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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价格风险、农产品风险管理、农业保险三者有何不同？本站

　　对价格风险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消费者层面，农产品作为我国居民生活消费的必需品，往往会受到生产经营者的短期性和市场反应的滞后性所影响，从而造成生产的盲目、经济的波动、资源的浪费等问题的发生，并最终作用于生产环节。

　　弗里德曼在其《价格理论》中指出，价格理论的主要目的是揭示商品价格形成与变动规律，在这一理论机制中，商品的价格主要是由供求关系决定，商品的价格会围绕着该商品的价值呈现出上下波动的形式，当商品的供给大于需求时，商品的价格会呈现出下跌的趋势；

　　不同类别的商品价格形成基础不同，通常而言，工业产品的生产经营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程度比较高，企业作为相对独立的市场主体，利益最大化是企业追求的目标，目前的竞争和生产要素流动日益加剧，所以我国的工业产品价格形成是以生产价格为基础。

　　根据这一理论，在我国的生猪养殖行业当中，由于生产的资本有机构成比较低，并且大多数是散户的生产组织的自由劳动力型生产，生猪的生产竞争已经形成，所以我国的猪肉价格主要是受到市场价格的影响，即以供求双方形成的均衡价格为基础。

　　在进一步讨论农产品价格风险之前，需要对风险理论进行回顾。美国经济学家提出风险是可被测量的不幸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这一定义随后成为风险理论的主流观点。根据产品市场的不同，风险可具体细分为农产品风险、工业产品风险、金融产品风险等。

　　其中，农产品价格风险是指由于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所引致的不确定性。现实市场中，农产品价格受经济主体预期的有效性以及其他众多因素影响，围绕其市场均衡价格产生波动，而农产品价格调节的滞后造成农产品生产周期波动，价格风险也因此成为农产品市场风险的“凝聚物”和“承载体”。

　　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价格由其供求关系决定，而农产品生产是经济再生产过程与自然再生产过程的综合，具有生产周期长的特点，供给短期弹性小且长期弹性大。

　　叠加农产品需求同时受“凯恩斯陷阱”和“恩格尔陷阱”影响，需求弹性较小，所以农产品价格属于“蛛网发散型波动”，在当前市场调节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市场供求会使农产品供应波动较大，并表现为农产品价格的大幅波动，即价格风险较大，并进一步传导至产业链，导致风险积聚。

　　具体到生猪价格方面，我国生猪市场中散养养殖场户占比较高，且产品较为同质化，生猪供给接近完全竞争市场，养殖场户仅能作为价格的接受者调整自身经营。由于生猪生产周期较长，仔猪补栏至出栏通常为6个月，导致市场价格对生猪生产的调节“落后一拍”，呈现出典型的“蛛网发散型波动”，我国生猪价格的历史波动情况也验证了这一点。

　　由农产品价格风险理论来看，生猪价格主要由市场供求情况决定，生猪价格波动风险主要由生猪供求关系不平衡导致，在需求端相对平稳情况下，供给端特别是生产环节的异常变化成为导致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

　　同时，生产环节也是生猪价格波动风险的主要承担者，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生猪养殖场户普遍随价格相机调整生产的行为导致生猪生产容易受到错误价格信号的误导，盲目“追涨杀跌”调节生产规模并引发更大生产经营风险。

　　因此，在生猪价格异常波动与生产异常波动的循环中设置“阻断器”机制，成为当前市场情境下应对生猪价格风险的当务之急。

　　农产品风险管理主要指利用自然及技术手段对农业风险及其损失进行管理的过程。农产品风险管理理论认为农业风险管理包括三组要素：

　　生产经营风险、风险管理策略及工具、政府宏观干预，判断分析农业风险可以使用整体分析法和综合分析法，但无论哪一种方法，均认为三种要素之间相互关联，需要从多个维度对农业风险展开分析。

　　第一，在农业生产经营风险要素方面，需要分不同层次进行识别。农业属于典型的弱质性产业，经营风险具有多元性，如自然灾害等会导致减产风险、市场变化等会导致价格风险等，需要针对不同的风险寻找相应的风险管理工具。

　　第二，在风险管理策略及工具因素方面，需要针对风险管理需求进行匹配。传统农业风险管理方式是农户利用预防性货币储蓄的方式进行风险自担，借助政府补贴等方式进行风险管理等。随着农业生产需要面临更大的风险，农业保险等新型风险管理工具层出不穷。

