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7日上午，位于温哥华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再次开庭，对孟晚舟引渡案中涉及程序滥用的辩护申请进行听证。这是该案进入程序滥用这个辩护理由阶段后的首次开庭。孟女寂静之地

面对财富和权利不平等，非暴力和平化手段是最优解决方案寂静之地

“不平等”一词，近年来已成为理解各国政治（尤其是美国政治）的最新关键词，原因很简单：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富足与和平之后，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已积累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在2010年，全球最富有的388个人的私人财富净值，就相当于最贫穷的那一半（35亿人）的总值——如果说你觉得这触目惊心，那么它甚至还在加剧：到2015年，天平那一端只需要站上最富有的62个人，而在美国，最富的20个人就能赶上全国底层一半人口的收入总和。

这样不平衡的结构恐怕很难取得稳定，连坚定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在金融危机前夜的2007年说过：“当你有愈发强烈的感觉认为资本主义的所得没有被公正地分配，这个体制将难以维系。”只不过以前很多人将之视为不发达国家的特征，直到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之前，许多经济学家对这方面的研究都侧重关注贫困问题而非不平等问题，但在那以后，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不平等才是关键，它已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的根本性和结构性问题，并且是推动一系列危机的主要引擎之一。

在现代社会，经济不平等在政治话语方面的催化能力异常强大，因为“经济不平等不可避免地转变为政治不平等”（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语）。这也就是为什么近些年来欧美各国的政治都出现了极端化的倾向，一些以往看来立场偏激的人物反倒获得了更多支持，这表明大众正在对社会现状越来越不满，也正确地意识到依靠建制派的常规做法已经于事无补。像伯尼·桑德斯这样承诺改变美国人财富严重不均的异类政治人物，居然有如此强大的号召力（而且特别是在年轻人中），这本身就是社会心态发生变革的明确信号。

拉长一点历史的镜头来看，这也算是物极必反，因为在二战以后，尤其是19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以来，主流的经济学家追求的并非“平等”，而是“效率”，怀疑乃至反对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积极干预角色，再加上数字化技术附带的“赢家通吃”（winners take all）效应，加剧了社会分化。据《第二次机器革命》一书中的统计数字，2002～2007年间，美国经济增长的2/3好处被前1%的人所获得，这一方面给最前沿的创新者提供了强大的激励，但另一面却抛下了大部分人，还觉得他们似乎活该如此。美国的创新活力更强，社会不平等的分化也更严重，这并非偶然，因为那本来就是一体两面的事，问题是它现在攀升到了危险的高度：如今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收入占比，已赶上了1929年大萧条前夜的水准。

这种不平等状况有办法改变吗？有的。事实上，历史上比今天贫富差距更大的时代也比比皆是，但到后来都可能遭遇无法克服的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英国，最富有的1/10家庭竟拥有全国私人财富的92%，但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这样的状况不仅难以持续，也是不得人心的。曾领导英国打赢二战的丘吉尔，却在战争末期的选举中输给了工党领袖艾德礼，这与其说是英国人“忘恩负义”，不如说是战争改变了英国社会：几乎所有人都在战争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也看到了国家统制经济下对社会的干预和财富分配，那么他们也就很自然地希望在战争结束之后能更平等地享受应有的社会福利。如果没有二战，英国工党恐怕是无法胜选的。

和平年代十分有利于资本积累，但也会因此造成社会分化和不平等的累积效应。美国学者沃尔特·沙伊德尔在回顾历史后总结认为，历来最有力地矫正贫富差距的“天启四骑士”，都是非常时期的不可抗力因素：大规模动员的战争、变革性的革命、国家衰败和致命传染病，“在没有遭遇重大暴力冲击以及更广泛影响的环境中，人们几乎不会看到不平等状况收缩的景象”。

确实，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前些年也曾说过，“不平等是文明的礼物之一”，因为只有稳定持续的生产才能在崭新的层面上创造财富，而演进后的社会规范界定资产的权利范围后，又使积累财富成为可能，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稳定确实会助长经济不平等。然而，如果说矫正不平等在有记载的历史上只能依靠天灾人祸，那这就很令人沮丧了，因为这听起来倒像是说“有办法，但现在不能用”。

