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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互联网整改获喘息本站
7月15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明确商业银行互联网存量业务过渡期至2023年6月30日。
此前,多位市场人士向记者确认,银行互联网业务整改过渡期本应于7月17日结束,监管已将过渡期延长到明年6月底。
2020年7月17日,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互联网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以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业务,并为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及汽车金融公司设置2年整改过渡期。
根据《管理办法》,银行互联网是额度20万以下、一年期以内的无抵押信用,主要发放对象为居民、个体经营者等。在今年疫情的扰动下,上半年居民和小微企业的信贷需求疲软,而《管理办法》对银行的跨区投放、外部机构助贷合作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此次延长过渡期时限,或有利于资源薄弱的中小银行稳健“达标”。
“不靠互联网的流量做批量(放贷)的话,成本太高。”长三角地区一家农商行个人信贷部门人士对记者表示,过渡期延长,他们都松了一口气。
《管理办法》对互联网的规范主要集中在三点:独立风控、限额和不得跨区。在2021年2月,银保监会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业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对《管理办法》的以上重点内容作出进一步强调阐释。
例如,《管理办法》的第十八条中“商业银行对借款人的身份核验不得全权委托合作机构办理。”上述农商行人士认为,这涉及到了助贷合作机构的获客环节,助贷机构在获客过程中必然对借款人做身份核验,即使银行不委托,助贷机构也会去做,那么这条规则的执行就会令银行有合规风险。
在《管理办法》和《通知》出台以前,各种助贷平台、贷超平台上,借款人能看到全国各地的城商行、农商行、村镇银行等提供的资金,这些区域性银行通过互联网的渠道,实际上突破了跨区经营的限制。“资金不出省问题不大。”上述农商行人士表示,其所在银行的线下网点基本覆盖了省内的主要城市,《管理办法》要求地方法人银行不得跨注册地辖区开展互联网业务,在有分支网点所在地区展业是合规的,而且借款人是否符合地区内的要求,可以通过身份证归属、居住地址、工作单位等度去核验,有弹性空间,但是相较于以往可以全国获客,业务量还是收缩了很多。
中部地区一家城商行人士表示,这两年过渡期中主要感受到的是风控、审批的专业人士难招聘,和大城市的大银行相比,小银行各方面吸引力不够,但对专业度的要求又不能太降低。
相较于小型地方银行,大中型银行的存量整改动作更为迫切。如《通知》中进一步明确了三项定量指标,即商业银行与合作机构共同出资发放,单笔中合作方的出资比例不得低于30%;集中度指标,即商业银行与单一合作方发放的本行余额不得超过一级资本净额的25%;限额指标,即商业银行与全部合作机构共同出资发放的互联网余额,不得超过全部余额的50%。
其中,出资比例不得低于30%和不得跨区展业这两条,是“自2022年1月1日起执行,存量业务自然结清”,其他条例与《管理办法》的过渡期一致。
已有银行因“存量业务”整改不到位而受罚。就在6月中旬,厦门银保监局公布对平安银行厦门分行做出行政处罚,对其处以200万元罚款,案由中即包括,“与个别互联网公司联合发放的互联网不符合监管要求”。
自2020年下半年以来,整个助贷行业笼罩在互联网平台整改带来的不确定性下,《管理办法》是“红线”之一,但在流传了几波“监管将出台助贷管理政策”的民间消息之外,监管部门的正式文件仍未见踪影。《管理办法》发布时,也曾被头部助贷机构认为是利好,当时有金融科技公司负责人称,该文件“充分肯定了助贷市场和机构的作用,并鼓励商业银行以合作方式吸收新技术推动信贷行业变革与创新”。
然而新规出台后,银行对助贷平台流量的“依赖症”并未得到根治。从几家已经上市的金融科技公司的信息披露中,近几个季度以来助贷业务规模和收入数据的连续增长可见一斑。
一家头部助贷平台人士称,从6月份开始,确实收到了合作银行希望加量的请求,不论是担保模式还是分润模式,银行都非常希望平台能多给放量,且能保证资产质量,银行对线上流量的需求并未减弱。
