有微观问题。习总曾经把微观层面问题概括为三大失衡，即实体经济内部供求失衡，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结构性失衡，房地产泡沫化与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结构性失衡。我国过于依赖房地产业带动增长，房地产业聚集了大量的资源包括土地资源和各方面的资本，风险也在增大，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压力在上升。这是三大微观领域里的或者市场运行方面的失衡。这三大失衡主要问题本身就是供给问题，而问题的根本原因主要就是结构性矛盾。这是微观层面。宏观层面的失衡突出的特点是双重风险并存。一重是成本推动的高通胀的压力。通胀潜在压力很大，主要是成本推动的。现实的CPI不高，是因为需求疲软卖不动。一旦需求活跃，潜在的成本就可能变成显性的物价。另一重风险就是需求疲软导致的经济下行的严峻威胁。需求疲软、内需不足、“三驾马车”当中的出口受挫，国际经济复苏步履蹒跚，我们自己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情况都不乐观。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确实有很大的下行压力。固定资产投资过去平均每年增长23.5%，高的时候有30%甚至40%的增长速度，但是2013年以后增速降到了20%以下，这几年甚至降到了15%以下，2017年是10%左右，民营资本投资增速甚至只有2%。消费需求也不乐观。按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正常增长14%—15%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人口多，每年新增人口消费量就不得了。但是，这几年出现了问题，消费增速降到了10%左右。这些问题导致我们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

　　这样的宏观问题，即潜在通胀和经济下行的双重风险并存，带来两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一是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确实有了新的历史特点。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宏观经济失衡大的划分是三个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到1998年6月份，除了中间个别年份外，这个阶段主要就是需求膨胀、经济短缺、物价上涨，所以会形成抢购风潮。我们有三次物价抢购风潮都是在这个阶段出现的：第一次是1985年，CPI达到了9.3%；第二次是1988年，CPI达到18%；第三次是1994年，CPI达到了24.1%。每一次具体原因各不同，但根本原因是经济短缺、需求膨胀，稍有风吹草动人们就抢购。那个阶段宏观经济政策就是紧缩，收紧银根、紧缩财政、控制赤字，把流通中的货币管住，防止出现通胀。第二个阶段是1998年到2010年年底。这个阶段和之前不同，不是需求膨胀供给不足，而是需求疲软产能过剩。1998年出现消费品的过剩，2008年出现投资品的过剩。1998年是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是世界金融危机。我们从1998年开始放弃了将近二十年的宏观经济紧缩政策，第一次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扩大需求保证增长、稳定就业。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宏观政策力度加大，我们加了两个字改了两个字，提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从2010年以来，我国进入新常态，现在潜在通胀和经济下行同时发生了，类似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的“滞胀”。这两个问题同时发生时，需求管理就有了严重的局限，对需求既不敢紧缩也不敢扩张。单一失衡的情况容易应对。第一阶段发生通货膨胀就紧缩需求，第二个阶段发生经济下行就扩张需求，而现在是两个情况同时出现，既不敢全面扩张也不敢全面紧缩。全面扩张需求有利于遏制经济下行但却会加剧通胀，可能把潜在的成本推动通胀唤醒；全面紧缩有利于防止通胀，把通胀遏制在潜在状态，但是会加剧经济衰退。本来需求就疲软，再紧缩需求经济就更不景气，失业的问题就更大了。现在，需求管理的局限性在这种新失衡面前凸现出来了，于是我们就提出从供给端入手。

　　从需求端入手不仅有局限，而且更重要的是形成这些失衡和风险的深层次的原因是在供给端。需求疲软、经济下行是需求端的问题吗？表面上是这样，但是深层原因不是资本和货币的供应量不够，不是购买力不够。M2的存量现在是160多万亿，相当于GDP的200%多，宏观货币环境并不紧。企业融资渠道是通畅的，国有大型和特大型企业直接融资境内境外都有通道，间接融资国有银行对它们是信任的。问题的主要原因不是需求端，而是供给端创造力不够、创新性不强、产业升级动力不够。没有新项目、新产品，没有有竞争力的投资机会，若强行扩张就只有低水平的重复，即劣质产能的扩张。所以，投资需求增速放慢，固定资本形成放慢，说到底是供给端的创新不够。有人说民营企业融资难，因为是民营。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原因很复杂。民营企业多为小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是全球性的难题。如果民营企业做大了，融资并不一定难。如果民营企业或者混改企业有好的投资项目，融资也不难。说到底最基本的是有没有创新力。

