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1日,记者从2020年珠海金融发展论坛暨金融服务先进单位表彰活动中获悉,广东目前已有2家港资保险机构和12家港澳银行在辖内设立营业性机构,在全国率先实现外资银行地级市全覆盖,港本站
第一财经剖析曹德旺案例有引领意义本站
第一财经频道和网站客户端近期播出的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的相关系列视频报道,准确触及实体经济、制造业转型发展中的痛点,并针对网络上一度出现的断章取义、歪曲解读和非理性评论,及时澄清,正确引导,对推动大众理性看待经济转型中遇到的困难有“解剖麻雀”的效果,对推动实体经济和制造业转型发展有积极的引领作用。
11月25日,第一财经频道《中国经营者》栏目播出电视节目《中国经营者——曹德旺七十岁我还很年轻》。12月15日晚,第一财经网站、客户端又发布了曹德旺的一段独家访谈视频,从企业家的视角,直面制造业严峻形势,直击发展转型中成本上升等痛点。这段8分40秒的对话视频经一财网端发布后,迅速被网易、新京、凤凰、新浪、21经济报道等数十家媒体以及更多的自媒体转发,各大微信公众号的相关报道迅速突破10万+,并引发了一轮各界对于美国制造业回流、中美投资环境等话题的热议。网络的热议中,大多为正面看待中国制造业转型,并为其所遇到的困境积极建言献策。但个别媒体特别是自媒体为吸引眼球断章取义,将福耀已进行了20年的全球化战略歪曲解读为“曹德旺跑路”。这种炒作,是对中国经济大势的一种误读。既不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也容易引发非理性的市场恐慌情绪。
面对网络的不良发酵,第一财经抓住热点,正面回应。12月20日晚间,再度通过一财网端发布近20分钟的完整对话视频。这段视频真实全面地呈现了曹德旺关于福耀为什么在美国建厂、它的全球化战略、如何看待国际竞争者,以及福耀目前正在进行的智能创新等措施,有力地回应了“跑路”说法,也让大众从中进一步认识到制造业、实体经济在发展中遭遇的困境,以及对改革的强烈渴望。这次视频发布再次吸引了网络大量关注。也有越来越多的媒体包括自媒体跟进报道解读,理性分析。后续人民日报、央视、商务部都对此线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中国经济容得下企业家讲问题》指出,以曹德旺为代表的企业家敢于提出问题,正说明对中国经济仍然抱有信心,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和社会的深刻思考和务实解决。12月22日,央视二套《央视财经评论》节目,专题讨论“近观曹德旺的美国工厂”。央视新闻客户端发表评论——《曹德旺“跑没跑”背后的真问题是什么?》,认为这轮对“曹德旺跑路”的讨论之所以如此热烈,反映了全社会对我国制造业前景的深入探讨。12月23日,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沈丹阳认为,确实有一部分制造业企业面临成本持续上升,发展面临困境的问题,这一点必须承认。但是也必须看到,中国现在随着结构调整、环境改善,有更多领域适合越来越多的国外企业和中国企业的发展。第一财经频道12月23日再次播出重新制作的电视专题《中国经营者——曹德旺:心若菩提》,节目最后说:“曹德旺先生提出的问题,是想让经济的决策层,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来关注到,怎么更加改善中国的营商环境,怎么通过各方面包括税收、企业经营成本等,让中国的企业特别是制造业,能够获得持续发展,能够实现转型和跨越。中国在新一轮全球化中,不光是中国的决策层,也包括中国的企业家,应该以更加创新的方式,更加有为的态度参与到一个符合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全球化进程中去。”这一点题之论,使曹德旺这一案例,起到了有事实、有分析的引导效果。
第一财经的这组专访视频,先是从提出我国制造业存在的问题入手,切中当前社会关切,直击转型痛点,体现了“问题导向”;出现偏差后,又及时“纠偏”,良性互动,体现了“导向”。整个过程是一次对麻雀的解剖,对推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具有积极意义。面对网络形成的遭遇战,和采取的有效应对,对提高采编人员的专业水平,和如何加强传统传播手段与网络的融合,都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跟美国比的线%。”全国政协委员、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在接受第一财经CEO周健工采访时的表态引发广泛关注。曹德旺此前还透露,计划投资10亿美元,在美国建厂做汽车玻璃。
事实上,无论是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是前不久召开的中央局会议,均将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作为2017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不仅延续了奥巴马的“制造业回流”计划,更准备通过大幅降税等措施,吸引更多制造业企业在美国投资。
