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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财经连线｜对话纽约、旧金山湾区：世界级湾区共探全球新格局下的新机遇本站

　　全球经济总量60%集中在港口海湾地带及其直接腹地，缔造出了繁荣活跃的东京湾区、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这三大世界级湾区的崛起密码、成长范式、转型路径和创新趋势是什么？对于正以“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为目标加快建设的粤港澳大湾区而言，能够从中获得哪些经验启示？对此，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全球财经连线》栏目重磅策划推出《世界湾区对话》系列全媒体报道，敬请关注。

　　在全球经济的版图上，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东京湾区并称四大湾区。纽约湾区以金融著称，旧金山湾区以科技引领，东京湾区以产业闻名，而集中了金融、产业和科技的粤港澳大湾区正逐步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在迈向世界级湾区新征程上，粤港澳大湾区将在世界湾区经济的版图上扮演怎样的角色？旧金山湾区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肖恩·伦道夫，与纽约区域规划协会原高级副总裁兼总规划师克里斯托弗·琼斯做客《全球财经连线》，畅聊湾区经济的发展故事，探索全球新格局下的湾区合作。

　　克里斯托弗·琼斯：纽约的历史可追溯至400年前，荷兰人在曼哈顿下城定居。但直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工业化和移民潮的驱动下，该地区才真正迈入繁荣增长的时期。移民的主要来源有二。首先，大部分是在19世纪末来自东欧与南欧国家的移民。再者，是来自美国南部向大都会迁移的人士。

　　区域规划协会成立于1922年，当时已非常明确，仅靠纽约市的行政区域规划已无法满足在20世纪不断发展的大都会。纽约市现有的行政区由曼哈顿区与四个行政区合并而来，进而成为我们现如今看到的拥有5个行政区的纽约市。在1898年， 人们认为这样就能足够有效地促进城市的发展。

　　但仅过去20年后，人口急剧增长，明显溢出边界，交通系统也尚未做好相应准备，房屋年久失修、供应不足。因此，纽约一些商界领袖与民间代表借鉴了一项针对芝加哥实施的“芝加哥计划”，并将这一计划扩展为针对整个纽约地区的规划。

　　在过去的100年里，我们看到了这一都会区的扩张。纽约湾区现在约有2400万人口，联合统计区面积约达1.3万平方英里(3.4万平方公里)，是美国最大的都会区。当然，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它也经历了很多经济转型以及人口与土地的发展。

　　有几方面原因。一是许多在硅谷工作的技术人员希望居住在旧金山。对于年轻人而言，旧金山是个更加有趣的地方。公司意识到员工每日在旧金山和硅谷之间通勤的需求，开通了企业班车。我们开始看到，每天搭乘了成千上万技术人员的班车在旧金山与硅谷之间往返。此后，这些公司决定也在城市设立办公室，在旧金山市中心租赁大量空间。如此一来，很多硅谷的大型科技公司也在旧金山市设有办公区域。

　　公司也根据功能进行了划分。大部分硬件生产仍在硅谷进行，但是大部分软件，尤其是社交媒体领域，则在旧金山运营。所以，旧金山湾区的科技企业分布就像杠铃的两端，南部是圣何塞，北部是旧金山，中间由101高速公路连接起来，而大部分的科技活动都发生在这个走廊地带。虽然东湾也有不少活动，但核心确实在圣何塞和旧金山之间，大概50英里的范围内。

　　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做太多具体的协调工作。公司决定把员工安置在哪里、员工希望居住在哪里、以及公司如何安排生产经营活动的空间，这些都是很自然的事情。科技公司进入旧金山市的趋势已经延续了15年，比如已在硅谷运营了更长时间的推特、Salesforce，还有其他科技公司，都选择了拓展至旧金山市。

　　《全球财经连线》：协调这么多城市并不容易，尤其是涵盖了三个州的纽约湾区。克里斯，区域规划协会如何为纽约湾区的发展提供支持？四项区域计划又是怎样引导和塑造区域增长的？

　　克里斯托弗·琼斯：这个问题很好。我们区域规划协会(RPA)没有实权，但我们确实能够影响政府的政策。一是通过开展研究，我们在研究方面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此外，我们机构还以客观著称，因此通常不会被视为利益相关方。长期以来，我们还与政府部门的相关领导、商业领袖建立了良好的联系。我们有一个庞大的董事会，其中许多人曾是民选官员，与政府相关人员有所联系，因此我们还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影响政策。

　　我认为第一个区域计划的影响最为深远。它涵盖了大部分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并在后来的区域建设中得以实施。比如，大部分的高速公路系统规划就是在第一项区域计划中。一些关于投资轨道交通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因为当时的投资重心在转向汽车。但计划还建议在该地区保留大量的开放空间，这一点同样影响深远。

