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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纵横」刘尚希：做好知识传播扩大财政传播影响力本站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毫无疑问，财政传播也是国家治理基础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传播的是理论，传播的是政策，实际上也就是传播的是知识。财政知识的传播有助于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形成良好的互动，这是极其重要的。对于整个社会怎么样增强对政府的认同感，怎么样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其实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需要建立一门财政沟通学，财政沟通里包括了财政传播。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实现有效的财政沟通，所产生的风险是全方位的，经济政策的实施就会受到很大影响，社会政策，比如改善民生就不可持续。入不敷出，迟早财政会不可持续，进而就会影响到的稳定、政权的稳定。

　　刘昆部长在财科院考察指导工作的时候特别强调，现在财政学要重写，也就是说财政理论要重构，言下之意是什么？就是当下流行的财政理论，或现有的一些财政学知识不足以来解释现实，更难以去指导当前政策的制定和改革的推进。实践是需要理论来指导的，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我们财政的实践实际是夯实国家治理基础的一项伟大工程。从40年这个跨度来看，国外市场经济的财政学即公共财政的理论在一定意义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参照，为市场化基础上的财政改革提供一些指导。但是今天我们是全面深化改革了，改革的总目标是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外的理论很难搬到我们的现实中来，所以，当前的改革与发展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去创新。作为智库，我们的财政知识传播，不能仅限于工作做法的解读，还需对政策操作执行中面临的难题甚至困境进行研究，需要上升到理论层面去思考，所以，财政传播的内容与方式同样也需要探索创新，我们要以传播学专业的方式来搞好财政传播工作。

　　近些年，由于财政科研宣传工作者的付出和努力，使得财政传播工作开创了新的局面，财政的认同度也在不断提升。但是还需要进一步更新观念，提高认识，完善方式。下面就做好知识传播，扩大财政传播影响力，讲几点我的意见和想法。

　　一是刊物的创新。《财政研究》《财政科学》现在面貌焕然一新了，大家有目共睹。刊物的创新与编辑部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创新改变了过去等稿上门、被动编稿、简单刊发、行政性征订这种带有计划体制痕迹的办刊模式。创新后最重要的是形成了读者、作者、编者之间的良性互动，现在这一模式已经基本成型。

　　编者是知识的“助产士”。其虽然不生产知识，但是能够帮助知识面世。这就像新生命的诞生一样，得有人助产，不然的话很可能在出生的过程中就会有问题，甚至夭折。所以，编者这个“助产士”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作者是知识的“孕育者”和创新者。在不断的研究中其对现实的经验加以提炼，然后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形成他们的看法和见解，日积月累，经过沉淀，就会形成一些大家共同认可的财政知识。所以，知识是要通过不断的创新去形成的。

　　读者是知识的“转化者”。无论是搞科研，还是搞政策的制定或政策的执行，从事这些工作实际上都需要学习知识，消化知识，转化知识，从而改变观念和行为。这个过程是潜移默化的。现在《财政研究》《财政科学》无论是面向社会的学术引导，面向政府的政策观念引导，还是面向作者的科研引导，两刊的引导性作用越来越明显。

　　二是方式创新。办刊不能狭隘地理解为就是编刊物，办刊方式的探索也很重要。现在两刊开创了网络直播的沙龙、与高校合作举办论坛、探索期刊与新媒体融合发展，还有网络首发、微信公众号推送等等，这些都是创新，不仅是传播内容的创新，还有传播方式的创新。为什么强调刊物创新的重要性？因为创新才能有更吸引人的东西，才能有更新的知识，传播才更有影响力。再者，信息时代的传播方式必须要创新。信息社会的阅读模式发生了变化，电子阅读对传播影响力的提高带来了新的挑战。纸质阅读是否会被取代，甚至成为了研究课题。我相信不会被取代，因为电子阅读与纸质阅读感受不一样，感觉也不一样，对人的眼睛影响也不一样，所以，纸质阅读是不会消失的。虽然目前来看吸引力在下降，但是这种下降不会是长久的，回归自然的纸质阅读模式是不会被现在这种对人的健康带来影响的电子阅读所完全取代。当然，我们应在方式的创新上继续努力。

　　三是组织创新。这方面的典型探索是建立了通讯员制度。把大家组织起来，定期地搞一些培训、搞一些研讨、搞一些交流，是很有必要的。我们不能仅仅是单向地下达任务，提出要求，还应当是互动的、有组织的，通讯员制度便是一种组织的创新。