换句话说,对于未来经济的振兴,中美双方都选择押宝制造业,“经营成本之争”的实质是“中美制造业之争”。
对于未来中国在振兴实体经济方面的政策措施,一些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2017年最值得期待的减税措施是兼并四档增值税税率,从而降低制造业17%的增值税税率;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也将降低中低收入者税负;继续大力清理各类不合理收费,适度降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征缴费率,减轻低收入群体和用工企业的社保负担;企业用能及物流成本也有待进一步降低。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14日在某经济学家年会上也表示,当前做实体经济太难、投资成本高,国家应继续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降低企业税费,“一个国家没有实体经济,国家想要富强,我想不可能。”
伊利董事长潘刚也撰文表示,当前实体经济企业的经营难度不小,原材料、劳动力等企业综合经营成本大幅上升。
除了著名企业家的表态,不少在本土成长起来的制造业企业也早已付诸行动。以全球最大的精密铜管制造商——金龙铜管为例,早在2013年,该集团就在美国南部阿拉巴马州43号高速公路边投资建设了第一家美国工厂。
“之所以要去美国建厂,主要是美国对我们反倾销裁决的推动。”金龙集团的董事长李长杰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而当时在美国建厂选址的过程中,公司最看重的是当地政府的支持力度和政策。
在奥巴马政府“制造业回归”的导引下,美国各州政府前两年开始就在为增加就业,推出各种吸引外资的政策优惠与创新。金龙在美国建厂,就获得了免费的土地、优惠的能源及税收。
第一财经记者采访了解到,金龙铜管从阿拉巴马州各级政府处争取到的优惠政策,总价值高达2亿美元,除了2000万美元的现金优惠,还包括相关税收、土地成本的免除和劳工培训补贴等。
李长杰同时表示,由于美国的人工、材料费用比中国要贵,在美国建厂需要投资约1.1亿美元,可能在国内只需要6000万美元,但在工厂建成投运后,很多成本要素甚至比国内还要便宜。
比如金龙生产所需的最大成本是铜等原料,而位于南美洲的智利拥有世界最大的铜矿,从南美进口铜原料到美国,比到中国的运费还要便宜不少;再比如金龙生产所需的另一大成本电力等燃料费用,美国当地的电费每度也比国内便宜一半左右。
与金龙集团不同,上海高端医疗设备初创公司联影想在美国办厂的原因更直接:特朗普要把美国制造业的税率从35%降到15%。
“美国的原材料也更便宜,比如液氮和液氦的采购价格要比中国低三分之一左右。此外,如果在美国生产,就能辐射到南美和中东、欧洲等地。”联影美国方面的工作人员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这一项目将于明年启动。核心部件研发成功后,我们完全是有可能通过这种方式走向全球的。”
上述联影工作人员还透露,之所以在美国设立公司,并把总部安排在休斯顿,因为德克萨斯的税收比较便宜,接近于零,拿地也比较便宜,“除了研发以外,我们也开始希望把工厂建在美国,这样医疗设备很多大的部件就可以运过去,进行组装测试。海运出口、物流成本也相对较低。”联影向第一财经表示。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虽然围绕企业税负轻重还有一些争议,但是企业家的感受最为真实,现在企业税负仍然较重。
今年上半年,李炜光率领课题组对民营企业家税费负担进行了调研,期间与100多位企业家座谈。调研初步结果显示,企业家认为税收负担很重和较重的比例很高,达到87%,这反映出出我国总体税费负担水平可能已经拖累了企业经营。
李炜光表示,目前30%~40%宏观税负对企业来说过高,甚至可以称作“死亡税率”。因为我国大部分企业利润率不到10%,30%~40%的税费负担会导致大多数东部沿海加工业企业处于困境之中,甚至亏损倒闭,这也是目前经济低迷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政府早已意识到企业被税费所累,降成本也早已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任务之一,今年也是本届政府减税降费力度最大的一年。
为减少重复征税,国务院5月1日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增值税(下称营改增)。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1~9月,营改增累计减税达3267亿元。4大行业26个细分行业实现了税负只减不增。财政部预计营改增全年能够达到5000亿元的减税目标。
