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民源事件”发生后不久，周道炯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声称有人从外地运一车要炸证监会。公安干警采取防范措施后第二天，再次接到电话，说已安放在办公室，警犬一间一间的嗅……中国证监会第二任主席接受记者专访，引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高层内幕】

　　1997年6月，暴风骤雨洗刷后的北京，热浪退尽，阳光明媚，空气清新，但这一切又在预示着一个更加酷暑的来临。恰恰这时，仿佛有着某种内应，在中国证监会的会议室里，周道炯与周正庆正在进行证监会主席的。在这个会上，周道炯说出了与这6月天气一样，有着深刻寓意的话：“我在这个位子上快三年了，三年坐在火山口上，现在我坐飞机安全着陆，我非常庆幸。你现在起飞了，我想你可能比我飞得好。”没想到三年后，周正庆与周小川时，居然也重复了这句话。

　　从县财政科办事员到省财政厅长再到中国证监会主席，周道炯是一步一个脚印走来的，年近古稀的他，在回忆自己的经历时说：“我一生50余年主要从事财政、银行、证券工作，在安徽工作35年。”1984年12月还在省政府任秘书长的他，突然被中组部一纸调令招到北京，因为中央决定让他出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对这一纸紧急调令，周道炯来时显得有些匆忙。他说：“我当时已51岁，没想到还会到北京。”来时也显得简单，提上一件行李，就这么轻松上路。1985年1月9日到中组部报到，把介绍信给他们，也没有人介绍情况，就上班了。那时候建设银行属财政部管，他想找部长谈谈，部长说：“先干着，以后慢慢再谈。”没想到这个突如其来的任命，让他在建行一干就是10多年。

　　1992年9月的一天，中组部武连元副部长与在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的周道炯谈话时转告：国务院决定成立证券委，作为国务院办事机构，要你去做常务副主任，时任副总理的兼主任。另外成立证监会作为半民间组织，由刘鸿儒任主席。周道炯说：“我快60岁了，也没干过这个事，心里没底。”武连元说：“我今天不要你表态，三天之后正式答复。”谁知，第二天，就约见周道炯。在的办公室里，他见到国务院领导已经圈阅同意的报告，这是一份鉴于深圳“810”事件国务院领导亲自起草的关于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和证监会以及人事任命的报告。正是这份文件使周道炯与证券市场结下了不解之缘。1993年6月国务院决定证券委与证监会合署办公，由刘鸿儒负责。周道炯被抽调参与投资体制改革小组，组建国家开发银行工作。

　　熟悉证券和期货市场的人都不会忘记，1995年2月下旬，在上海交易所发生的震惊中外的“327”国债期货事件，给整个市场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极度低迷，上海综指一度跌到了390点。究其原因，情况极其复杂，是市场内外因素作用的结果。就在这关键时刻，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何椿霖找时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的周道炯到家中谈话，告诉他国务院已商定要他到证监会接替刘鸿儒的工作。传达了这个决定后，何椿霖看到周道炯显得有些犹豫，又补充到：“必须去，到现在你的证券委常务副主任并没给免掉嘛！”已经62岁的周道炯听出了话中的坚决，当即决定服从组织决定。

　　几天后，找到周道炯，就证券市场和商品期货市场的基本方针、原则措施作出指示：兴利除弊、稳步前进，对期货市场要冷静观察、严格限制，限制与套期保值无关的非生产、非流通的公有制单位，不准其进入。

　　遵照指示，周道炯上任伊始，即采取了两手抓：一手抓整顿规范、加大监管力度，以稳定市场，一手抓证监会和各交易所内部的思想建设和廉洁自律，同时投入证券市场“九五”规划制定工作。不久，时任总理亲自召开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的会议，听取周道炯的汇报“九五”规划，就法规建设，市场规范，加强监管，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人才培养，国有法人股逐步流通以及建立集中统一管理体制等9个方面提出若干措施。汇报得到的肯定和支持。特别是当周道炯汇报到9个部委都管证券，中国证监会是个事业单位，靠收费吃饭，没有行政执法权，难以查处案件等，他听后十分震惊，指示要研究尽快妥善解决。

　　出任中国证监会主席，从1995年3月到1997年6月，在这段不足三年的时间里，周道炯的最大感受是：“短短的几年是我一生工作经历中最难忘的一段，经风雨，见世面，受锻炼，五味俱全。攻击、谩骂、威胁、恐吓有之，赞扬、奉承、求救者也有之。对个人来讲，真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之感。”周道炯的这番感慨是源于他在位时的那一个个惊心动魄的事件。

