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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必定：中国省域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思考本站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刊：由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与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本刊秉持“创新区域经济理论，服务区域经济实践，探析区域经济政策，总结区域发展经验”的办刊理念，致力于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为区域经济研究顺利开展提供新平台。

　　作者简介：程必定，男，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员，安徽省时代战略研究院院长（合肥 230051）。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特别强调优化国土空间布局。中国作为区域差异明显的大国，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国土空间布局的优化，主要是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这是习总在2019年8月26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发表重要讲话时首先提出来的。他强调，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完善空间治理，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2019年第24期《求是》杂志上，习总发表了同名文章，系统地阐述了新形势下促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思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举措，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进一步指明了发展方向。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要求，全国如此，各省域也是如此。因为中国是地理大国、人口大国，每个省域或是面积很大，或是人口很多，在世界上差不多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省域内存在着区域差异和区域分化，需要促进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综上，在省域层面如何推进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重大问题。

　　在省域层面推进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要尊重客观规律，习总从区域协调发展辩证法的高度，也特别强调要尊重客观规律。所要尊重的客观规律，应该是经济、社会、自然发展的三大规律，反映在区域经济布局上，集中体现为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的客观规律。这就需要进一步认识，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的客观规律是什么，中国省域空间结构演变大体处于什么状况，各省域基于这种状况推进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才是尊重客观规律，符合经济、社会、自然发展三大规律的客观要求。乡村和城市是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两类空间，也是生产力布局的两类地域载体。综观中外经济区域布局的特征，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区域空间结构呈现三次转型的演变规律。

　　第一次转型是区域经济布局由以农村为主导向以城市为主导的转型，发生于工业化初期。因为这个时期出现了机械化工业，工业基本布局在城市。根据世界先行国家的历史经验，第一次转型发生的标志是：人口城市化率超过20%，农业或第一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低于30%，人均GDP相当于目前低收入偏上国家的水平。

　　第二次转型是区域经济布局由以城市为主导向以单个城市经济圈或都市圈为主导的空间转型，发生于工业化中期。因为这个时期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圈出现了，有的发展为都市圈，工业和服务业向城市经济圈或都市圈集聚。不过，每个城市经济圈或都市圈之间的联系不多。根据世界先行国家的历史经验，第二次转型发生的标志是，人口城市化率超过50%，农业或第一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10%以下，人均GDP相当于目前中等国家的水平。

　　第三次转型是区域经济布局由以城市经济圈为主导向以城市群为主导的空间转型，发生于工业化后期。因为这个时期由于高速公路和城际交通的发展，城市经济圈或都市圈之间的联系增多，形成了规模更大的城市群，工业和服务业向城市群集聚。根据发达国家成熟城市群的发展经验，第三次转型发生的标志是，城镇人口占比超2／3（人口城市化率超过66%），农业或第一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5%以下，通勤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5%，城市之间的货运量占货运总量的比例超过20%，人均GDP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的水平。

　　区域空间结构的三次转型具有客观规律性，工业后在世界范围已得到体现，但三次转型发生的时间漫长，工业化水平不同的国家，三次转型发生的年代也不同。中国直到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区域空间结构才发生第一次转型，虽然起步很晚，但发展很快，在短短的70年间，世界范围的三次转型在中国都有出现。但是，由于中国地域广阔，区域差异很大，三次转型在中国地区间发生的时序不同。其中长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的三次转型总是快于其他地区，成为中国经济布局的重点区域。

　　就全国而言，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开启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为标志发生了第一次转型；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省会及副省级以上城市经济圈的兴起为标志发生了第二次转型，而沿海发达地区在90年代后期就发生了第三次转型，出现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进入21世纪，中西部地区的城市群开始兴起，“十二五”时期，中国编制了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十三五”规划提出中国将建设19个城市群，涵盖了中国区域经济布局的四大板块。这些城市群承载中国70%以上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正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平台。

　　由于中国的省市、差异较大，各省域空间结构转型的时序和程度不同。根据三次转型的发生标志，2019年中国31个省域区域空间结构转型程度可分为六级层次：第一级层次是沪京津3个直辖市，已进入第三次转型的后期；第二级层次是粤苏浙3个沿海最发达省，进入第三次转型的前期；第层次是辽渝闽鲁4个省，进入第二次转型的后期；第四级层次是蒙鄂黑宁晋陕琼吉冀豫湘皖12个省域，进入第二次转型的中期；第五级层次是青川豫新滇黔云甘8个省域，进入第二次转型的前期；第六级层次只有1个自治区，尚在第一次转型的后期，正在向第二次转型前的期过渡。全国在总体上处于第二次转型的后期。