为降低企业社保费用负担,同样在5月1日,国务院降低了企业社保缴费费率和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初步测算,这些措施每年可减轻企业负担1000多亿元。
另外,政府还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收费项目,扩大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免征范围,两次下调电价来降低企业成本负担。
一位日用消费品企业税务总监曾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记者,受惠于营改增全面推开,公司进项抵扣增多,今年减税规模达1亿元。不过,这位总监也坦承,尽管减税规模达到1亿元,但是相比巨额纳税仍属杯水车薪。
巨额的减税数据为何依然没获得企业家们的认同?财政部副部长刘昆今年6月在国新办就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专项督查有关情况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企业认为税费负担仍然较重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企业认为当前税费规则体系比较复杂,制度履行成本比较高;二是行政性收费需要进一步清理,税收政策需要进一步落地;三是一些优惠政策的可达性不是很高,有些政策不能直接让企业有比较好的获得感,还需要对政策做一些调整;四是“营改增”等改革确实对国家、企业的管理水平要求比较高,有些企业因为自身管理没有跟上,抵扣链条又不完整,这种情况下企业操作比较困难。
今年7月26日的中央局召开会议首次提出“降低宏观税负”,有别于此前稳定宏观税负的表述。国税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认为这是财税战略的重大调整。
日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2017年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推动企业眼睛向内降本增效。
李克强总理近期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2017年继续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李克强在会上表示,从当下看,减税无疑会带来财政收支平衡的压力。但要让企业过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从长远看,这项改革不光对企业有利,对国家财政也有利。
目前增值税税率有17%、13%、11%和6%四档,税率档次过多,实际操作中企业类似业务适用不同税率,不利于公平竞争。
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近日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下一步要完善增值税改革,现有的4档增值税率需要简并。17%制造业增值税税率虽然高,但同时进项抵扣也较多,因此并不意味着税负一定高,未来是否降低还需要统筹研究。
目前学界对简化增值税税率有不同声音。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认为可以设定10%的增值税基本税率和5%的低税率两档。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郑新业表示,增值税税率可以由17%降至9%。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冯俏彬曾对本报分析,现阶段减税空间有限,最大的减税招数营改增已经全面推开,未来降低企业成本应该把降费作为主要抓手,这包括政府繁多的收费、政府性基金和社会保险费用。
一是,针对关键环节完善税收制度,降低企业税收负担;二是进一步加大小微企业税收优惠力度,降低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这有助于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增强企业竞争力和市场活力,培育新产业和新增长点;三是严格落实降低社保费率政策。在现行已经适度降低失业保险费率、工伤保险费率和生育保险费率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适度降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征缴费率,减轻低收入群体和用工企业的社保负担。
玻璃大王、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近期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在谈及制造业成本高时感慨,中国税负比美国高很多。
