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内的组织结构或产业整合对经济福利有重要影响，也是经济学界的热点研究问题本站

顶刊编译 注意力的经济学本站

　　近年来，注意力已经成为一个受、经济、道德等诸领域关注的议题：从用户的注意力被数字平台商业化，到青少年由所谓沉迷电子设备而丧失集中注意力的能力。虽然注意力很少作为人类学研究的重点，但很多时候作为关键概念包含在讨论和子领域中。本文回顾人类学领域涉及注意力的初步研究，识别其中潜在的研究路径，从而进一步探索注意力技术如何有意无意地塑造人类的身体、心智和文化。

　　关于注意力的问题时常被人们忽视。在对某个议题展开讨论前，人们首先得“注意”到它，而是否注意到某个事物并将其问题化不是理所当然的。社会运动的组织者经常沮丧地发现，他们最大的阻碍不是公众不认同他们的观点，或者坚决站在他们的对立面——一个更常见的情况是，人们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们。于是，争夺注意力变成了希望有所作为之人的头等大事；他们不再有心情思辨打磨自己的观点，转而投身注意力的竞技场中厮杀。在数字时代，人们悲哀地意识到，自己和他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而“有限”带来竞争——如今，即使是两个毫不相关的“主义”，它们也要为了仅仅能进入人们的视线而拼个你死我活。

　　关注，是人类一切思考和讨论的前提，没有一个大众议题或学术探讨能够逃脱人类注意力的问题化：试想一下，当观点面临同行和公众的质疑，一位教授可以愤怒地宣称，“他们既没有上过我的课，也没有读过我的书”，希望大家认真读过他的作品后再做评价，但是要求他人分配注意力于他们可能不是很感兴趣的问题上是否合理呢？（尤其是在该学者的文章晦涩得让人头疼的情况下）当世界上有一批人饱受疾痛折磨，娱乐化的平台却在抢夺公众的注意力，最终使更重要的问题无法获得更多关注而被搁置，这种行为是否有违伦理呢？如此种种，既是问题，也是元问题。

　　当代关于注意力的讨论源于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学原理》中的论述。自那时起，哲学、学、经济学的学者便开始从自身学科的角度出发探究人类注意力。在心理学领域，注意力在更广泛的范式转移中发挥关键作用，第一个提出“注意力经济”的也是心理学家：当信息过于丰富时，人类的注意力就会“破天荒”地成为一项稀缺资源，也就成了需要精打细算的财物。正因为消费者留心相关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经营者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来捕获他们的注意力。这被称为“大逆转”，供需双方的关系在注意力作为商品时竟然颠倒了。对数字平台进行经济学批判的学者认为，注意力某种程度上就是金钱：作为企业和市场参与者衡量绩效的尺度，也作为得以发动社会力量解决问题的必需品和通货。如果说注意力如今是稀缺的，那它为何在过去不被认为是稀缺的呢？Citton认为，在数字化时代，平台对人们注意力的引导和再分配起了一种霸权性的作用。按照波兰尼的范式，如果将注意力视为经济学的内容，研究者应该识别其中具体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过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也就是说，社会学家不能仅将注意力视作稀缺资源。

　　在人类学领域，目前很少有研究将注意力作为文化的和主位的来做民族志。但是关注数字化平台和算法生产的人类学研究日渐增多。另外，沿着二十世纪末医学人类学对儿童多动症（ADHD）的研究，儿童注意力的化和医疗化问题为数字时代的注意力研究提供了一些借鉴。通过总结相关的社会人类学文献，本文将目前的研究工作归为两大类主题：1）数码人类学（digital anthropology）研究中的注意力；2）身体仪式和宗教体验视角的注意力研究。本文不仅对目前关于注意力的跨学科研究进行概述，也为后续的研究指明路径——将注意力和人类关注行为视作不可约化的社会文化现象而发掘其意义，而非简单的稀缺资源或以往经济学批判中抽象的资本。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者开始关注线上的世界与其中的行动者。他们研究数字化社会、数字化基础设施，开创数码人类学等领域。

　　1）媒体人类学。媒体人类学可以被视为注意力人类学的一部分。大多数研究将媒体从业者的工作描述为想方设法抓住涉世未深的观众们的注意力。许多研究关注非西方当地媒体为吸引读者观众注意而采用的话术和报道方式，与西方模式形成对比。另一种研究思路关注媒体技术的物质性，技术的物质形式如何塑造人们日常生活中施展注意力的形式。2）互联网的人类学。大多数当代数字技术，本质上争取注意力的机制，而社交网络、平台加剧了对注意力的竞争：它们的商业模式意味着控制数十亿用户的注意力指向。3）线上的社会运动。如今，线上同样成为社会运动的战场。社会活动家深谙社交软件的使用之道，以此介绍运动的主张，吸引更广泛社会的关注。4）算法与平台搭建。随着本质上操纵注意力的数字化技术得到普及，平台、算法、技术背后设计者的作用不容忽视。

