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证券时报社主办、长江证券协办的“大变革时代的投资力量——2022中国基金业峰会”暨第七届中国“金长江”私募基金发展高峰论坛在深圳举行。证券时报社常务副总编辑周一在致辞中表示，在规模稳步增长的同时，私募基金行业持续规范提质，高质量发展势头正在形成。

　　他说，在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和资管新规加快落实的背景下，私募基金行业迎来了发展新机遇，进入了发展新阶段，成长为中国资本市场的一支重要力量。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私募基金行业规模逼近20万亿元，登记在册的私募基金管理人达2.4万余家。其中证券类私募9096家，存续管理规模达到5.79万亿元。

　　他表示，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和内外部复杂因素的扰动，中国私募基金行业依然秉持初心、破浪前行，走出了一条漂亮的上升曲线。私募基金的健康发展，丰富了高净值客户的理财选择，增强了市场韧性，带来了新的活力。

　　首先，行业生态向好，集中度显著提升。在监管部门“扶优汰劣”的政策引导下，百亿证券类私募数量已突破百家，头部私募持续做大做强，在业内起到了表率引领作用。

　　其次，顶尖人才汇聚，投研实力增强。经过多年发展，私募基金行业成为中国资管业重要人才高地。去年以来，又一批自带流量的公募基金高手“奔私”，充实了行业投研领军力量。量化私募蓬勃发展，也吸引沉淀了一批顶尖人才。

　　第三，回归信义初心，公司治理加强。越来越多私募从业人员坚持勤勉尽责，以投资者利益为先，自觉不良风气的侵蚀。越来越多的机构持续推动公司治理水平提升，固本强基，着眼长远可持续发展。

　　私募行业已成为资管行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私募基金管理资产规模接近20万亿元。

　　近日，在证券时报社主办的“大变革时代的投资力量——2022中国基金业峰会”暨第七届中国“金长江”私募基金发展高峰论坛上，长江证券董事长金才玖致辞时表示，从行业发展来看，市场容量将不断扩张，投资者对私募基金的热情将持续高涨，私募行业未来可期。

　　金才玖表示，自证券时报携手长江证券举办论坛以来，已吸引了数千家规模和业绩最具代表性的私募机构参评，在市场上形成了独特优势和广泛影响力。论坛一直秉承“合作共建、引领发展”的使命，共同构建私募投资基金管理机构评价体系，发现私募行业优秀的管理团队和投资精英，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7年来，我们见证了私募行业的不断发展与壮大，百亿私募数量突破百家，千亿私募磅礴而出，一批优秀本土私募品牌持续做大做强。”金才玖说，一路走来，“金长江”私募基金论坛及“金长江奖”评选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私募机构关注，参评的私募机构已由最初的70家增长到现在的330多家。

　　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是金融行业的职责所在。证券公司是连接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重要桥梁，也是推动居民储蓄向投资转换、促进产业创新升级，实现居民财富保值增值的排头兵。

　　金才玖认为，随着资本市场参与者加速机构化，“单条腿”走路已经不再是先发优势，包括长江证券在内的证券公司需要围绕全价值链，为机构投资者提供多元化的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以长江证券为例，公司以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以服务客户财富增长和服务产业价值增长为出发点，全面升级服务模式。为服务好私募机构，长江证券整合了包括投研、销售、专业交易、托管与运营外包、衍生品服务、金融科技等各种资源，全方位赋能私募机构。（胡飞军）

　　在俄乌局势紧张、疫情冲击以及全球高通胀的背景下，市场格局愈发不明朗，投资难度明显加大。如何在这样不确定的环境下，进行资产配置，备受市场关注。

　　近日，在证券时报社主办的“大变革时代的投资力量——2022中国基金业峰会”暨第七届中国“金长江”私募基金发展高峰论坛上，凯丰投资董事长兼首席投资官吴星表示，当下的主题是通胀超预期引发的衰退，特别是欧洲和日本等国家衰退的可能性非常高，比如德国从采购经理指数（PMI）数据来看已在衰退状态下。

　　吴星预计，长期来看，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预计会有大幅的、持续的加息过程。美国的加息速率预计将会下降，9月可能加50个基点，12月可能会加25个基点。随着欧美各国不断地加息，开始对经济形成冲击，欧美的PMI数据开始出现明显下跌，通胀或者能源相关的事件已经影响到实际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通胀、衰退和加息周期的不一样，导致剧烈的汇率波动。欧洲是占全球GDP达18%的经济体，今年以来贬值将近20%；除了美国、中国、欧洲之外的第四大经济体——日本今年汇率贬值了30%。美国利率提升后，将会导致大量的资金流向美国，其影响备受市场关注。

　　“制造业强国的地位为中国带来非常多的战略选择。中国企业和居民在信心恢复以后，在如此宽松的汇率环境下，未来半年将会更为乐观。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存款增加10万亿元，但老百姓不太敢消费，一旦市场信心恢复，将成为潜在的利多因素。”

　　在跨资产配置方面，吴星认为，欧美衰退后，我们可能会更乐观地去配置国内资产。整体来看，国内资产优于海外资产，欧美可能更悲观一些——特别是欧洲，能源问题是致命的。

　　今年以来，国际油价一度突破130美元/桶，自2月以来持续在100美元上方，全球煤炭价格高企。在俄罗斯大幅减少了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后，欧洲天然气价格大幅飙升，这导致欧洲陷入能源困境。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选择抛储，将原油的战略储备从7亿桶降低至4.5亿桶左右，今年10月底可能会抛至3.5亿桶上下。然而，现货市场仍然非常紧张，而美国的库存可能已经处在近年历史低点。