中国企业税费负担在世界上到底处于什么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排名,中国总税率高达68%,位列世界第12,对此,各方的评论不一,不过,中国企业总体税费负担重则是不争的事实。
近日,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发布关于全球企业税负情况的报告(下称“报告”),统计了190个国家和地区反映企业税费负担指标的总税率,2016年所有国家(地区)平均总税率为40.6%,而中国总税率为68%,远高于平均水平,位列世界第12。
总税率排在中国前面的国家主要来自非洲和南美洲的欠发达国家,比如总税率世界最高的国家是非洲的科摩罗伊斯兰联邦共和国(Comoros),总税率高达216.5%,南美的巴西总税率68.4%,略高于中国。
主要发达国家总税率也明显低于中国,比如德国总税率为48.9%,美国总税率为44%,英国总税率为30.9%。不过金砖国家总税率并非中国最高,比如巴西高于中国,印度总税率也达到60.6%,俄罗斯总税率为47.4%。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财税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从世界银行的这一指标来说,他们认为中国企业税费负担在世界上排第12名。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近日撰文认为,中国企业承担了90%以上的各种税费,而个人承担各类税费占比不足10%。但由于我国是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结构,流转税(如增值税等)占我国税收比重三分之二左右,由于流转税依附于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企业可以实现转嫁,纳税人与负税人分离,企业只履行缴税义务,并非负担者。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会导致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总税率”指标计算的企业税负虚高。
简单说,世界银行公布的反映企业税费负担的总税率虽高达68%,但实际上其中部分税费负担企业可以转嫁给普通消费者或产业链下游,企业实际税费负担并没有这么大,因此虚高。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世界银行总税率已经公布十年了,按照中国说法叫商业利润税费率,税费主要来自企业所得税、社会保险费用和其他税种,并不包括可以转嫁的流转税,也就是说理论上这里的税费负担就是企业实际承担的税费,因此68%的总税率并不存在虚高,考虑到中国企业税费抵扣不充分,甚至有可能存在低估的情况。
根据报告,中国的总税率为68%,其中利润税率10.8%、劳动力税率48.8%、其他税率8.4%。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郑春荣对第一财经记者称,总税率指标分析方法并不科学。劳动力税率其实是指社会保险缴费占企业利润比率,在68%的总税率中,中国的劳动力税率高达48.8%,这一方面说明了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很重,另一方面体现社会保障待遇高,保障力度大。反观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国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都没有,当然劳动力税率就低。
李炜光认为,虽然中国社会保障五险一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及住房公积金)被当作职工福利,但对企业来说影响其当期利润,本质上就是一种税。
郑春荣也表示,目前我国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资金结余量较大,客观上应该降低费率,而这两年政府也正在做这件事。
国内通常用宏观税负作为判断企业税费负担的重要指标。近20年政府规模不断扩大,提供的公共服务不断增加,中国的宏观税负一路攀升,在减税降费举措下近些年稳定在29%左右。
今年7月26日的中央局会议首次提出降低宏观税负。这是一个重大的决策部署,因为此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是“稳定税负”。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17年经济工作时再度强调减税降费。即降成本方面,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近日对媒体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定调,未来还会进一步降低税费,这就相当于是颗定心丸。至于具体怎么减、哪个税种减,还要等待具体政策,这需要综合权衡。从长远来看,减税仍必要,但相对容易。其实更重要、更难的是推动经济社会改革,这才是降低企业负担的根本出路。
