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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中国改革最耀眼的光环应归于蛇口，在这一年里，“特区”蛇口与袁庚的声望同时到达了巅峰。

　　1984年1月26日上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广东省和深圳市陪同下，来到蛇口。

　　袁庚汇报说，中央对外开放政策在蛇口工业区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发挥了巨大威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办特区以前，蛇口是人口外逃外流的口子。自从办了特区之后，不但制止了人员外流，相反现在是人才回流，资金回流。几年来，由客商独资或合资兴办了74家企业，其中51家已经投产，14家工厂开始盈利。职工工资水平已超过澳门……

　　见听得饶有兴趣，袁庚便把话题引向纵深——他简要地汇报工业区几年来进行的经济体制、机构、干部制度、工资制度、

　　住房政策改革的情况。最后，袁庚说：“我们这里进行了一点冒险，不知道是成功还是失败。”“我们有个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返回首都不久，便召集等7位中央负责人开会。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更明确，就是不能收，而是放。”“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当时这个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口号，已引起几年的争论。有人甚至指责袁庚是资本主义的代言人，要搞“资本主义复辟”。对蛇口“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肯定，使袁庚备感欣喜。同年10月1日，共和国35周年国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彩车出现在队伍中，这个口号迅速传遍全国各地。

　　这个口号的提出在当时的确需要勇气和胆识。它不仅打破了人们谈钱色变的传统观念，更带给人们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效率观、价值观。有学者认为，这个口号是“冲破思想禁锢的一声春雷”。来蛇口投资的一位外商说：这句口号的价值就在于对国人观念带来的巨大冲击，整个国家从蛇口开始了向市场经济观念的转变。

　　1978年10月，“”中曾在秦城监狱关押5年半的袁庚出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招商局是中国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航运企业。它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

　　1872年12月23日，李鸿章向清廷奏呈《试办招商轮船折》，获同治皇帝批准，招商局遂告成立。

　　“招天下商，通五洲航”之外，招商局创办了一批中国近代工交金融企业，1876年7月在上海创设仁和保险公司；1877年投巨资创办中国第一家大型煤矿——开平矿务局；1879年在天津大沽码头架设第一条专用电话线路，并推动李鸿章上奏设了中国第一家专业电报局——天津电报总局。此外，招商局还办了中国第一家银行——通商银行，第一个钢铁煤炭联合企业——汉治萍厂矿公司以及一批新式大学堂。在与外国船商的竞争中曾立于不败之地。1950年1月招商局设在香港的分公司——香港招商局及其留港的13艘船舶、60多名员工宣布起义后，成为交通部派驻香港的代表机构，沿用了原有的名称。

　　几十年过去。香港招商局蜷缩在香港一隅，眼睁睁地看着这个花花世界在急速变化、迅猛发展，自己却像一个“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摇落”的迟暮老人，徒唤奈何。

　　袁庚的到来，以及由他起草并被中央迅速批准的 《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报告，成为香港招商局重获新生的转折点。

　　根据中央同意的“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24字经营方针，袁庚急需一块土地来承载他的理想。经过多处比较，他最终看中了蛇口这块小地方。中央给的整个南头半岛袁庚不敢要，只要了其中的2.14平方公里。

　　袁庚谈到当时的思想说：要一块地盘，搞“面向海外”的工业区，是史无前例的一场试验，一旦出现闪失，势必对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形势造成不利影响，责任重大。他对中央、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说，他只想要一块小地方，搞点试验，探索一下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向。

　　这一试，他试了十四年。从1978年起，袁庚主持香港招商局工作14年，招商局资产总额由人民币1.3亿元增至200余亿元。招商局除了开发蛇口工业区外，还率先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中外合资企业——中国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全国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保险机构和银行，即平安保险公司和招商银行。尤其是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建设，对全国的改革开放，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十余年后回头看，袁庚的贡献显然不止于在他主持其事的十四年里使蛇口成为一颗耀目的经济明星。因为，改革从来不可能是“一条腿”。