　　1997年3月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在北京举行，上市公司琼民源发表虚假信息，声称盈利5.7亿元，后来有人举报给证监会，证监会就通知他们公司，让他们核实后再公布，他们自己开股东大会要求暂时停牌。但在这一过程中，琼民源不仅不做自我反省，反而在3月7日雇了北京几卡车工人围攻证监会整整一天，说是证监会让他们停牌，使他们领不到工资了。这时，周道炯决定一位和办公室主任出来与工人对话：指出“你们公司的报表不是讲赚了5.7亿吗？既然赚了5.7亿怎么会发不了工资？你们应去找你们公司要工资。”与此同时，琼民源公司领导层还向党、政、、政协领导机构及新闻媒体发通电，诬告中国证监会违法，严重影响公司运作等，气焰之嚣张，令人难以置信。琼民源一案，在各方大力支持下，严肃查处，最后绳之以法，已作为证券市场披露虚假信息的反面典型而记入历史，“上市公司的质量是证券市场稳定发展的基石”成为周道炯很抓规范的重要内容。“股东风险意识不强是当时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

　　就在琼民源围攻证监会的事件发生不久的一天晚上，证监会值班室突然打电话给周道炯，说刚刚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告知有一些人从云南运了一车，要来炸证监会。面对这个从天而降的消息，“你也不能全信，但也不能不信。”周道炯征得领导同意后报告，立即调集干警采取防范措施。谁知，第二天下午，值班室又接到电话说已安放在办公室了，门得到消息后调来警犬一个一个房间地嗅，结果是一场虚惊。谈完这件事，周道炯哈哈大笑，他说：“那时就是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因为证券市场对证监会的敏感已达到了神经质的程度，我的一举一动都受外界的关注。”

　　一次，周道炯出国，他的司机开车无意碰了一下，车坏了。这么一个常见的事故，后来，香港和北京的报纸都报道，说周道炯出事了，他的车子被撞了等等。回忆这段历史，周道炯慨叹道：“说明外界敏感到连我的车号都倍加关注。那时对媒体从不接受采访，除了中央批准之外，证监会每个成员都如此。”

　　当时，在周道炯内心的深处，在防范出事的同时，还要考虑监管这个市场朝有序的方向发展。许多案子处理过程中那些防不胜防的复杂事件，现在说来还令人心生余悸。周道炯说：“那时情况很复杂，不少部门、单位的下属机构都参与了证券、期货市场活动，一查就是一片。但有一条，我站得稳、坐得正，就什么都不怕，当然也有最后打算：真不行，把老命赔了也就算了，他要杀你，你也不知道呀，敏感得很。当时就有几封来信声言要杀我和全家。”

　　从1995年到1997年，证券市场可谓是多事之秋，始终处在低迷状态，周道炯接任后用“打基础”概括了他的工作实际。他认为防范风险，规范市场是工作的重点。因为当时股民风险意识淡薄，而上市公司的质量也确实存在许多问题。

　　1996年，四川的一个小学生给周道炯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亲爱的周爷爷，我是一名小学生，父亲、母亲都是工人，一人已下岗了。我父亲炒股，现在股票跌了，妈妈整天跟爸爸吵架，我没法学习。现在我马上要上中学，学费也没有了，我恳求周爷爷，你赶紧下个命令把××股票提起来，救救我一家吧。”周道炯读完这封信，心情很不平静，思绪万千，股票常识和风险教育何其重要？立即将此信批给证监会其他领导看。他说：“这封带着滑稽意味的信，很能说明中国股民当时的心态如何。”“现在是大不相同了。”周道炯在2001年代表全国财经委搞《证券法》执法检查时，大多数股民表示赚了钱高兴，赔了只怪自己学习不够，与当初相比已完全变了样。

　　1995年周道炯陪同到上海交易所视察，听了上交所总裁的汇报后，朱对在场的人提出了八个字：法制、监管、规范、自律。后来经过归纳就成了证券市场的八字方针。周道炯认为这八个字切中证券市场的要害，以至今日，证券市场还是这八个字作为指导思想。

　　1996年下半年，证券市场很不规则，炒得很厉害，证监会采取了很多措施，加强风险教育，严厉查处违规案件，结果把市场的情况写成报告给中央，看了以后在报告上作了批示：“巩固成绩，随时警惕，谨慎小心，及时调整。”“短短四句话，言简意赅，作用很大。”周道炯意味深长地说。

　　面对证券市场，在浪尖上乘舟的他，那段难忘的岁月使他深感：“稍微有个风吹草动，就敏感得很。”小平去世的那天夜里，上面送来电报，周道炯只得半夜起来处理事务，好在那次平稳过关。他在总结那段历史时说：“我上任时沪市是400多点，深市是900多点，低迷的时间算是全给我撞上了，上任之始只得慢慢地理。”在当初证券市场由9家单位多头管理的情况下，他收回了深、沪两个证券交易所及全国各期货交易所的地方管理权，改由证监会垂直管理，1999年中国证券市场实行了完全的集中，统一管理从而加大了宏观调控的力度。