　　中国省域经济空间结构处于六个层级的国情，是在经济、社会、自然发展三大规律历史演变中形成的，各省域应在目前发展阶段上，一方面，要破除资源流动障碍，促进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并向优势地区集中，培育以城市、都市圈、城市群为主要形态的增长动力源；另一方面，由于发展基础和条件不同，发展仍会有差距，更需要合理分工、优化合作，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省域内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在中国，不能简单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对此，习总在2019年第24期《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中指出，全国发展的“不平衡是普遍的，要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辩证法”。因此，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应尊重客观规律，运用辩证思维，积极推进省域层面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经过区域经济布局的三次转型，中国已进入城市群时代。城市群造就了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空间力量，正在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深刻地影响区域经济布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及对世界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的深度融入，中国的区域经济布局会发生性的变化，必须以新的理论视角认识和把握区域经济布局演变的新趋势、新变化，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

　　城市群是人口与生产要素向城市地区集聚的产物，而集聚的因果累积效应会降低经济活动成本，增加产业分工合作机会，创新思想和创新行为的交汇等，形成产业发展、技术进步、市场运行的地域支撑，城市群也就自然成为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从而内生出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功能，又吸引人口与生产要素向城市群地区持续集聚。当前，中国城市化率刚刚超过60%，尚未达到城镇人口占比超2／3的城市群起步阶段的城市化水平，今后新增的城市人口，将会优先选择向城市群地区流动，带动生产要素和高中端产业向城市群地区的持续集聚。

　　在人口与生产要素向城市群持续集聚的过程中，一方面，受自然条件决定的承载力约束，大尺度的集聚又会伴随小尺度的分散，城市群地区会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形成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的“金字塔”式规模序位结构，中国大中城市多、小城市少的倒“金字塔”结构将会改变；另一方面，因为分工合作机会的增加，城市群的动力源也会遵循规模序位法则循序传递，每个层级的城市会形成与其条件和能力相适应的功能。这样，城市群的形态多中心又进一步向功能多中心转型，中心城市会形成综合型的动力枢纽功能，中小城市及小城镇会形成特色型的专门化分工功能，城市群的动力源在功能传递中会推进形成多中心的区域增长极系统。

　　按照区域经济学的布局理论，城市群地区有三大空间构成要素：中心城市、发展廊道、空间网络。中心城市是城市群的中枢大脑，发展廊道是城市群的四肢驱干，空间网络是城市群的循环系统。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会对这三大空间构成要素赋能，必然会提升区域经济的技术含量，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是由人工智能技术为主开启的智能化，人工智能、5G、区块链、机器人技术、虚拟现实以及量子科技等蓬勃发展，世界出现了智能化浪潮。智能化为中心城市赋能，会推进中心城市的智慧化、数字化，大幅度提升动力枢纽功能；智能化为发展廊道赋能，会提升发展廊道的集散功能，发展廊道会成为城镇发展密集带、产业发展密集带；智能化为空间网络赋能，会推进空间网络多元化、高效化发展，大体会形成高效化的四大空间网络，即产业网络、轨道交通网络、信息网络和公共服务网络。这样，智能化因素对城市群地区三大空间构成要素的全面赋能，会增强区域经济的发展韧性，有利于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大尺度的城市群是由若干小尺度的都市圈构成的，而都市圈的地域范围只在一小时通勤圈之内，空间布局更为紧凑，是城市群次区域的增长极。随着都市圈增长极功能的增强，极核城市的产业结构会向高端化、服务化转型，制造业、中低端产业会向周边腹地转移，极化效应就转化为扩散效应，会提升极核城市对腹地乡村的辐射带动力，改变都市圈城乡分离的“二元”空间结构。这样，极核城市的功能会进一步提升，职住得以平衡，腹地承接极核城市的某些产业功能，优势会得到发挥，都市圈的极核与腹地优势互补，推动形成一体化、同城化的新型城乡关系，优化城市群次区域的人口和产业布局。