“我们通过调研发现,体制与机制的不顺畅,才是造成企业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譬如,目前中国发电企业产能过剩闲置,但同时企业用电成本又很高,其实双方都有降低电价的需求,但当前电力体制却使这个问题长期难以解决。再比如,有些企业抱怨中国借贷成本高,根本原因是金融体制改革不到位,造成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脱节——现在中国不是缺钱,反而资本相对过剩,很多钱一直只在金融体系里转圈,即俗话说的‘钱生钱’。”刘尚希说。
刘晔: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国经营者》,我是刘晔。不久前,第一财经首席执行官周健工先生独家对话了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先生。双方就制造业转型、企业传承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其中一段关于美国制造业回流这一线日通过第一财经网端流出。一石激起千层浪,数十家媒体纷纷转载并发表评论,引发了各界关于美国制造业回流、中美投资环境等话题的大讨论。为什么这个话题在当下时点会引发如此热议?曹德旺和周健工当时是如何聊到这些话题的?他们还说了些什么?请经营者节目的独家呈现。
周健工:我以前也曾经采访过您一次,在第一财经的《波士堂》节目上,大概是三四年以前吧,这几年其实福耀玻璃发生了一些非常大的变化,尤其在国际化方面,所以我们觉得非常有必要,跟您再做一次采访,更深地了解您对一些问题的一些想法,还有福耀集团下一步的一些发展。
2001年至2005年,曹德旺带领福耀团队,相继打赢了加拿大、美国两个反倾销案。福耀成为中国首家状告美国商务部并赢得胜利的中国企业。
2011年5月,他捐出名下3亿股福耀玻璃股票,发起成立的河仁基金会,市值高达35.49亿元,开创了股票形式支持社会公益的先河。
时至今日,福耀已成为了——宾利、奔驰、宝马、路虎、奥迪等豪华车品牌重要的全球配套供应商。在中国,福耀已占据70%的市场份额,在全球,福耀占据23%的市场份额。
周健工:这一次在俄亥俄州,您的福耀的工厂正式开业,其实在美国当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包括一些美国非常主流的媒体都在报道,(在)俄亥俄(州投资)六亿美元,加上伊利诺伊和底特律加上差不多十亿美元,是在近年来美国制造业,几乎是最大的一笔投资,是不是你这样的一种方式,比较在当地受欢迎和可以接受?
曹德旺:美国对中国收购它们的企业的话,它有异议的话,不仅仅是因为企业卖给你了,实际上你应该考虑,你哪里来的那么多钱,你收购过来,有没有能力把它改造好、做好。比如要在这里是挖煤炭的,你现在说把美国做波音(飞机的),给它收购过来了,你到底是炫耀你有钱,还是想真的做波音(飞机),它从更多的,应该是从这里来考虑这个事情,我是做汽车玻璃的,然后你在美国建厂,你是为了承担全球供应链扮演的角色,那他们当然可以理解你。
周健工:那您这一次到美国之后,您有没有对比一下,美国的制造业和中国的制造业,您觉得这几年,美国的制造业,是不行了,还是说美国的制造业在复兴?
曹德旺:我认为,现在中国制造是美国制造的徒弟。应该这样讲。那美国是什么样子,中国也是什么样子。美国它原来,它是从1776年建国那一年开始,宣布它的联邦共和国建立的时候,就开始做经济建设,就搞工业化。那么这个体制它经历了,刚好是两百年的历史,两百年的武装,它已经工业化武装到牙齿去了,它就想它不要做工业化了,因此它提出来“去工业化”。做虚拟经济,去做互联网,去做娱乐业,因此它三大产业——华尔街、硅谷,还有好莱坞。那我们向美国学习,大批年轻人跑到美国去的,是八十年代以后才去的,正好是美国人“去工业化”的高峰期,那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佩服他很聪明,学得非常像而且非常快。那遗憾的就是我们没有基础,我们现在有很多农业的东西,都有待于进一步提升,人家是进入精密仪器的状态。对吧?
曹德旺:它来武装这些农业,就是第二产业服务于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和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是服务于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你把第三产业作为产业来追求,那么你就赚钱了,对不对?
曹德旺:表面上看是,那实际上呢,不是。因为中国呢,我出生在中国,发展起家在中国,如果我是在美国就不一定能够发展起来。我那时候起家,碰到改革开放,没有人做,没有人做,刚好政府鼓励,我挺出来做,他高兴的要命,可以提供,可以给你优惠条件。现在去美国,哪里有这么多,美国,它非常机械,限制条件,你有良好的信用记录,那个小老板,哪里去做记录对吧,是这个问题。
曹德旺:我今天跟你讲,这个社会,现在的社会,生产力过剩的同时,流动性过剩。只要你有好的项目,能够被证明不是过剩的话,钱不缺。
周健工:到目前为止,你可以不用说具体的,你会跟哪些公司合作,你在美国发现了哪些更多的机会呢?
