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与中国证券报的渊源，要回到大约20年前。2003年，中国证券报邀我介绍国外养老基金投资情况，我对此早有一些思考，就应邀首次在中国证券报发表了主题为“养老基金与资本市场”的系列文章，共7篇。每篇文章篇幅大致在半个版到一个版，7篇文章约有五六万字。自此之后，我就成了中国证券报的“常客”，持续发表关于全国

　　这些年，我在中国证券报刊发了近百篇文章，总字数在40万至50万字，涉及领域可归纳为十个方面。一是养老金与资本市场互动关系。二是企业年金方面的研究，我几乎每年都有针对企业年金改革建议的文章。三是关于主权养老基金和全国社保基金。四是关于延迟退休和退休双轨制改革。五是有关人口老龄化对养老金制度、养老制度的影响。六是关于第一支柱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七是关于第三支柱改革发展。八是介绍欧美国家养老金投资体制、公司投资策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九是关于医改的意见建议。十是宏观经济方面的思考，比如中等收入陷阱等。

　　总的来说，我与中国证券报的渊源来自我的学术兴趣，也来自报社编辑长期约稿形成的合作惯性。一方面，发表的文章多了，宣传了养老金理论，推动了养老金制度、企业年金制度改革；另一方面，报社的重视对我的学术进步起到了正面激励作用。我衷心希望中国证券报在中国财经类媒体中独树一帜，一如既往地做好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记录者和推动者，也希望继续加深合作，在中国证券报发出激浊扬清、思想涤荡的独家声音。

　　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10月，《“两种退休制度”带来的深层思考》在中国证券报刊登之后，经相关部门形成材料上报，并得到批示。

　　我在中国证券报刊发的文章中写道，“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转型过程中，根据国际惯例，纳入转型的群体是渐进式的，机关和事业单位暂时没有进入改革范畴，所以从社保制度转型的角度看，解决企业人员退休待遇既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也是国家需要支付的一项重要转型成本，其重要意义与做实账户的转型成本的性质一样，这是中国经济转型与社保制度转型必须要支付的成本。但是，从这次调整待遇的决定引起的社会反响来看，结合欧洲某些国家社保制度‘碎片化’后果，我们可以从‘两种退休制度’引申出如下三点启示：首先，多种退休制度并存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一个潜在根源；其次，碎片化制度具有不断推动中央财政加大支出的趋势；最后，社保制度改革应制定具体方案和时间表。”

　　2010年，关于人口老龄化的文章《2049年：谁将拖累中国竞争力》，预测了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对养老金制度的影响，以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到高层批示。国务院老龄办还拿着批示找到我，让我承担了一个人口老龄化影响养老保险可持续性的课题。

　　另外一篇记忆犹新的文章是2010年9月8日在中国证券报刊发的《2万亿“养命钱”面临贬值风险》。该篇文章影响较大，对推动基本养老保险投资体制改革发挥了积极作用。

　　文章指出，社保基金规模快速扩大，令人喜忧参半。喜的是社保基金实力极大增强，彻底改变捉襟见肘的被动局面；忧的是投资收益率还不到2%，没有跑赢2.2%的CPI（2000年-2008年），处于贬值状态，且规模越大，贬值风险越大。目前社保五险基金的投资渠道只有存银行和买国债，不到2%的名义收益率既低于国外任何一个实行国债投资的收益率，也低于国外任何一个实行市场化的投资收益率，几乎是世界上收益率最低的。如此低的投资收益率显然非制度设计者的初衷，而是社保制度统筹层次太低的被动结果。文章建议先易后难，分三步走，迅速启动社保基金投资体制改革程序。第一步为临时阶段。建议在1-2年内为满足社保基金保值的需要，对2万亿元基金全额发行特种定向社保国债，彻底解决地方社保基金购买渠道问题，赢得时间，将社保基金的利息损失降到最小。第二步为过渡阶段。我们应抓紧利用这1-2年的临时阶段，彻底梳理社保基金的管理体制，对五险基金投资管理体制分门别类予以改革，实现社保基金投资体制的市场化与资产配置多元化，提高整体收益率。第三步为深化改革阶段。例如从2013年开始，将社保制度深化改革的任务提到案头，正式启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体制改革。

　　2010年11月23日下午，人社部基金监督司领导召集包括我在内的十多名学者开会，宣读了领导批示内容，按照批示精神先做案头制度设计工作，并将全球基本养老保险投资体制分为三种类型。学者分成三组，每组负责一个类型的写作，分别介绍国外基本养老保险投资体制的特征与运行机制，供决策层参考。由此，养老保险基金投资体制改革依序展开。