　　由于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航空等快速交通网向全国各地的逐渐延展，形成高速化的交通网，使人们不分东西南北，可“朝出夕归”出行，远方的目标越来越近，人口、商品、要素流动和经济发展趋向“全国化”；由于人工智能、5G、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技术的广泛运用，形成泛在性的物联网，人口、商品、要素流动对行政区界具有巨大的穿透力，使任何一个区域经济发展都有可能融入国内国际大循环。而高速化的交通网和泛在性的物联网是有机融合、相互促进的，加快形成区域统一市场和全国统一市场，为每个区域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创造条件，更为欠发达地区释放后发优势带来机遇，会加快缩小区域差距，形成区域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由于人口和生产要素向城市群地区的持续集聚，无论是人口和经济高密度的城市群地区，还是人口和经济低密度的农业和生态地区，空间治理、生态保护都愈加重要，主体功能区制度对确保中国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作用都愈加凸显，在社会主义制度“四梁八柱”体制愈加完善定型的基础上，必然会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机制化办法及完善的社会保障等公共政策，在发展中营造高密度地区和低密度地区的平衡，这样农业和生态地区在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中的战略地位会上升。

　　城市群重塑中国经济地理，在区域经济布局方面形成的上述六大新趋势、新变化，说明中国在差异显著的区域之间，优势互补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更具有紧迫性。习总在2019年8月26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时强调，在新的发展形势下，中国要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全国如此，一个省域也是如此，也要遵循区域经济布局演变规律的客观要求，立足于有区域差异的省情，着眼于长远发展，积极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在省域层面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涉及到省域空间功能结构的重塑。因为省域内部也存在着区域差异，优势互补是高质量发展必不可少的“黏合剂”，也是构建区域经济布局的核心。从区域经济学的观点看，“优势互补”是区域功能性作用的体现，因为“优势互补”的基本要求是，省域内要有优势，区域之间的优势能互补，而且可持续、可递增，这都是区域功能作用的培育和发挥。因此，“优势互补”又是功能性概念，从战略高度看，构建省域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必须重塑省域空间功能结构。

　　首先，按照区域经济学的布局理论，任何一个经济区域的空间功能结构，都是由中心城市、发展廊道、空间网络三大空间要素构成的。在中国，经济空间结构无论处于哪个阶段的省域，都存在着这样的空间功能结构，区别在于三大空间要素构成的功能不同，从而导致整个空间功能的区别，也就出现了经济发达省域和欠发达省域。在省域层面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就需要提升中心城市、发展廊道、空间网络三大空间构成要素的功能，在整体上重塑省域空间功能结构，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省域经济布局。

　　其次，县域经济是省域经济的基本面，但中国近年来区域经济出现的发展分化、创新极化、乡村弱化、虹吸固化和资源利用效率低问题突出、开发和保护矛盾突出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削弱了县域经济这个基本面，需要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省域经济布局中，加快解决这个重要问题。而中心城市、发展廊道、空间网络三大空间构成要素的功能提升，都与县域经济发展有密切关联，如中心城市的功能提升会增强对县域经济的辐射带动，发展廊道的功能提升会畅通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的经济技术与文化联系，空间网络的功能提升会将触角伸延到集镇乡村，这些都会从县域层面推进省域空间功能结构的重塑。因此，县域发展是构建省域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不可或缺的基本面。

　　最后，省域经济是开放经济，每个省域都与若干个省域相邻，省域毗邻地区的一体化发展，也是构建省域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的重要课题。该问题已引起国家的重视，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早在2016年8月就下文明确提出，“探索建立毗邻省份发展规划衔接机制，支持和鼓励在省际交界地区开展区域一体化试点”。几年来，许多省域在毗邻地区开展了这样的试点，成效显著。构建省域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更要扩展这种试点，提升省域毗邻地区的一体化发展水平。

　　综上，应该从五个方面重塑省域空间功能结构，加快推进省域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一是提升中心城市的区域功能，二是提升发展廊道的区域功能，三是提升空间网络的区域功能，四是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五是推进省域毗邻地区的一体化。其中，前三个是重点，下面逐一展开讨论。