周健工:这次在美国他的工厂开业之后,他在当地受到的这种欢迎,和尤其是,他代表了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形象,出现在美国的媒体和公众之前的时候,其实给他在国际化的视野上,打开了新的一扇门,仿佛那个门一打开,一下又把他重新又照亮了,我觉得这种感觉我是比较强烈的。
周健工:那其实你的整个福耀,这几年在国际化方面,迈出了很大的一些步子,不光是美国了,还有在俄罗斯也有在投资。
曹德旺:因为从理论上说,来评价一个国家是不是富强的话,关键要看看这个国家,它的资源丰富不丰富,人口的素质高不高。它的国土上面,应该说遍地黄金,它都是黑土地,无论是淡水资源,还是地下的矿产资源,它虽然人口少,但是它真正是人才大国,因此它那么落后的管理方式跟效率的话,它可以跟美国抗衡,就是它人口素质非常高。
曹德旺:政府很支持,有一些,就是年轻一代跟欧洲思想很接近,老的一代,45岁以上的人,跟原来的思想很接近,那么就整天跳探戈,蹦蹦跳跳就这样。
周健工:那现在福耀已经成长为一个汽车玻璃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企业,现在你又在进行国际化,福耀在国际上有自己的竞争对手吗?现在。
曹德旺:像日本的旭硝子、法国圣戈班、英国皮尔金顿、美国PPG(工业公司),这都是我们的竞争对手。
曹德旺:这个应该从技术生产跟员工素质上,基本上没有大的差距。但是从历史文化上面,毕竟人家是百八十年的,有的两三百年的公司,那这个是在文化沉淀上面,跟他们还是有差距。
曹德旺:我就亲身体会到了,二十年前我想要(招聘)个大学生,嘴巴都讲干了,都很难弄到,现在那就不一样了,现在博士、硕士、留美、留欧回来的,很多人向我们递求职信。
配音:今年七十岁的曹德旺,从事制造业四十年,在美国投资二十年,他是中国最早走向国际化的民营企业家之一。第一财经首席执行官周健工正在对话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中国经营者》,广告之后,继续精彩。
配音: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我们本期的嘉宾是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先生。在刚刚与第一财经首席执行官周健工的对话中,曹德旺讲述了在美国投资开厂的缘由,并阐述了对中美制造业发展现状的认识。在交流过程中,曹德旺先生还给我们算了这样一笔账。
曹德旺: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赋,跟美国比较,比它高35%。它没有增值税,我们有增值税。它只有所得税40%,你赚到钱,它的所得税35%,加地方税跟保险费,七七八八加起来,五个百分点,40%。因此在美国办工厂,利润比中国高。
周健工:我做一片夹层玻璃,在中国要1.2美元,在美国需要5.5美元。我们预算是6.5块(美元),它差5块(美元),差5块(美元)的时候,我这里做,运到美国就是5块(美元)了,5.5块(美元),就是顶掉了,不要了。我们这里出口美国,出口是先征后退,征17%,退13%,还要交4%,那这样我一片玻璃出口,需要交一块多钱(美元),那这个就损失了一块多。那么,在美国还有电价便宜,气价便宜,还有很多的优惠条件。总的来说算起来的话,它那边比这里,同样的利润产生的话,会差百分之十几。
配音:正是这段关于中美制造业成本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一度还流传着“曹德旺跑路”的说法。事实上,福耀在美国设厂,是为了迎合全球汽车制造的供应链需求,而他本人也明确回应“我没有跑”。早在美国建厂之前,福耀就已开始了全球布局。1993年,福耀在香港成立办事处;1995年,在美国设立销售网点;2006年至2008年,在日本、韩国、德国等地成立了子公司;2011年,在俄罗斯设立海外生产基地。与此同时,福耀在国内市场仍在扩大投资,并且向更高端和更智能的汽车玻璃升级。
周健工:谈完国际化,我想问您这个关于汽车玻璃这个行业,我想问一下,福耀在汽车玻璃创新方面,这些年来做了哪些探索?