　　消费需求疲软的问题不在需求端。“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速和GDP同步。我们GDP这几年平均增长7%以上，城乡居民收入平均增长8%以上，农村还快一点，说明消费需求增速放慢不是需求端的问题，不是购买力增速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的问题。问题还是在供给端。生产出来以后，从实物形态上看质量差、结构不合理、不安全，老百姓有钱也不买。说到底这不是消费者的事而是生产者的事。供给侧创新力不够，没有引领和激发人们应有的消费行为，抑制了人们的消费，无法扩大消费空间。这是个大问题。

　　产出还有一种就是货币形态。马克思讲生产关系的全过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供给就是生产，生产到消费之前有一个分配，分配不合理肯定会影响交换和消费。如果国民收入高速增长，但是国民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把大量的钱给了少数人，消费受生理限制，越有钱的人消费倾向越低；大多数人贫困，想花钱没有钱，越没有钱越不敢花钱，对未来没有信心。这样就很糟糕，经济高速增长，分配两极分化，大部分人想花钱而没钱所以不敢花钱，少部分有钱的人钱花不出去，这样整个国民经济消费倾向就降低了，消费需求也就疲软了。

　　可见，宏观经济出现问题，内需不足，投资需求疲软、消费需求疲软，深层的原因主要还是供给端的问题，是供给端的结构性问题，抑制了应有的提升空间。总之，中国经济现在的微观中的三大失衡以及宏观中的双重风险形成的深层原因都是供给端的结构性失衡，所以我们选定从供给端入手用深化改革的办法解决这些矛盾是切中当前中国问题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就是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个切中了我们现在的问题。这是一个方面的理由。

　　还有一方面的理由，即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有效地解决我们现在深层次的矛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管理有很多不同，最大的不同是两点。首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着力点是生产者，需求管理针对的是消费者。我们现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生产者这一方。生产者至少有三个层面。一个是劳动者。人是第一生产者，要提高人的素质，我们现在叫提升人力资本，目的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党的十九大报告里讲我们要培育千百万知识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有现代产业素质产业文化支撑的劳动者，我们要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产业工人要得到尊重。十九大的报告特别强调劳动生产率。生产者的第二个层面是人和生产资料的结合。这是指企业。十九大报告里明确讲两个一流，一个是要造就培育一批世界一流的企业，一个是造就培育世界一流的军队。企业和军队都要打仗，一个是在市场上打，一个是在战场上打，打仗就没有第二。生产者的第三个层面是企业和企业的集合。这是指产业。我们要提高产业素质、优化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提升产业结构的高度。生产者至少包括这三个层面，即劳动者提高劳动生产率、企业提高企业竞争力、产业完善产业结构和提高产业素质。这是供给侧改革和需求管理不同的地方。各国开始形成共识，强调政策对生产者的影响，回到生产者一边。出现这个潮流不是偶然的。关注生产者，因为这是竞争的核心。我们从这里入手是解决根本问题的要求。

　　需求侧和供给侧另外一个不同是政策的落脚点不同。需求管理的落脚点是总量效应，通过影响消费者、改变消费者的行为和预期，最后影响总需求，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供给侧改革不一样，其最后的宏观效应是结构效应，而不是一般的总量。因为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是生产者的效率。效率提高不是体现在总量扩张，而是体现在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化上。区域结构变化是因为区域之间的效率不同，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因为产业之间的效率不同，同一个产业内部的产业组织结构变化是因为同一个产业当中企业之间的效率不同，这样就形成了国民经济的区域结构变化、产业结构变化和市场结构变化等一系列结构变化。所以，结构变化是效率的函数，效率变了结构才变。而我们的供给端管理的着力点和出发点就是提高生产者的效率。最后的效果就要观察经济结构发生了什么变化。