　　随后的每一项区域计划也都是为了应对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第二个计划方案是为了应对居民向郊区的无序扩张，由于汽车的发展造成居民离开城市前往郊区的现象。第三个区域计划在20世纪90年代所提出，推动了新一代基础设施的投资。第四个计划则是我们在5年前提出的，已经产生了一些影响 。比如在纽约实施拥堵收费。我们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并不断推进。伦敦和新加坡目前都已经实施了“拥堵费”，但纽约会成为全美第一个实施这项制度的地方。

　　肖恩·伦道夫：过去70多年来，我们一直处于推动湾区发展的前沿。湾区委员会成立于二战后1945年，当时正处于战时经济，湾区依靠钢铁厂、造船厂、军事基地等大量国防设施运营。当战争结束，商业领袖们意识到这一切都将画上句号，需要新的经济模式。他们开始以湾区委员会的角色开展工作，协助规划本地区未来的经济蓝图。

　　我们今天依然从事着这项工作，从商业社区的角度展望未来，规划本地区应如何发展。我们在建设区域轻轨系统方面，以及在许多大型基础设施融资项目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解决了本地区的许多问题。

　　湾区委员会可以说是一个商界与地方政府、州政府、大学、科学机构合作的平台。此外，与海外伙伴的合作也是推动我们发展的一部分，从而使这个平台尽可能地获得成功。我们有约350个会员，大部分是公司，也有大学和其他机构，还有许多海外机构。整体可以被视为一个大型的、全球层面的沟通平台，立足湾区硅谷，探讨科技、创新以及全球经济运行。

　　《全球财经连线》：这两个湾区都有自己的主要驱动力，一个以金融服务著称，另一个由高科技驱动。肖恩，在一开始的时候，旧金山湾区如何确定以高科技作为发展方向？

　　肖恩·伦道夫：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从来都不是通过一个单一的决定而确定的，而是一系列的决定。有一本七八年前或十年前的书，将洛杉矶地区的发展与旧金山湾区进行对比，按人口计算，洛杉矶地区比旧金山湾区大得多。简而言之，这本书得出的结论是，当洛杉矶决定将商业社区转向物流和港口活动以及电影时，湾区的公司则决定转向科技。随着时间的推移，科技领域的增长和收益越来越高。

　　所以，旧金山湾区在多年前就开始向科技的方向发展。当时，几个聪慧的人在一家名为仙童半导体的公司开创行业，吸引了一些来自纽约的优秀人才，这些人认为自己可以做得更好，所以他们创建了英特尔，由此带来了行业的巨大增长。

　　此外，以斯坦福大学为例，很多大学往往是象牙塔，只想专注学术，不想涉足商业沾染铜臭，但斯坦福表示，我们的教职员工和学生想把他们的技术和在校园里学习到的知识用于创业，而我们愿意提供帮助。所以斯坦福大学在街对面创建了斯坦福公园，由此围绕斯坦福建立起了技术集群，将来自世界各地的能人聚集在这里。

　　许多人获得成功，变得相当富有，但他们并未选择打高尔夫球的悠闲人生。他们是决定创办公司的企业家；如果已经成立了公司，他们是帮助新公司起步的投资者，建立起了风险投资行业。有了资本和风投，也有从高校走出来的技术人才和创业者，确实推动了创业经济的发展。而这里的创投规模和创业经济实力，也吸引着全球其他地方的初创公司来到这里获得投资。

　　这一切从来都不是计划或设计好的，政府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很小。这实际上来自斯坦福等机构，以及来自科技界人士的一系列决定，由于他们非常具有企业家精神。我认为，也有几个的因素发挥了作用。一是这个地区很美，天气通常很好，是全球生活质最高的地区之一，而且非常包容与国际化，接受和欢迎来自其他国家不同类型的人们。因此，能够吸引来自全美和世界各地的人们来此定居。如果他们同时能够成为创新者和创始人，那就更好不过了。

　　克里斯托弗·琼斯：纽约成为国际贸易的中心，起初是因为这里成为了美国主要的港口城市，吸引了很多金融机构来此参与投资、贸易，并将部分收益进行再投资。这些收益随着纽约贸易进口行业的发展而壮大，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了发展。

　　但现在纽约的金融发展主要由一些因素推动。一是鉴于我们拥有如此高密度的金融公司网络，吸引了许多领先的金融公司，他们认为需要成为这里的一份子。其次，我们拥有众多受过高等教育、并围绕相关产业发展出多样化技能的人才。这是使公司愿意留在这里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里，他们能够找到比大部分地区都要多的，发展产业所需要的人才。这也是纽约吸引企业的底气来源。

　　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这里，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亚洲、欧洲还有全球其他地方的情况；他们在全球各地也有个人或家庭联系。在当今时代，我们所拥有的这种人口多样性十分重要。