　　首先，从培育动力源的高度重新认识城市发展，发挥中心城市的独特优势，突出城市的主体区域功能培育。城市功能有两类，一类是基础功能，即对本市全体居民、机构提供生活和工作条件的基本服务功能，体现城市对人口和要素的承载力；二是区域功能，即对本市周边腹地的服务功能，体现城市对周边腹地的辐射带动力。中心城市的区域价值主要是后一个功能，从而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无论是发达省域还是欠发达省域，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省域经济空间布局，关键是发挥中心城市作为动力源的区域功能作用，特别是最具优势的区域主体功能作用，形成中心城市功能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城市体系。

　　其次，优化中心城市的功能分工结构。不同等级的中心城市根据自身的发展条件，会有不同的区域主体功能，有的只有单一主体功能，有的具有多种主体功能；有的主体功能区域辐射面较小，只是一个地区级或省级的某种功能中心城市；有的主体功能区域辐射面较大，是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某种功能中心城市。从单一主体功能看，无论是发达省域还是欠发达省域，都应注重培育五种主体功能的中心城市：一是交通枢纽城市，包括国家级的交通枢纽、跨相邻省域的交通枢纽、全省通枢纽和省内地区级交通枢纽。二是加工制造业中心城市，包括国家级的制造业中心、跨相邻省域的制造业中心、全省性的制造业中心和省地区性的农副矿产资源加工中心。三是服务贸易业中心城市，包括国家级的服务贸易业中心、跨相邻省域的服务贸易业中心、全省性的服务贸易业中心和省内地区级的服务贸易业中心。四是科创中心城市，包括国家级的科创中心、跨相邻省域的科创中心、全省性的科创中心和省内地区级的科创中心。五是特色中心城市，包括世界级和国家级的旅游城市、世界级和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城市，以及其他特色产业城市等。通过优化中心城市的功能分工结构，推动相关要素向这些中心城市集聚，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城市功能分工结构。

　　最后，完善城市等级结构，包括城市的功能等级结构和城市规模结构。城市的功能是分区域等级的，根据某种主体功能的辐射范围，城市可分全省中心城市、全省副中心城市、省内跨地市中心城市、省内地区性中心城市和县域中心城市，以避免出现城市功能定位不清或功能模糊问题。城市的功能决定城市的规模，一个城市的区域功能有多强，城市的规模就有多大。要克服当前普遍存在的“不求城市功能强但求城市规模大”的问题，努力建设精致城市、特色城市、智慧城市。

　　发展廊道是畅通人口和要素在区域间便捷流动和高效集聚的战略走廊，依托交通运输大通道，提升交通运输大通道。这在欠发达地区极为重要。对欠发达地区而言，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往往是把“双刃剑”：或仅仅是便捷的大通道，会造成优质要素被发达地区“虹吸”而更快地流失，削弱了要素供给，成为经济发展的“洼地”；或吸引优质要素的更快流入与集聚，沿线地区成为新的发展高地，欠发达地区会加快崛起。进入21世纪，由于国家的大力支持，中西部欠发达省域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发展很快，虽然也改变了某些欠发达地区长期形成的交通闭塞情况，促进这些地区的开放和发展，但大通道导致要素大流失的问题并未改变，仍未走出“后发优势陷阱”。针对这个严峻问题，欠发达地区必须从发展枢纽经济、加快产业集聚升级和提升城镇能级三个方面，对交通运输大通道“赋能”，把其建成城镇发展密集带、产业布局密集带和优势互补链接轴，成为省域优势互补经济布局的发展廊道，推进欠发达省域的高质量发展。

　　空间网络是以多种方式构建的由点到线的空间联系，是要素在区域间流动和集聚的必要条件，也是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布局的物理支撑。有多类型、广覆盖的空间网络，中心城市才能发挥区域主体功能，发展廊道才能发挥中心城市之间的战略链接作用，进而带动腹地的县域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从中国各省域的现有条件和未来需求看，无论是发达省域还是欠发达省域，都应从布局上统筹谋划，重点发展产业网络、轨道交通网络、信息网络和公共服务网络这四大网络：一是产业网络应突出产业链布局，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应以产业链为主线布局产业网络，以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在产业发展方面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布局。二是轨道交通网络应突出省域主要城市之间的城际快速交通轨道交通布局，加密发展轨道交通网络，形成一小时甚至半小时通勤圈，推动区域一体化、相邻城市的同城化，为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布局提供更加便捷、安全的交通支撑。三是信息网络应突出数字化建设，主要是运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发展信息网络，推动地理空间向信息空间的深度转变，既会加快发达地区经济的更高质量发展，更会成为欠发达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驱动力量，从而可以高效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布局。四是公共服务网络，主要是打造“互联网＋政务服务”“互联网＋社会服务”，推动新型公共服务网络建设，以创新办法提供高效便捷的智慧便民惠民服务，为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省域经济布局提供公共服务支撑。