　　除了这三点以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就是大家的观念更新了，认识提高了，这奠定了财政影响力扩大的基础。目前我们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认识，不是在简单地发行杂志，而是在传播知识，让更多的人认识财政，了解财政，支持财政，提升财政的社会共识。

　　财政传播、财政沟通在财政学里尽管还没有真正地提出，但是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要。在实际工作中财政传播、财政沟通也在不断地改进。比如财政部门和、政协的沟通，形式不同于以前了，现在财政部门定期地与政协委员、代表沟通，实际上传播了我们的信息。而且现在财政部门的书面文件内容越来越丰富了，大量的表格呈现出更多的信息，这就是财政传播、财政沟通的一种改进和完善。所以，推动财政改革不仅仅需要财政部门发挥作用，而且还需要财政传播和财政沟通潜移默化地、日积月累地营造有助于财政改革的社会氛围。

　　一是对财政的新理解。现在财政的新定义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新定义对财政就是一个新定位。但从实际部门来看，对财政的新定义理解还不够，很多还是停留在“分钱”上，没意识到财政搞的是国家治理的工作。对财政传播来说也有同样的问题存在。惯性思维认为财政传播不就是在系统内传播吗？但仅仅在系统内传播，能为国家治理基础的夯实产生多大的促进作用？进一步说，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很显然是超越了财政本身，不能从财政的收收支支去看问题，也不能从财政系统的角度去理解国家治理的基础，而要站在全国、全社会，甚至站在全球来看。所以，依据新的财政定义，很显然财政传播就不能再局限于系统之内了，而要扩展到全社会。我们的“水”不应该自我循环，还应该流到其他地方去，包括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个领域，尤其是具有重要话语权的、政协。财政系统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很强的界域思维，但是财政问题实际上是没有界的，地方部门开会都需要财政部门出席就说明这一点。所以，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首先要突破界域思维，超出部门意识来重新理解财政，重新认识财政传播，而不仅仅满足于我们“一亩三分地”的范围。

　　二是不确定性增多的新形势。当前财政运行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多，稳预期成为首要的任务。稳预期就离不开有效的财政传播，没有财政知识的传播就很难有效地传播财政政策、财政改革。财政知识传播首先是财政理论的传播，新的财政理论才能适应新的经济现实。习总指示要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问题。对当前来讲，财政理论的创新就非常重要，而且是刻不容缓的。如果搞实际工作就只注重改革方案怎么完善，财政政策怎么调整，业务方法怎么改进，而没有理论的指导，那在这些方面的完善也只能是非常有局限性的微创行为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可不是说搞点微创新、微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强调了财政改革的重要地位和意义，而且财政改革不是解一时之弊，不是修修补补，而是着眼于全局、整体、长远、战略,一个系统性的重构。系统性的重构离不开理论的创新。创新理论的传播同样非常重要。《财政研究》作为学术刊物，它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推动理论的创新，引导理论的创新，并传播新的理论。《财政研究》《财政科学》两本刊物虽有理论与策论的定位差异，但两者是同等重要的。对实际工作者来说，既要了解当前的政策，了解当前的形势，也要了解当前理论的变化。因为财政政策很多是由政府来制定的，财政部门的领导是政策制定重要的参与者，甚至是建议的提出者，他们关注理论的创新。理论的创新可使我们的认识打开一扇新的窗户，使原来陷入困境的一些问题得到新的解决路径，有可能形成新的解决方案。所以说理论的创新及其传播都是非常重要的。

　　从当前整个社会来看，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不确定性增大了，从全球来看也呈现出这个特点。而不确定性增大实际上是财政首先面对的。因为各个领域的不确定性都可能转化成公共风险，最终都要财政去买单，因为财政是经济稳定、社会稳定、稳定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我们不仅要关注财政自身的不确定性，而且还要关注整个社会各个方面、各个地方、各个领域的不确定性。面对于此，财政传播的作用就凸显出来。因为稳预期实际上涉及到对当前形势的理解问题，也涉及到对财政的理解和认识问题。对当前财政面临的不确定性，我们也要超出传统的财政定义，要从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角度去理解。要看财政运行面临的不确定性是全方位的，是国际的，还是国内各领域的。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及时地去传播，有效地去传播，正确地去传播，并向社会释放改革信号，让社会去理解财政，形成一种稳定的预期。比如当前减税降费，其功能不仅仅是降负担，更是要去稳预期，这样才能靠增强确定性来降低不确定性。