　　供给端入手的出发点是生产者的效率，落脚点是国民经济的结构效应。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微观上的效率问题、宏观上的结构问题。所以，构建现代化的经济体系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问题在供给端，另一个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解决问题。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需不需要需求管理？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都有供给和需求两端。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可能强调需求管理或者强调供给管理，但是这二者之间不是割裂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不能因为强调一定时期的供给侧为主线就割裂或者忽视、放弃需求管理。恰恰相反，这两者要统一，否则要出大问题。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比如我们现在放弃了需求管理，需求失控会出现两个情况。一个情况是需求过热，经济发展速度空前加快，需求迅速膨胀，带来的宏观经济环境就是物价上涨、通货膨胀。这个时候企业生产者就不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在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是因为需求出问题了。需求疲软卖不动，企业只能提高质量，在需求疲软的市场环境下赢得生存。在宏观上双重风险并存的条件下，总需求管理无论是扩张还是紧缩都有局限，只有从供给端入手协调这个问题。需求疲软才迫使我们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如果是需求膨胀就失去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市场环境和要求了。

　　还有一个极端，现在需求过冷、过于疲软、市场萧条，出现高失业。这样就无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等最大的困难是职工怎么办。如果现在失业居高不下，那么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等于雪上加霜。

　　如果需求失控，或者需求过热不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或者需求过冷不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意味着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宏观经济短期增长环境一定要稳定，要有适度的需求管理，使经济能够保持适度增长。如何确定经济增长速度？要求既不导致经济过热带来严重的通胀，又不导致经济过冷、经济下行带来严重的失业。这种宏观经济环境才能够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否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窗口就会关闭。

　　我们围绕着需求管理要实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可行的宏观调控政策，要制定一系列的内在联系、协调的宏观经济指标。首先，要确定一个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有控制的通胀率水平。按照我们这些年的经验分析，经济增长不超过7%时，CPI不会高于3%左右。要确定增长速度，还要确定失业率的承受力。按照中国目前的经验，要城镇失业率稳定控制在4.5%以下每年大概需要1 300万左右就业机会。按照这些年的中国经验，1 300万个就业岗位要求经济增长不能低于6.5%。进入新常态以后，政府工作报告每一年增长目标都在6.5%到7%之间。这个目标范围是考虑通胀不超过3%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要控制在4.5%以内而确定的。

　　这个指标基本锁定了之后，财政政策、财政赤字、货币政策、M2增速、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速就基本上生成了。总需求的增速一旦控制住之后，适度经济增长以及和这个指标相关联的通胀和失业这些最基本的宏观经济指标就有了需求管理方面的宏观政策的支撑。需求管理要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相应的机会、平台。

　　短期还要和长期的增长相联系。短期增长目标不能背离中长期发展目标的要求。我们现在有一个中长期的目标，即2020年决胜全面小康，2020年GDP总量比2010年翻一番。十年翻一番要求平均年增长率约7.2%。由于前些年的增长速度不止7.2%，今后两三年的时间只要不低于6.3%就可以实现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因此我们现在定的6.5%到7%的增长速度，是既考虑了短期增长的通胀和失业目标的要求，又考虑了衔接中长期发展目标的要求。

　　稳中求进是我们宏观政策的一个总基调。稳就是经济增长要稳，不能大起大落。大起则通货膨胀，大落则严重失业。进就是结构性改革，因为结构性改革是长期的。没有稳就不可能有进的窗口，但是没有进就不可能长期稳。不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单纯靠短期宏观政策强行实现的稳定只是暂时的。深层次的原因不解决不可能真正实现持续发展的稳定要求，这二者之间是紧密联系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进的方面，这是供给端；宏观调控主要是稳的方面，这是需求端。所以，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从方上来说就是把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有机统一起来而不是割裂开来。这种统一不是没有重点，也不是相互割裂、非此即彼、相互替代，而是有机的整体。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统一意味着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控的统一，意味着短期调控和长期调控的统一。

　　稳中求进是政策的总基调。政策要有效实施就要有制度基础，制度框架是治理经济政治社会的根本。为什么有的国家没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制度创新滞后，就是制度方面的完善能力弱，主要是经济、政治、法律制度。