曹德旺:汽车的制造和汽车玻璃,是一个很传统的产业。我们更多地探索在制作工艺和汽车功能改变方面,做了一个工作。原来我们人类要求不高,只要一部车代步,玻璃也要求不高,能够挡风遮雨(就行)。现在要求个性化,就是我们要从舒适、安全。第一个要求它的安全,第二个要求它舒适,第三个因为现在都提倡节能,第四就是提高智能。智能我们做了,就把玻璃原来,原来汽车的尾巴有一个天线,立起来跟那个辫子一样,立在车顶上面,我们把它收下来放在玻璃里面去了。根据目前(在)公共上面,服务的那些器材,包括手机、电话、公路收费、小区收费等等,压到芯片里面,给它镶嵌到玻璃里面去,这个是从智能的角度,做的这些探索。
曹德旺:我相信因为他那个信息技术产业,拿钱好拿,他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利润,他是从资本市场拿的钱。因为汽车这个东西呢,不单单是安全舒适这么简单,我不凑那个热闹,虽然他们说这个是一个趋势,我说但愿吧。
曹德旺:新能源就是电瓶车,现在有很大的进步。我相信这一点也还需要完善,因为那么多电瓶,电瓶五六年就要换一次,它不会跟车寿命一样长,换下来的电瓶放在哪里呢?也是一个问题。
周健工:刚才谈到了,这个汽车行业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福耀玻璃它的未来,一定是跟汽车行业发生的变化,是结合在一起的。
周健工:所以在这方面就是你刚才谈到,你也允许你的年轻的管理层,去做更多的探索,那我想了解一下,您是怎么去在企业的内部,去鼓励大家去研发新的技术,获取更多的专利呢?
曹德旺:我们在每一个阶段,在这样建设呢,像我们今年的主题,首先强调务本,务本就是不忘初心,我们原来做什么,我是做汽车玻璃的,对不对?务本做什么呢?专心致志做好我们的本行,本着我们的初心初意,来做我们的这个事情。第二个我们提出来求精,就是应该树立,就是在产品提升、技术提升、管理提升,推动精益管理,走成本控制,产品质量的提升方面呢,更应该考虑对市场前沿的需要。因为做了半天只能陈列在家里的博物馆上面,那就完蛋了。
曹德旺:那这个在我们企业里面,就是前沿研究还是应用研究?但是我们提出来,安全、舒适、轻量化,还有那个防晒,就是怎么样隔音、隔热,这些东西,这都是属于智能范畴的。
周健工:所以那你在决定,每年在投入这个研发或者创新的预算,或者投入一些人力,或者在建立一些组织的保障方面,你是充分支持的。
曹德旺:那何止是支持,这是财力支持外,还有一个政策性的支持,应该鼓励他们创新,在创新路上就是失败了,也没有问题。反正,胜败是兵家常事嘛,对吧?要鼓励他们去战斗。
周健工:他会说,哎呀,他们在实验室里研究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你就会觉得他对一些新的前沿的东西,他作为一个老一代的企业家,他不感兴趣。
但是到最后你就突然发现,他对福耀玻璃自己的创新,在管理层、在组织上、在预算上、在战略上,都是非常非常重视的。其实他前后有一个冲突了,你通过这样的一个追问之后,你可以发现,其实他在某些方面,他是服老的。
配音:这就是曹德旺,七十岁,还坚持在创业路上的企业家。第一财经首席执行官周健工正在对话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中国经营者》,广告之后,继续精彩。
配音: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我们本期的嘉宾是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先生。在刚刚与第一财经首席执行官周健工的对话中,曹德旺介绍了福耀的全球化战略,和福耀在智能创新上的探索。那么谈到人才管理,曹德旺又有哪些话想说呢?