　　袁庚向简要地汇报了蛇口工业区开发建设的基本情况，便把话题转向工业区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

　　袁庚说：关于改革问题，现在就是要搞全面改革。从历史上看，凡是搞改革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两千多年前的商鞅变法，最后落得五马分尸。王安石变法也没有好下场。孙中山也搞改革，也失败了。康有为、梁启超只是搞君主立宪，改良主义，结果七君子杀了头。

　　袁庚：现在我们的改革，我想不会落得前人这样的下场，我们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不会有问题吧，我们值得冒这个险！

　　：过去的改革是下层少数人去改，领导者、统治者是压制的。现在不同，我们领导者是带头号召和督促下面去改，现在和过去根本不同嘛！

　　袁庚：我们在写一个报告，准备在领导班子组成问题上，搞一个较大的改革。例如管委会委员是否可以采取直接的公开的投票选举……管委会由群众选举产生，每年投一次信任票，如果不信任票超过半数，管委会就得改选；个别委员的不信任票超过半数就得下台。这种公开的、直接的、由群众投票选举的领导班子，就会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就会真正为群众做点好事。因为群众可以选举他，也可罢免他。我们想做这样一个不太小的改革，准备冒一点风险。

　　有人认为，袁庚滑头。他在蛇口推行直选领导班子，是因为他本人认为他不会落选被淘汰，志在必得。袁庚敢于冒这个险，也是因为他猜透了蛇口人一定会选他。

　　1983年4月，蛇口工业区首先在国营直属公司副经理以上的行政干部和助理工程师以上的技术干部约130人中，进行测验，由他们在没有指定候选人的情况下，自行推选管委会的成员。结果，测验的名单与组织部门的预定人选完全一致。

　　在管委会就职典礼上，袁庚代表党委、管委会作工作报告时郑重宣布：“从现在开始，将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

　　第一次选举的一年后，1984年4月22日，蛇口工业区全体干部300余人，对袁庚为主任的管委会进行首次信任投票。

　　投票前，袁庚做了说明：干部制度的改革，旨在探索一条发扬社会主义的新路子。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纠正错误。信任投票使这种功能在一年内便可体现出来。

　　有人问袁庚：“在中国，当经济和文化没有搞上去之前，你们这样做，岂非‘早熟’？”有位好心的报纸总编辑还托人带话给袁庚：“蛇口在的问题上千万要慎重。不要犯‘自由化’的错误。”或许正是基于这一原因，袁庚一再告诫自己和他的同事：试验是要“有控制，有步骤，逐步深入和扩大的”。“不是起哄，更不是儿戏，方向要坚定，行动要稳妥。”

　　1984年视察蛇口，尽管对蛇口工业区干部制度的改革没有直接表态，但袁庚根据自己从政的经验，认定他是默许了，于是他的步伐更加坚定。

　　1985年4月1日晚上，推选候选会如期举行。393人参加投票，另有31人委托他人投票。发出424张选票，收回416张。15人当选为第二届管委会候选人。

　　4月21日晚上。育才中学阶梯教室。15名候选人无一例外地要回答规定的5个问题，例如“你认为蛇口工业区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您当选的话，首先要抓好的三项工作是什么？”等等。

　　在回答完问题后，每位候选人还必须接受选民的个别质询。选民们所提问题往往令候选人坐立不安，汗流浃背。候选人也有自己的主动权，对选民的问题可以不回答。但不回答就可能失去选票。

　　候选人之间的交锋也十分激烈。有的候选人许愿：如果当选将提高职工福利待遇。立即有候选人反驳：以提高福利待遇来捞取选票，并不是明智之举。因为职工福利的提高，必须依赖生产的发展。如果生产上不去，没有效益，而片面追求提高福利，这对我们的事业来说无异于慢性。

　　4月22日下午，1170名选民再度聚集育才学校阶梯教室，在15位候选人中投票选出9名第二届管委会成员。

　　4月26日，选举领导小组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选举结果：袁庚以1006票名列首位，164人没投他的票。第一届管委会7名成员中有3人落选，其中包括袁庚的“智囊人物”梁宪。