　　首先是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现代化要求以市场化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解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使市场在竞争性的资源配置领域发挥决定性作用。市场化要完善、深入、充分，同时发挥政府的有效调控作用。市场总有它的短板，关键是要解决政府与市场的统一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经济制度不完备，市场失灵，政府越权越位替代市场，市场竞争就可能失效。如果市场失灵需要政府补短板的领域，政府却没有能力，就会形成政府和市场双失灵，既无竞争性的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也无有效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对社会发展的协调，就会使社会的公平和效率准则受到严重破坏。

　　市场化不够，经济体制出问题，和它相联系的法制化肯定滞后，因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治经济在某种程度上是转型的重要内容。法制本身和市场化相比就有滞后的一面。法在哲学上要体现一定的保守主义，法不能变化太快，要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成熟性。大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现象共识程度比较高了才能上升到法律制度的认同上。如果市场化滞后，那法制就会更加滞后。法制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私权赋予、公权约束。法制对市场竞争主体企业的权利、产权等要保护，对公权，特别是政府的权力、行使过程要规范。所以我们叫保护私权、规范公权，用法学语言来说就是私权赋予、公权约束。如果法制化落后，市场主体的产权和竞争权利得不到保障，公平竞争得不到保障，那就没有真正的竞争，风险不对称、责任不对称、权利不对称、利益不对称，既无动力也无约束，既无秩序也无效率，竞争就混乱了。如果对政府主体公共权力的运用缺少的监督和法制的约束，就会导致公权的滥用，这个社会的法制化就会受到根本的否定。

　　如果是经济制度和法制同时落后，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私权被践踏、公权不受约束，企业就难以获得机会、项目也难以通过公平市场竞争获得。由于市场失灵，越是稀缺的资源就越不是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配置，权利掌握在政府及政府官员手里，企业要想获得资源就需要找政府谈判，劝说政府官员把机会给他，最有效的谈判手段就是“寻租”，就是权钱交易。这就是。权钱交易没有公平竞争，也无效率，资源配置根本不按照效率原则进行，不是在公平竞争当中谁的效率高就配置给谁，而是按照指数，谁“寻租”力度大就给谁。结果，既无公平又无效率，社会就既无稳定也无可持续成长的发展，陷在中等收入陷阱中。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特别提出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在市场化基础上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议，把市场化所要求的法治化提高到新的历史阶段。

　　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共同的一点是这些国家“寻租”极其普遍、严重。其根本制度原因是市场化不够，法制化不够。要推动经济改革市场化，推动法治化建设，就要有社会政治力量代表广大人民，凝聚社会进步力量和发展意识，才可能战胜现代化进程当中既得利益和传统特权的阻力。这就要求有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制度建设、政治治理的能力，要有一个政治核心来领导，凝聚、团结形成有效的国家政治治理，最大限度地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减少阻力，推动市场化、法制化进程。但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政治上基本上是一盘散沙，没有这个核心，没有这种框架，政治治理赤字非常大，要么是，要么是，要么是，根本没有现代政治生活框架。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中国的政治领导核心、中国的政治治理体系的关键在党，这是历史也是现实更是未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四个基本方略第一条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最后一条是全面从严治党，首尾呼应。党是全面领导的执政党，本身就要从严治党，两者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中国的政治核心、凝聚力、政治体制改革、国家治理核心就在于党，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和特点。

　　所以，围绕全面实现小康贯彻“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进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仅是一有深刻内在联系的整体，而且“四个全面”是稳中求进、宏观调控的制度基础。没有“四个全面”，改革发展就没有根本的制度保障。稳中求进做不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没有经济环境、经济条件上的可能和必要，因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就不可能推动，进而新发展理念就实现不了，我们就闯不过中等收入陷阱。

　　“五位一体”是对过去单纯以GDP为中心的目标的历史性补充和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五位一体”的总体目标，需要有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就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需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贯彻稳中求进总基调就需要一系列制度创新，即“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

　　新时代、新发展、新发展理念、“五位一体”、现代化经济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中求进总基调、“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有内在的逻辑关系；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要理解、发现和把握经济事物内在的逻辑联系，把这种逻辑联系从理论体系上阐述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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