　　还有一部分民族志关注的不是外部的技术，或者所谓平台软件操纵注意力的“陷阱”，而是注意力技术具身、内化、自觉的过程和实践。回顾马塞尔·莫斯对身体技术（techniques of body）的定义，我们需要注意到身体技术（technique）与强调科技的技术（technology），或曰技艺与技术，之间的区别和张力。以下归纳的理论路径更关注注意力的操控和运行中能动个体的角色。

　　注意力不仅是行为学意义上捕捉接收感知的工具，它更象征着面对于己而言不明确的事物投射关注的行为。换言之，即使理论上讲，人在对某个事物关注之前，无法获取关于它的信息并产生认知；但是选择关注“它”并施展注意力本就已经基于主体积极的构思和“不确定”的想象。即便不愿承认，自诩理性客观的人们也无法否认，在“名正言顺”的认知前，一种上不了台面的、非完全理智的、引人联想到偏激、有偏见嫌疑的“认知”已经潜在地发生了。由此，注意力的任用隐藏在人类社会常见的“客观化”仪式（诸如学术研究、医疗实践等等）中：在进入客观中立的科学研究范畴前，正是主观的研究者关注并准入了它；相比较正式研究过程颇具仪式感的纷繁准则和严苛规范，开端之前的注意力和关注行为却无所约束。讽刺的是，人们以前者赋予其客观与正当，却忽视后者才是前者的根本动力。

　　对于注意力的现象学研究，也有不少学者关注其生物学和心理学基础。相关研究发现，记忆与模式化（ritualization）的思维方式影响了人对注意力资源的动用，文化意义上的经验、行为、知识图式，会反馈在认知过程的情绪化维度上，比如知觉扭曲、自我欺骗、记忆抑制。展示一则注意力技术在感官世界起作用的案例：Luhrmann在对美国西海岸福音派的研究中发现，信仰者仿佛在接受一种“注意力训练”，他们学习如何正确地访问自己的情感和心智，动用情感并将注意力放到容易与神迹联系起来的记忆。通过注意力学习，信徒得以体验一种外化的真实的神圣生活世界。

　　回想一下，在新冠疫情前，公众并不会时常注意到社交距离，也很少意识到社会隔离的存在和危险（即使有概念，也缺乏切身体会）。当原本主流观念中隐藏的诸多“关注此而非彼”的倾向被广泛披露，注意力的动用也就背负了道德的压力和顾虑。福柯在其晚年的伦理学研究中反思了早年的社会建构观念，包括主体不是某种彻底自主的、透明的知识来源，而是在由各种社会实践构成的网络中被建构的论述。在自我技术中，“规则取向的道德”和“伦理取向的道德”存在张力，作为伦理主体，关注这一行为本身就已经透露着强烈的道德倾向（前在于认知）。比如科研工作者的研究兴趣就是一种“元认知”，科学的信徒同样（甚至优先）是上帝的信徒。动用注意力之前已经存在不可否认的道德动机和价值判断，这一点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尤为突出和危险。（某种程度上，在论文或立项书的“研究意义”部分仅写“目前缺乏此类研究……”显得有些不负责任）

　　当关注和研究一个问题时，一个元问题便随之而生了，为什么会关注此而非彼？除此之外，也应该发问，我们能用自己的注意力做什么？看看与注意力（attention）搭配的动词语料，我们不难感受到它的经济隐喻（paying, investing, lending one’s attention），也就是说，它积极地参与真实发生的等价交换与道义互惠过程（人类学意义的经济）。作为财产，作为状态，更作为行为（关注行为），注意力需要更进一步的理论化。

　　本文提供了几条潜在路径：1）注意力的技术，关注外在的数字基础设施如何影响和塑造主体动用注意力的行为模式。2）注意力的技艺，关注社会文化中隐含的影响注意力的仪式化技术，以及探究注意力行为主体的伦理和道德困境，阐释元认知的发生与自主选择的悖论。值得注意的是，人际交往中关系的建立维系、亲密与爱、关心与照料也与注意力息息相关。可以想象，此类问题会异常有趣：为什么你的情侣在看上你之前关注到了你呢？

　　经济学批判往往关注结构性的机制：压迫、强制与不平等，对注意力的经济学研究也就容易滑向一味对机构性技术和科技寡头进行意识形态批判，而忽视个体作为注意力主体的技艺；两者之间的协商过程及其张力至关重要，更值得深入探讨。过去的经济学研究将注意力视为一种稀缺资源（资本），强调其在性别、族裔、阶级分布上的异质性，带来不平等的后果。这种论断预设了注意力类似金钱的通货性，如同老生常谈的时间成本；但是，注意力或时间的费用化假设，其实是基于同质而线性的物理时间，忽视了主体的时间性。用柏格森的话说，除了作为计量单位的时间，我们更应该看到作为“绵延”的时间。同理，除了作为静物的注意力，我们也要看到作为动物的关注。在这一基础上，注意力的经济学需要重新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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