　　除主权养老金基金和第一支柱养老保险之外，作为养老金制度改革的亲历者，中国证券报和我都完整见证了第二支柱养老保险的改革全过程，尤其是在几个重要的改革节点，中国证券报多次举办专业性学术研讨活动，成为推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改革的主阵地。

　　例如，2014年11月17日，在由中国证券报和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2014中国养老金论坛上，我提出建议，为推动第二支柱企业年金的发展，应尽快建立养老基金管理公司。实际上，从2004年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开始，几乎每年我都在中国证券报发表第二支柱企业年金改革的论述，介绍OECD企业年金治理准则的主要内容及其借鉴，曾多次发表系列文章，对完善企业年金制度提出较为系统设想，呼吁建立专业性养老金投资管理机构，尽快扩大企业年金的参与率，引入自动加入机制，赋予职工个人投资选择权，引入生命周期基金，缩小甚至取消企业主单位缴费的归属期，提高企业年金的透明度和激励性，进而提高企业年金中职工的主人翁意识，降低企业雇主建立企业年金的门槛，并从2007年开始发文提出要注意受托人“空壳化”现象，建立“式”养老金管理公司等。

　　我国第二支柱养老金建立的是DC型（缴费确定型）信托制，很像美国的401k。这是全球化浪潮中非常适应劳动要素加速流动的年金模式，是顺应全球养老金改革潮流的，发达国家纷纷放弃传统的DB型（待遇确定型）模式，转向DC型。2007年，针对有关情况我发表了一篇文章，虽然国内对DB型企业补充养老金计划有需求，尤其国企有需求，但还是应该坚持发展DC型计划，对DB型制度不应开口子，不应平行地再建立一套DB型制度供企业选择，对国企而言可以防止他们的道德风险，确保国家的利益。对私企而言，他们的道德风险很可能就在于为了逃避责任而把包袱故意甩给社会，最终还要国家出面解决，因为我国企业生命周期较短，企业退出或破产后DB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的承诺成为泡影，容易把包袱甩给社会或政府，不利于社会稳定。在转折时期我国不应为DB型开口子，中央领导对这篇文章进行批示，对中国避免建立DB型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针对企业年金另起炉灶的一些和建议，我在中国证券报发表整版长文《“中国版401k”路在何方——对当前热炒“中国版401k”的九点看法》，主张企业年金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不应重起炉灶，而应在现有基础上不断完善枝节问题。

　　第三支柱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最开始由原保监会在2007年提出，当时拟在天津试点。中国证券报持续刊发关于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文章，2017年我和我的团队集体在中国证券报发表文章，支持和呼吁尽早进行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日前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明确，第三支柱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升级为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究竟是为多数人建立的制度，还是为少数人建立的制度？很显然，中国个人养老金的功能定位应是大众养老金，应是推动和促进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而不应是为少数人建立的制度。实践证明，只有定位清晰，才能按照定位去动员全部政策资源，使制度达到设计者的预期。

　　养老金还将助力资本市场繁荣，一是可以增加手握长期资金的机构投资者数量；二是能提供长期股权资本。在第三支柱改革方面，建议一是要引入自动加入，二是要实现全民覆盖，包括18岁以下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也应自愿决定是否提取养老金。

　　此外，要提高第一支柱制度的激励性，以提高制度财务的可持续性。要提高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首先要提高制度的激励性，鼓励参保人足额缴费，按真实费基和费率缴费，鼓励多缴多得、长缴多得。如果激励性不好，2亿灵活就业人员到了最低缴费年限就停滞观望了，正规就业人员就不按真实收入作为缴费基数进行缴费，产生的缺口就需长期依赖财政；还要提高市场化投资的基金规模，目前有近5万亿元基金余额，但委托给全国社保基金只有1.6万亿元。

　　鉴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目前大力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正当其时，而第二、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制度能否不断扩大覆盖率是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关键指标。

　　作为专业财经报刊、中国证监会指定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媒体、资本市场发展历程的记录者和见证者，中国证券报30年来及时报道国民经济和证券市场各层面信息，帮助受众把握宏观政策和市场走势，为投资决策提供有效参考，也肩负着积极建言献策的使命担当，推动多项改革奔涌前行。30年来，中国证券报基本见证了我的职业成长。我非常珍惜与中国证券报近30年的缘分。祝愿中国证券报越办越好，继续为广大投资者持续奉献权威、专业、客观的财经证券新闻资讯。希望更多的专家学者、从业人员通过中国证券报这样的权威平台，担当推动市场化改革发展的使命，为中国经济健康成长建言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