　　肖恩·伦道夫：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区有些不同，因为我们在制造业方面不是特别强，我们的成本非常高。几十年前就在这里的很多制造业，已经转移到其他成本更低的地方，比如美国的其他城市，或者墨西哥、中国以及海外其他地方。因此，我们倾向于聚焦技术，但不是制造业，更多地聚焦专业化和特殊化服务等。

　　粤港澳大湾区，在广东省和整个区域都有强大的制造能力，这是与我们这里的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的不同特点。我认为早在“湾区”这个词被使用之前，粤港澳大湾区就已经是全球关键区域，那时我们会说珠三角地区，这个概念已经存在很久了。所以，粤港澳大湾区被认为是全球主要地区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只是现在有不同的名称，也许目标比以前更聚焦。我认为，大湾区已经是一个世界级的制造业地区，而且将在很长的时间内保持这样的地位。就生产能力的规模和多样性而言，大湾区确实很难被复制。

　　我认为通过香港，可以有很多的机会。特别是对于海外公司，它们喜欢这里的法律制度、透明度，还有商业交易方面的法规。对于外籍雇员，这是个理想的居住地。对于国际公司来说，很多理由证明，有香港在大湾区之中，以及(香港)所拥有的智力资产和初创企业，是一种优势。所以我认为香港作为一个真正的全球化都市，也许是助力大湾区成为真正的全球化区域的关键，有很多因素可以利用。

　　旧金山湾区在蓬勃发展，并不断创新，是因为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当你走进一家公司，环顾四周，你会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一时间不知道自己身处哪个国家。在美国，可能有25%的科技创业公司由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创办。在旧金山地区，这个比例是50%或45%。什么使这里成为真正的世界级全球中心？关键是有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有才华、有创造力的人才。

　　我认为粤港澳大湾区长期保持吸引力的关键是，能否吸引其他国家的人才。可能这才是香港的优势所在，因为香港一直能够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不全是技术人才，还有更多的金融和其他领域人才。香港确实是个有吸引力的地方，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在这里感到舒适，并喜欢在此生活。所以我认为，如果香港能够保持对全球人才的吸引力，发展合适的平台和资产，就能够利用香港的历史，引入全球要素。所以我认为，利用相关现有的优势，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机会所在。

　　克里斯托弗·琼斯：粤港澳大湾区已是一个十分出色的世界级湾区。但想要更进一步，归根结底，我认为取决于是否有能力培养和维持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所需要的人才。比如在纽约，最大的问题是住房，我们必须解决住房问题。我不确定什么是广东、香港面临的主要问题。但有一些全球性的问题可能值得所有人关注。一是意识到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弱点，确保能够妥善处理这些问题。此外，意识到在社会分化、经济不平等方面有哪些弱点，避免社会分歧削弱这一地区的活力。还有一些问题则需要置于各国不同的背景下考虑。

　　克里斯托弗·琼斯：确保我们有足够多的共同兴趣，并深化机构间的关系，使得这一关系能够蓬勃发展，不管国家间与国际上的关系如何发展。我们RPA作为机构，通过推动交流助力加深合作。我们曾邀请全球各地的或机构进行信息交流，我们还有非正式的交流网络，例如探讨如何适应疫情后的经济，所以很多是通过信息交流与。

　　肖恩·伦道夫：这也是个好问题。对于中国和美国的企业来说，现在并不是最容易合作的时候。但在旧金山地区，当然在西海岸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企业界的愿望是寻找和发展合作机会，以实现各领域的相互投资和合作。所以我认为在旧金山地区和美国西海岸，具有这样的合作前景。

　　现在显然比过去有更多的限制，特别是在技术和技术转让方面，因此公司需要进行识别和处理。但尽管如此，机会仍然很多。关键是我们如何在这两个地区之间搭建合作的桥梁，如何发现旧金山湾区和粤港澳大湾区之间真正有力的、可行的合作机会。

　　大约两年前，我们就此问题撰写过一份报告，指出了在一些领域，比如医疗健康、医疗设备、金融科技、清洁能源、电动汽车等等，可以关注研发、生产、市场开发。在旧金山湾区，中国公司围绕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已开展了不少合作与活动。所以，需要双方共同确认没有太多的因素干扰，可以实现合作的领域，从而在一个相对清晰的道路上，没有太多障碍地合作前进。要找到这样的路径，共同发展。

　　旧金山湾区作为一个全球化平台已经发展了很长时间。很多公司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也有来自中国的公司参与研发、创新，融入美国市场，也拓展至全球市场。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巨大的、富裕的区域。即使不考虑中国的其他地方，大湾区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有很多有能力的人才，能够实现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先进制造业。因此，我认为双方需要建立一种沟通方式，以共同确定发展机遇，并在务实基础上合作向前。我不确定是否已经建立了系统的方式，但我认为这里的公司越多地了解到粤港澳大湾区能够提供的平台，这些沟通讨论就会越发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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