周健工:谈到管理层,其实您现在的主要的精力是放在比如说国际化这方面,日常的管理已经放权给你的比如说首席执行官,现在是这样的一种分工的形式吗?
曹德旺:我现在的职务是董事长。(董事长)集团的规定里面董事长不理政的。(不理政)他管战略的。欧洲、俄罗斯的都不属于我管了。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很年轻,才70岁,我跟管理层商量,那个美国我帮你管,是代行总裁的职务,替左敏打工,给左敏他帮忙。
曹德旺:谁说我年龄这么大,才70岁。你记住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姜子牙,81岁还是童子男,还刚刚结婚。
周健工:你觉得像左敏的这样一个团队,是可以担当起进行全面日常的这种执行和管理的这样一个责任,是吗?
曹德旺:从我的从政的经验,就是创业刚刚开始建(的时候)比较难。建好了我跟你讲,现在管理福耀集团,最好当的官就是总裁左敏。最难的官就是下面的车间主任,他面对的是所有工人,官当越大越好当,越小越难当,我以前当总经理的时候,整个集团最好做的事情就是我做了,整天可以开小差,做错了不承担自己的错,随便骂别人,就骂一下就算了,对不对?
周健工:玻璃这个行业它的成长,会比较稳定地往上走,不是那种现在很多行业,产生这个颠覆者、那个颠覆者,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吗?
曹德旺:全世界的每一个人,如果你没有这个风险意识,那你就等着被人家颠覆,没有这个远虑,肯定必有近忧。我告诉我们的基层,要永远记住比尔?盖茨一句线个月如果亏损了,后面几个月没有办法扭转,你就破产了。
周健工:那您觉得就是说,福耀它如果是面临着一些风险的话,这些风险主要是来自……比如说汽车行业,突然发生了大的变化、需求减少了,还是说你的竞争对手,突然有非常好的技术?
曹德旺:这些都不会让你去死,这个会让你自己会颠覆你福耀的,就是你福耀自己人。任何力量都颠覆不了你,只要你自己能够长期坚持高昂的斗志,还有保持警惕性,还有一种组织创新力量,那你就可能活在这个世界上。
曹德旺:用精神来激励他们。我认为你跟他承诺多少钱,很多人有期权的,福耀没有期权的。我不是做得很好?我的团队,我的员工,从跟我二三十年,我从来不骗他们,就抓住他们的缺点就揍他们。
曹德旺:不瞒你讲,书是我亲手写的,我亲手写的书名,是我自己心态的表述,叫“临深履薄”。企业家的职业生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个书到人民出版社的时候,社长他认为,你这个太灰暗的心态(有)一点了。他帮我改,就是表面上看你这个人很霸气,内心还是非常仁慈和谨慎的,是这个意思,心若菩提。
周健工:从今年来看,有一些从市场到决策层都非常关心甚至有些担忧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这个实体经济的问题,中国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升级的问题,制造业能不能持续发展的问题。那么,可以说曹德旺先生这些回答,其实,他击中了这样一个问题的核心。他也是想让经济的决策层,包括整个社会方方面面,来关注一下,怎么更加改善中国的营商环境,怎么通过各方面的,包括税收、企业经营成本这方面,让中国的企业,尤其制造业,它现在面临非常大的压力,能够帮助他们能够持续发展,能够实现一次转型,能够实现一次跨越。其实,中国在新一轮全球化中,不光是中国的这个决策层也好,也包括中国的企业家,应该以更加创新的一种方式,更加有为的一种态度,去参与到一个符合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这样一个全球化的一个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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