不过，如果深入到这些历史分析中来看，就会发现真正的关键并不在于这些事件本身，而是其背后的动力。广泛征兵、全面动员的战争虽然一再被证明会带来对社会财富的调整，但同样取决于具体的社会结构动力，至少美国南北战争就是如此：在北方它使洛克菲勒、卡内基等富豪依靠战争投机发迹，而南方只是因为战败后奴隶制遭废止，才使种植园主的财富锐减。这表明，除非战争带来的大规模动员与对普通民众的赋权同步，否则仅仅依靠战时造成的物质破坏、没收性征税、通货膨胀等，似乎也不必然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大幅拉平。实际上，早期历史上的掠夺战争大多是有利于精英阶层以暴力方式迅速积累财富的，往往只有战败一方才会因精英阶层的消亡而趋向财富均等化。

在此值得补充中国的案例：在战国时期的激烈竞争中，各国都不得不动员出全部的战争潜力，然而全面战争形态演进的结果，并不是民主化，而是一君万民的森严等级制。在这一全新的社会结构中受到重创的，是原先相对独立的诸侯贵族，普通民众虽然在“编户齐民”的制度设计下获得了作为国家齐民的地位以及按绩效选拔的平等机会，但与君主之间的权力地位更为悬隔，那是更大的不平等。

当然，在传统社会中，人们所在意的“不平等”与其说是财富上的不平等，倒不如说是政治权利上的不平等——穷贵族还是总能鄙视暴发户，在江户时代的日本，一个武士在财产上可能穷困到跟农民差不多，更远不及一些商人，但他们仍然保有武士的特权、地位，以及随之而来的傲气。经济不平等造成政治不平等，其实是现代社会才出现的现象，尤其是资本家可以凭借所获得的财富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并调动起一般人无法企及的资源，通过强大的利益集团影响公共决策。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真正的不平等体现在权力等级上，而经济不平等程度反倒是相当轻的：1880年中国基尼系数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约为0.25（而同期28国平均值为0.45），1984年更低至0.23。这在各国中都是非常扎眼的例外，因为通常来说，较贫穷社会比富裕社会更接近不平等可能性曲线；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却一直有一种强烈的呼声要求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所谓“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可说是历代农民起义的普遍要求，这使贫富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会迎来一次农民起义的周期性震荡。更重要的是，中国历来有国家进行重新调配、干预的强大力量，加上财产私有权受压制、长期的低城市化水平，以及和西方、日本大异其趣的诸子均分制，都导向财富的更平均分配，而难以实现世代间的资本积累。

说到底，过度的不平等有代价，但人们常常忘记的一点是：过度的平等其实也会让社会付出代价。在历史上不止一次，国家的强力干预保证了平等，但也导致灾难性的经济后果，不仅损害了普通人的生产积极性，也会使他们在总体上变得更为贫困。在中国历史上，由国家推动的析产分家、诸子均分制既顺应了人们希望财产均等的希求，也使社会更散沙化，而这又势必很难像西欧、日本的长子继承制那样确保家产的完整性和代际财产积累，其结果是极其不利于资本的积累，中国在近代难以自发产生“资本主义萌芽”而走向现代化，这至少也是原因之一。

对不同的社会来说，平等或不平等就像是钟摆的两端，当摆荡到一个极端时，也就意味着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朝向另一端的动力由此形成，反之亦然。究竟如何权衡，这就取决于每个社会如何选择不同因素的优先级了。北欧、日本、新加坡的实践表明，通过国家干预限制过度的市场竞争、征收高税收来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和广泛的再分配制度、缩小税前收入差距等举措，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既相对平等，又未必牺牲效率和创新。这些非暴力的和平化手段也许不能像“天启四骑士”那样通过对既定秩序的大规模暴力破坏，立竿见影地创造一个更平等化的社会，甚至也不见得是最有竞争力的，但却可能是综合考虑到各种因素之下的最优解。

《不平等社会：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人类如何应对不平等》

[美]沃尔特·沙伊德尔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6月版

维舟

寂静之地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这是“十四五”时期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这八个字背后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