　　第三，在政府宏观干预因素方面，需要与农业保险等风险管理工具的准公共物品属性相联系。准公共物品的特性决定了其无法完全依靠市场运营，需要政府参与，如农业保险等需要政府通过财政手段提供保费补贴，扩大保险产品覆盖范围等。

　　以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为例，农产品价格异常波动对农业生产经营带来的风险主要是经营主体收入的不确定性，其风险管理策略及工具既包括多元化经营、生产或销售合约等市场构建手段，也包括期权期货产品、价格保险产品、收入保险产品的金融工具，还包括直接财政补贴等社会保障工具。

　　在风险管理工具选择方面，需要根据风险管理实际需求进行匹配，如直接财政补贴等手段容易导致政府财政压力过大，而农业保险等工具既能满足WTO“绿箱”政策，也能够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杠杆作用分散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等，更加高效及市场化的实现农业风险管理的目标。

　　在选择合适的风险管理工具的基础上，进而对政府宏观干预进行探讨，通过适当的补贴手段，更好的提高相应的风险管理工具在农业经营主体中的覆盖率等。

　　对于生猪完全成本保险而言，在发挥其作为风险管理工具作用的同时，也应当处理好其他两个因素的关系，在产品设计环节对风险要素进行有效识别，并考虑与政府宏观干预政策之间的协调。

　　农业保险指农业生产者以支付保险费为代价，把农业生产过程中由于灾害事故造成的农业财产的损失转嫁给保险人的制度安排。

　　农业保险理论认为农业保险是典型的准公品，与私人物品相比，农业保险具有消费的不完全竞争性以及受益的不完全排他性；与公品相比，又具有一定的消费竞争性与收益排他性，如只有保险购买者可以获得赔付，未购买者不能获得赔付。

　　因此，农业保险既不能像公品一样为了排除市场机制的配置作用而免费消费，也不能像私人物品一样基于市场效率而有偿消费，农业保险需要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进行政府的介入。

　　农业保险具有保险产品的普遍职能，如分散投保人风险、补偿经济损失、进行社会管理等，其主要作用在于补偿投保农户因风险事项遭受的损失，并为投保农户再生产提供启动资金，有助于保障农户生产积极性以及产业平稳发展。

　　与直接财政补贴等方式相比，农业保险充分利用金融市场风险管理的功能以及保险公司作为风险分散机构的专业性，以更加市场化和专业化的方式进行农业风险管理，减少财政支出的浪费、降低政策支农的运营成本、提高财政补贴的使用效率等，是目前重点发展的农业风险管理工具。

　　相较于其他风险管理方式，农业保险的主要运营者是保险公司，在保险定损及产品设计方面具有工具无法比拟的优势，能以更少的资金提供更大的风险保障。

　　且灾后赔付由保险公司进行支付，使得更多财政资金投入其他用途，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农业保险在降低农户风险的同时，也间接降低了产业链上下游环节的生产风险，促进产业资金进入农业生产。

　　由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并与其他经济部门能够产生较好的协同效应，农业保险对农业发展的保障能够为国民经济带来有利的乘数效应。因此，农业保险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以及产生国民经济乘数效应两个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应当意识到，随着我国农业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正快速壮大，我国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存的“二元”结构的特征不断加深。

　　由于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不同的生产经营方式，其农业风险管理需求也具有较大差别，这要求我国农业保险产品的设计应面向不同层次主体需求，避免“一刀切”的农业保险产品设计。

　　进行差异化的产品设计及运营，进而构建具有不同保障水平选项和覆盖不同风险类型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产品体系，以满足不同农业经营主体的多样化和差异化的农业保险需求，这是我国农业保险事业进一步优化、完善和发展的方向。

　　对于生猪完全成本保险而言，在产品设计过程中应当把握好其作为准公品的性质，即在定价、运营等环节应当合理利用市场力量，也要为政府力量介入产品推广、监管等环节提供有效途径。

　　除此之外，考虑到我国生猪养殖市场也面临着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存的“二元”结构，完全成本保险产品应当针对不同层次主体的风险情况，差异化地设计保险定价及运营方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本站　　中国网财经3月18日讯 让一个普通家庭“一夜回到解放前”往往只需要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