　　在吴星看来，目前原油的供给无法提升，不是谁在刻意为之，而是在6年前就已经决定了。全球对传统能源的投资持续下降，就会导致产能扩张的可能性和潜在产能均明显下降，早在3年前能源供应就已经大幅下降——对这个观点，市场在对能源做判断时关注较少。总体来看，整个闲置产能的潜在生产力是相当有限的。

　　“从俄罗斯和欧佩克国家的表态来看，传统能源已经没有未来了，未来属于新能源，那为什么要大量提高产能？这一表态未来可能也会发生变数。”吴星说。（许孝如）

　　近日，在证券时报社主办的“大变革时代的投资力量——2022中国基金业峰会”暨第七届中国“金长江”私募基金发展高峰论坛上，高毅资产合伙人、首席投资官邓晓峰在主题演讲中，以光伏行业为例，复盘了产业发展路径，分析产业演进和迭代。在他看来，中国光伏行业发展演变是一个波澜壮阔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跌宕起伏、前仆后继、接力创新的过程。

　　邓晓峰表示，光伏是一个由供给和需求两个维度驱动的行业。早期的大发展在2005年~2008年，高油价背景下，欧洲通过补贴的方式创造了需求，之后中国也接力进行政府补贴、支持行业发展。在此过程中，供给端层面，中国企业不断推陈出新，实现了光电转换效率的提高和成本降低，最终通过全产业链的技术进步和迭代，实现了全球大多数地区可以平价上网的目标。

　　邓晓峰称，光伏行业具有产业链短、高度标准化和同质化特征，在企业的前仆后继中完成行业的演进与迭代。很多先行者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因为不能适应技术进步和产业变化而倒下，同时，解决痛点环节的企业往往获得资本市场的奖励。

　　“一路走来，很多企业在不同环节以接力赛的方式来共同推动光伏产业的进步。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之中，许多环节经常出现瓶颈状态，当不同公司尝试着去努力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资本市场往往会给它们非常明显的奖励。”他说。

　　邓晓峰还以铸锭炉、电池设备、单晶替代多晶路线、硅料等光伏技术环节举例，分析了相关企业在与资本市场互动中得到的长足发展。

　　资本市场在推动产业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助力创新方面表现更为突出。邓晓峰指出，当光伏行业进入成熟行业后，可能会面临一个更苛刻的资本市场评价和定价。到时市场可能又会去努力寻找能够推动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新方向。通过这样共生的方式，不断地推动国家产业的升级，不断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也不断地推动社会创造更大的财富。在公开市场上，投资者更容易进行对比，资金也更有效地向优势企业或正确的方向集中，部分公司的失败通过资本市场实现社会化分担，这样一个广泛分担的结果，反而可以让社会更容易去支持新的产业发展。

　　他还结合历史视角对此进行分析，“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可以发现在大航海年代，当有限责任公司制首次出现的时候，远洋贸易这样一个高风险的活动，从过去只有王室和极少数的贵族能够参加，变成了一个社会参与的活动，让经济增长和扩张的动力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在演讲最后，邓晓峰进一步总结认为，资本市场是现代经济活动所创造的最有力的机制，它让全社会更有效地实现信息交互、形成共识、分担风险、配置资源，助力创新和产业升级。

　　近日，在证券时报社主办的“大变革时代的投资力量——2022中国基金业峰会”暨第七届中国“金长江”私募基金发展高峰论坛上，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伍戈做了主题演讲，分享了对未来宏观经济、全球加息潮下通胀现象，以及资产配置等问题的看法。

　　伍戈认为，在经济增长中出现脉冲现象，很大的原因是在现有疫情防控框架之下，经过三年疫情，消费的上升修复弹性变弱。而地产在前期出现了一些风险事件，尽管风险事件可能很快过去，但是长时间纠偏力度不够强，使得地产修复过程较慢。因此，在弱地产格局下，整个经济要依靠基建“独木”来支撑整体很费劲，目前经济整体节奏很大程度上与政府发债尤其是专项债以及基建投资密切相关。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一些居民提前偿还房贷现象受到关注。“因为大家对比房贷利率和其他利率发现，房贷利率明显高于一般利率，”伍戈分析，疫情持续三年后，老百姓可能关注的不仅是利率，还关心未来的还款来源。

　　同时，伍戈认为，投资双轮驱动中的地产和基建并非相互独立，而是相互关联的。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土地出让金大幅减少使得基建资金来源受到影响。历史上，“强基建、弱地产”组合会给稳增长的效果和可持续性打上折扣，这也印证了地产比基建有着更大的经济拉动作用。

　　除了经济增长脉冲现象，伍戈还分析了通胀的脉冲现象，历史上每次资源国卷入战争，或多或少引来了全球滞胀。不过，就目前而言，引起滞胀的主要是外部成本冲击带来的，但已经处于边际递减中。相信全球需求端的下行，将主导着未来滞胀的格局，或者整个滞胀局面会由“胀”向“滞”的方向引领。

　　伍戈认为，从通胀的角度而言，中国的通胀管控比较成功，主要的大背景是中国的疫情管控比较严格，疫情管控比较严格的国家往往国内通胀都偏低。

　　对于下半年的疫情，伍戈表示，疫情并非如表面上完全不可预测，过去三年国内居民明显的感受是，很多疫情或疫情变种往往是海外先发生，海外发生近一两个月后疫情才在国内开始抬头。这意味着，由于海外的疫情总体在上升，并不能坦然地认为下半年中国的疫情就完全能下行，过程可能依然比较纠结或者忐忑。

　　伍戈认为，展望未来，三季度仍处前期政策落地和效果观察期，叠加通胀抬升，短期再出台大规模增量政策的概率不大。即使提前发行明年专项债，年内可实现的工作量也有限。疫情反复下管控呈趋严态势，消费等内生性动能持续承压，信用扩张及经济修复前景并非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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