　　世界银行2009年的报告《重塑经济地理》在分析了美洲、欧洲、亚洲、非洲等国家繁荣和落后地区的变迁后提出，必须推进区域一体化，重塑经济地理，逐渐改变世界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问题，并且认为，可以遵循三大特征审视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一是提高密度，二是缩短距离，三是减少分割。其中，密度是每单位土地面积的经济总量，距离是资本、劳务、商品、服务、信息和观念穿越空间的难易程度，分割并不是疆界或行政区界，而是国家或地方政府选择自己疆界或行政区界的可穿透程度，这三大特征也是研究区域经济布局优化程度的三个维度。在中国，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应加上社会发展方面的维度，即公平均等。这样，提高密度、缩短距离、减少分割和公平均等四个维度不仅是分析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理论框架，也是省域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经济布局构建程度的识别标准。而正在勃起的智能化因素，可以推进这种经济布局的构建。

　　智能化因素是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主要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因素，正在有效地提升产业结构、改造社会结构，推进产业的智能化和社会的智能化。如在经济领域，智能技术不仅越来越多地渗入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而且又孕育和催生出新的产业，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形成在信息开放融通基础上产生的数据驱动型经济新形态，人人可以贡献信息、分享信息，从万物互联和数据释放中获取发展红利。又如在社会领域，人工智能越来越广泛地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引发社会结构的嬗变和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成为百年变局中推动世界发展的巨大力量。智能化因素的巨大力量，在发达省域和欠发达省域，都可以培育递增性的区域比较优势，从提高密度、缩短距离、减少分割和公平均等四个维度，推进省域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布局。

　　就增加密度而言，智能化因素的导入会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化赋能，全面推进各地区的产业提能升级，经济密度都能增加，优势互补的规模会扩大，能力会提升。一个显著特征是，发达地区的传统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有利于释放发达地区资源丰富的后发优势，而发达地区有条件率先发展智能化产业，先发优势的规模会扩大，能力会升级而进一步增强，更有效地向后发地区辐射。这样，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因为增加经济密度会持续发挥可以互补的递增性区域比较优势，在新的层面上实现优势互补，在更广的空间范围增加经济密度，推进省域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就缩短距离而言，智能化因素的导入会推进智慧交通趋向省域全覆盖，通过智慧交通高效、安全、全域缩短距离；会推进新基建向面上扩展，为缩短距离培育新动能；会开拓“云”市场发展数字经济，通过“云”市场经济缩短距离；会推进都市圈同城化，通过同城化缩短距离。这样，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缩短距离都有加快加深趋势，会持续发挥可以互补的递增性区域比较优势，在更深层次、更大范围推进省域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就减少分割而言，智能化因素的导入，会形成广覆盖的“万物互联”，性地减少分割；会推动数字省域建设，多领域、全方位减少分割；会推进区域合作的数字化升级，会高效率、更深层地减少分割；区域合作成果也会加快由当事方的互享向社会延伸，在共享方面更好地减少分割。这样，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减少分割也会持续发挥可以互补的递增性区域比较优势，从更深层次、更多领域、更有效地减少现有的分割都会出现的分割，推进省域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就公平均等而言，智能化因素的导入，会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全民创业、大众创新注入新动能，创新创业成为主流，就业机会的公平均等就会上升到创新创业机会的公平均等；而且，智能化因素的导入还会推进公共服务趋向扩面升级、市场秩序趋向便捷透明、生态保护趋向生态补偿，形成更高层面的公平均等。这样，公平均等程度的提升更加凸显普惠共享的价值理念，充分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多方面、深层次地优化省域发展环境，使那些可以互补的递增性比较优势得以持续发挥，从而会更有效地推进省域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十四五”时期，中国会加快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经济布局的构建，各省域党委、政府应看到智能化因素的巨大力量，走智能化发展道路，广泛导入智能化因素，培育可以互补的递增性区域比较优势，在优势互补中优化省域经济布局的构建，推进省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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