　　5月16日，香港招商局批准了选举结果。这是中国第一个直接选举产生的领导机构。有人认为这是袁庚在企业选举的幌子下，悄悄打了一个擦边球——进行了一场政府选举的试验。

　　又是一年，又一次投票将至。1986年4月，根据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管委会选举暂行办法规定，对第二届蛇口工业区管委会，要进行一年一度的信任投票。

　　统计数字表明，蛇口人的热情在增温。这次投票人数由原来的1400人上升为2300人，投票率由80%上升为84%。然而，也有共计341人未投袁庚的信任票，与上届信任投票袁庚只得了一张不信任票相比，今非昔比了。有人称之为“四月地震”。

　　袁庚针对这次投票结果，公开发表演讲：有人说我袁庚是“蛇口权威”。如今“权威”正面临一场严峻的挑战。这说明蛇口人在风气的熏陶下，对自己的干部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了，反对袁庚也没有什么可怕了。这真是一件大好事。只要坚持下去，我们的社会风气就会改变，国家就有希望。

　　同年6月10日，在听取中央汇报经济情况时谈道：“现在看，不搞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1980年就提出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不然的话……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

　　的谈话，给了袁庚和蛇口人以极大鼓舞。在这个改革的精神鼓舞下，蛇口的选举曾坚持了近十年。

　　袁庚在蛇口搞的这场轰轰烈烈连续近十年的选举领导干部的试验，一开始就引起争议。有部分人指出，袁庚搞这样的试验，证明他是个置国情于不顾的理想主义者。有人认为他是个“冒险家”。中央一位说：“是冒险家，也是实干家。”

　　1984年11月28日，在蛇口召开的 “全国当代香港经济研讨班上”，面对数百名来自香港和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袁庚站在讲台上发表演讲：“我在这个讲台上不敢讲（蛇口）什么经验，教训倒是不少，今天我要扬点家丑……蛇口前不久工棚发生火灾，赶到救火，水管里没水，非常狼狈，驻在蛇口的电视摄制组赶去拍下了部分镜头，却又不敢纳入系列片中去，就是怕给蛇口脸上抹黑，我说，你这是专门报喜不报忧，报好不报坏，你这是欺骗你的观众……”

　　袁庚以如此“开场白”，把真实蛇口的另一面如实端到前来取经的专家、学者面前，会场顿时空气凝固，鸦雀无声。

　　袁庚最后说：“我们把蛇口这两平方公里多一点的地方作为一个试验场所，看看什么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看看此路通不通，如果不通，我们在实践法庭面前只好承认我们没有生存的权利！”会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蛇口通讯》的总编辑韩耀根认为，袁庚这场讲话不仅为日后的“蛇口试管”理论做出了铺垫，而且也为蛇口新闻改革事业定下了基调。

　　两个月后，袁庚进一步自我出台亮相，同意《蛇口通讯》发表“甄明伲”指名道姓批评他的文章。为缔造蛇口宽松的环境，他不但向蛇口 “开刀”，而且拿自己来“开刀”。袁庚此举，并非一时心血来潮。

　　韩耀根说，他给袁庚送去试刊第2期的《蛇口通讯》，袁庚翻看了报纸后说：“《蛇口通讯》要登批评文章，特别要登批评领导的文章。”

　　袁庚多次在会上提出，“权力必须受到制约”，“领导必须受到监督”。他说：“山伯爵报复仇人的方法还不够厉害，最厉害的办法是给他很大的权力而不去监督他，让他自己烂掉。”

　　大年三十，《蛇口通讯》编辑部收到一篇署名“甄明伲”的来稿《该注重管理了——向袁庚先生进一言》。

　　大年初二夜里10时，韩耀根几经犹豫，终于拨通了袁庚家的电话，说有篇批评他的文章，要给他送审。

　　袁庚说：“不要送审，编辑部有权发表。……我们就是要在这块地方缔造一个让大家畅所欲言的社会，否则，要我们一千多干部来干什么？”