　　三是我们现在怎么看待财政传播面临的新形势。财政涉及到各方面的利益，牵一发而动全身，哪怕只是一个小的税种都会牵涉到各方利益。当前很敏感的一个问题就是房产税，这是一个“芝麻”税种，但是税种虽小可对社会的影响却很大，关注度也非常高。怎么去释疑解惑？这方面的财税政策对房地产市场、对与房地产市场相关的金融领域、对普罗大众生活的影响可是不小，对经济的稳定、社会的稳定都至关重要。假如因为对房产税或与房地产相关的一些财税政策的理解有误，导致房地产市场出现崩盘现象，那责任就大了。所以，我们怎样及时地面对这种新的形势，与时俱进地改进传播方式就变得非常重要。我们的刊物以及公众号上传播的信息看似无关紧要，其实都牵涉到社会敏感的神经，既关乎宏观财税政策，也关乎千家万户民众。

　　一是做好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财政沟通。出现税感焦虑现象的原因，首先就是沟通不够，与我们财政传播不力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知识传播也要创新方式，增强可读性和吸引力。读者一般是先看标题，再看摘要，然后看文本，如果有兴趣再看全文。了解了读者的阅读习惯，我们就主动去适应他，首先在标题上吸引他，摘要上再吸引他，使读者有兴趣把长的文本读下去。如果办刊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让读者有渴求，财政知识传播的吸引力就大了，有效性就增强了。现在的信息社会存在着信息污染，选择越来越困难，在海量的信息里进行选择成本是很高的，不能让读者去负担这个选择成本，那么我们就要帮读者选择，在这方面去下工夫。关于读什么、不读什么、读什么书，很多人说你能不能推荐几本书、推荐几篇文章、帮助找点资料，实际上这都反映了一个选择的困境，需要我们站在读者的角度、站在需求者的角度提供更多的服务。

　　二是打造财政传播共同体，提升全社会的财政认同度。首先，要有共同体的意识。作为智库，我们是一个智库集团，是一个智库共同体，在传播方面我们也是一个传播共同体。对财政的认同度仅在财政系统内提高还不行，一定要靠全社会，只有这样才能为财政改革发展凝心聚力。所以，“为中心工作服务”是非常重要的，智库不仅要给决策部门提供政策研究报告，而且还要为改革政策的执行营造良好的环境，这就要靠财政传播。否则，财政传播不力，再好的方案、再好的建言可能都难以执行。所以，我们需要打造财政传播共同体，共同努力来提升全社会对财政的认同度。

　　三是以整体观来统筹协调不同的传播方式，进一步扩大财政传播影响力。财政传播应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应该把刊物、研讨、培训、沙龙等形式有机地融合起来，同时把远程网络、视频传播等新的技术手段用起来，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形成立体的、全方位的、及时有效的传播方式。举例来说，可以像“今日头条”一样，把你想要传达的信息第一时间传播到读者的眼前，让其第一时间获得了解。有了新的高效的传播方式，财政传播的影响力可以大大提升，在决策方面的话语权也会有所提升。现在财政的话语权是不够的，不仅在决策领域，在社会上以及学术界，财政的话语权也不够。总之，对财政的认识还只停留于“分钱”的层面，没有从“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么一种高度来看待财政。所以，作为财政知识的传播者，我们也需要更新观念，提高认识，使财政沟通更加及时有效，从而进一步扩大财政传播影响力，真正助力财政夯实国家治理的基础，起到重要支柱的作用。

　　长安街读书会是在中央老同志的鼓励支持下发起成立，旨在继承总理遗志，践行全民阅读。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学习、养才、报国。现有千余位成员主要来自长安街附近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中青年干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员、全国党代表、全国代表委员等喜文好书之士以及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国家高端智库负责人,中央局集体学习主讲专家和中央各主要出版机构的资深出版人学者等。新时代坚持用读书讲，积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第22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前，经民政部、文化部等相关主管主办单位报备批复，长安街读书会牵头发起成立“全民阅读促进委员会”，作为全国性的人民团体，该机构将通过开发利用全国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大中院校的全民阅读文化资源，促进全民阅读活动深入开展。并以党建为先导，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支撑，努力继承周恩来总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遗志，深入“研读经典”，让“全民阅读”形人参与的氛围，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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