央行发布的5月金融数据中,5月新增人民币1.89万亿元,同比多增3920亿元,超出了市场预期。市场分析普遍认为,背后的主要驱动是政策,如LPR降价、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等多措并举,以及稳经济大盘会议、货币信贷形势分析会等。而6月恰逢银行的半年度考核时点,存贷指标也会有“冲刺”现象。
“有一些金融机构还是愿意让助贷平台给导流能接受相对高利率的申请人的,”这位助贷平台人士说,在监管压力下,大型的助贷机构、互联网公司金融板块、消金公司是肯定不会有高于24%年利率的,但一些中小型银行反而愿意接受26%-28%左右年化利率的申请,这部分对应的用户风险相对高但还在可控范围内,且利润空间也足够大。
整改过渡期延长或与地区性中小银行受到的信贷增长压力相关,同时,在银行业务线上化的趋势已然成型的当下,中小型银行自身的数字化转型既是必然也是应然,但绝非易事。农信银资金清算中心和金科创新社发布的《农村中小银行数字化发展研究报告》中指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在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包括:组织挑战、技术挑战、数据挑战、客群质量挑战。其中,“在渠道和生态方面,农村中小银行也借助外部科技公司已有的线上渠道与生态环境,扩充发展自身业务。但在与外部科技公司的合作过程中,农村中小银行不能奉行简单的买办思想,而应该在合作过程中逐渐沉淀属于自身的技术能力,并发展出相应的业务供应链能力。”
在与互联网风格明显的助贷、金融科技企业打交道时,银行的管理文化也受到冲击,如曾有银行人士吐槽,有合作的金融科技企业的一个90后产品经理直接跟银行管科技的部门负责人对接沟通,对于还在用科层制管理的银行负责人来说,心理上难以接受。
但恰恰是互联网思维,使得助贷、金科公司对线上“流量”做到了效率最大化处理,以利润为中心进行业绩考核,与银行的以“合规”为重的业务思路完全不同。
互联网的规模数据尚无官方统计口径,目前多是各家机构通过自己调研掌握的数据给出的估算。中信证券7月5日的一份研报估算,互联网信贷约有6万亿元。一位消金公司的研究员则对记者表示,据其个人估算,互联网约有7万亿,其中助贷大概有4万亿。
“最早大概是在5月份的时候听说要延期,”上述助贷平台人士告诉记者,或与整体的互联网平台整改推进还不太明朗有关,包括“断直连”的方案,目前行业内都在观望蚂蚁集团的进度和方案。
中信证券上述研报指出,互联网平台部分整改措施尚待监管审批。以蚂蚁集团为例,还有三件决定公司商业模型的监管事项需要落地:一是,消金注资。蚂蚁消金增资处于暂缓状态。二是,征信牌照。钱塘征信目前处于批筹状态,“断直连”和助贷模式重塑有待明确,由于过渡期还有一年左右,各平台均处于落实准备阶段。三是,金控牌照。两大头部平台作为金控的最大增量,其牌照申请尚未获得监管受理。目前三家申请设立金控集团中的两家已经获批,分别是中信金控和北京金控。
在等待政策明朗的过程中,不少平台企业去收购支付牌照、网络小贷牌照,而已有牌照的公司,则积极增厚其资本金规模,做好业务合规的准备。
互联网的巅峰时刻停留在2020年年中,据当年蚂蚁集团和京东数科披露的IPO资料,京东金条的促成规模在2020年年中为2612.17亿元,则全年推测可逾5000亿元。华宝证券此前的研报称,截至2020年6月30日,蚂蚁集团微贷科技平台信贷余额2.15万亿,其中消费信贷约1.73万亿,小微经营者信贷4217亿元。
“而万亿规模的信贷业务中,金融机构合作伙伴(约100家银行)进行实际放款或已证券化的比例合计约为98%。也就是仅2%是由蚂蚁集团提供。”华宝证券研报指出。
正是由于银行互联网在联合贷、助贷的模式下,以高杠杆放大了规模,成为居民负债水平上升的推手之一,金融泡沫和风险也有所增大。在此背景下《管理办法》和《通知》要求提高合作方出资比例,分散平台集中度。
两年过去,上述消金公司研究员用“鲸落万物生”来形容这两年来的助贷消金市场格局。他认为,监管对互联网的杠杆率、集中度管理方向,对曾经业内规模最大的助贷产品如“花呗”“借呗”“白条”的影响是最大的,在自营必须持牌的监管要求下,互联网平台旗下的小贷公司、消金公司各有杠杆率限制,加之互联网合作方出资比例30%的限制,头部平台占据的市场份额吐出来,这也是近两年来部分中小型助贷公司业绩强势增长的来源之一。
另外一方面,持牌消金公司也迎来了发展机遇,融资途径在政策支持下新增了银登流转、银行间市场发行二级资本债券等方式,在技术上也有更多消费金融公司转向线上渠道发力,通过金融科技提高风控效率,扩大规模。
而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不论是何种渠道、资金的线上业务,未来仍将面临更强的个人信息数据的合法采集、传输的监管,以及金融消费者保护责任的进一步落实,合规发展的理念将越来越深刻地改造各类型的市场参与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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