　　稿件上有袁庚的批语：这封信内容写得很好，基本符合事实，可以一字不改加以发表，别人有不同意见也可以刊登讨论……

　　在报纸送往广州印刷期间，袁庚在直属公司全体干部会议上，向与会人员特别强调：“在蛇口办报，除不能，不能搞人身攻击之外，凡批评工业区的文章，都可以不审稿。”

　　韩耀根说，袁庚此言，既严谨又科学。作为党人，他有坚强的党性，不许；作为一方开放地区的，他勇敢地引进了现代文明的一项进步内容：尊重个人隐私，不许进行人身攻击。更为关键的是，他在上述两大前提下，巧妙地对 “可以不审稿”的范围做了界定：“凡批评工业区的文章”而已。

　　一石激起千层浪，刊发《向袁庚同志进一言》的《蛇口通讯》还在广州印刷机上滚动时，广东省港澳经济研究中心闻讯，就向《蛇口通讯》约下稿件的转载事宜。报纸出版后，广州、香港乃至全国的一些大报亦及时发现了这条新闻，纷纷予以热情评论、报道。

　　3月21日，《羊城晚报》对此发表的文章，在两天之后，便被《人民日报》以 《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袁庚发扬——支持报纸指名道姓批评自己》为题转载于四版头条位置。

　　《羊城晚报》的文章除了报道《向袁庚同志进一言》的内容和袁庚的批语外，还报道说：“近年来，蛇口名声日盛，前往参观、学习、采访者络绎不绝，这都引起袁庚的忧虑。袁庚在与记者交谈时指出：蛇口不是在真空中。我们有志于在蛇口造就一个的社会。在报上公开揭露蛇口的阴暗面，并非否定蛇口，否定特区，否定对外开放政策，而只会使蛇口消除种种弊端，从而更好地执行对外开放政策。”

　　继各大新闻媒体争相报道之后，《蛇口通讯》在3月30日出版的试刊第4号上发表了长篇通讯 《“进一言”发表的前前后后》。见报次日，《南方日报》在头版转载。接着《人民日报》发表了针对这篇通讯的评论文章 《蛇口的第一声春雷》。

　　《人民日报》负责人说：“1985年，《蛇口通讯》登批评袁庚同志的那封信。这件事被评为当年全国好新闻特等奖。我认为这是了不起的。这在我们中国的报刊史上也是很了不起的，就是他的同级报纸，能够批评同级的，而这个批评又是他同级十分高兴的，十分支持，十分愿意，产生很好的效果。”

　　《该注重管理了——向袁庚同志进一言》见报后，根据《蛇口通讯》连续15期统计，共发表公众投来的和记者采写的批评稿件50条，其中指名道姓批评蛇口管理局（政府）党政负责同志的5条，批评区政府和蛇口工业管委会及其所属机构的29条，批评企业的16条。这些来自公众的批评，尖锐泼辣，热情中肯，无一例遭受报复或打击。报道改革之外，还有“新闻沙龙”。各界人士参加踊跃，议题往往围绕与法制建设，议论深入、启人心智，每次的发言同样公开见报。

　　80年代末，在苏东剧变、国内风波的背景下，蛇口的选举干部与新闻改革等试验随之停顿，袁庚一度接受审查。不少人认为蛇口的改革失败了，但袁庚始终并不这样认为。

　　1992年12月，他获准离休后，曾写过一篇短文谈及蛇口的一系列改革，他说：“1878年，生在门罗帕克实验室最初点亮的白炽灯只带来8分钟的光明，但是这短暂的8分钟却宣告了时代的飞跃，世界因而很快变得一片辉煌。最初那盏古拙的灯泡，它的纤弱的灯丝何时烧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真真切切留给了人们对不足的思索和对未来的希望。”

　　陈禹山，老一代著名记者，先后任职于新华社、《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代表作品包括曾轰动海内外的 《一份血写的报告——张志新遭遇纪实》等。蛇口改革的重要记录者和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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