　　如今，从证监会退下来的周道炯，曾做过两年国务院稽查特派员，现任全国财经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证券市场的立法工作，他曾担任《证券法》起草领导小组副组长，同时又是《投资基金法》起草领导小组副组长，并任《期货法》起草领导小组组长。也许是从实践中来，对证券市场法制的理解，他显得更加独特。他说：“《证券法》已实施两年，对中国证券市场的规范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不容忽视市场中仍然有不少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做到依法治市，规范发展，自律自强，改革创新。上市公司一定要有退出机制，能进能退，一定要给股东分红。现在有些上市公司不分红，专圈钱，这是短见的融资。上市公司要严格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坚持按公司法运作，信息披露一定要及时、准确；证券公司及中间机构一定要自律自强；监管当局及有关部门应加强依法治市的力度，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对弄虚作假的单位和个人要严厉制裁。”

　　周道炯在财政的位子上干得时间最长，他把自己十多年的厅长工作经验用三句话作了概括：要敢讲话，要讲真话，要处以公心。从财政转到银行后，他对自己和班子曾提出：互信、尊重、自律、清醒、务实。如果说这十个字是周道炯十年银行工作的思想指针，那么短短三年的证监会工作，他最深切地体会就是骨气和信念，正是这种坚守让他秉持着公正和原则。

　　当时对上市公司，中央给各省市区定的指标是钱数，根据经济规模，有的8000万，有的是1个亿，而想上市的企业很多，省市区里矛盾，难题也很大，于是就搞小企业上市，可以多上几家，这样做就可以解决上市少的矛盾。周道炯说：“我下去一看不行，市场都是小玩意，不稳定。于是我们就打报告给中央。”后来，中央研究决定不下钱数，给家数，鼓励大企业上市，由省市区自己选，而且大都是由省委、省长亲自敲定。这些报上来的单位再经证监会发审委投票表决。尽管这样，“僧多粥少”的矛盾仍很大，于是希望上市的企业就纷纷给领导部门和负责人写报告、写信，许多领导的批示和推荐信都送到周道炯处，甚至还有他顶头上司的信。领导的批示都很客观和客气，如“请阅处”、“请酌处”等等。面对着强大的压力，周道炯回忆中言词显得有些激动：“我一个都没办，办了这个，那个怎么办？这个缺口不能打，打开了就收不了场。后来，我给上面打了份报告，把这些未处理的推荐名单附在后面，结果上面批了同意，现在都不办，到年底再审查。条件符合的再办理。”

　　“这个位子回避不了人情，只要公心待之，别人也会理解的。”他深有感触。1996年，他的一位中央党校老同学、某省委打电话给他，想为该省上市增加一个名额。周道炯在电话里很爽快地说：“老同学，我是在玻璃板上跳舞，一个省多少个名额，都是玻璃板上操作，清清楚楚。半路上，我要是给你加了，其他的都来找我怎么办？”据说，这位省委听了周道炯的一番心里话，还是非常理解他。周道炯在讲述这段往事时，不停地重复“骨气”二字，看来，他对此体验是刻骨铭心的。

　　“我不是经济学家，不是教授，我是实际工作者。他们有一套一套的理论，但我没有，我的文化不高，中学没毕业，我的社会科学知识全是在岗位上自学的，我很羡慕那些有才华的年轻人。”也许正是出于对知识的尊重，对人才的崇尚，周道炯无论在什么岗位，都乐于大胆使用年轻干部。据说，他在中国建设银行任行长的十年里，各分行的行长平均年龄才40几岁，有一批30几岁的行长、副行长，总行的两位副行长也不过40岁左右。到了证监会，他更加启用高学历的年轻干部。在他的心里，历史上20几岁干大事情的人有的是，像周瑜、诸葛亮、周恩来、等等，他随口说出一串令他仰慕的名字。

　　对中国证券市场如何进一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迎接加入WTO后的挑战，周道炯反复强调：“中国的证券市场一定要吸收国际经验，也要结合中国特色培养自己的人才。我曾讲过中国证券市场现阶段的特点是有两个90%：一是90%的上市公司是国企，二是90%以上的证券公司是国有的，炒亏的是公家，炒赚了自己有好处。这个特色是中国的，国外没有，我们必须牢牢把握这个特色来引进和培养人才，研究加强监管措施。”

　　从不跳舞和唱歌的周道炯，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读书看报上，他说，什么书他都想读，但不可能都读，是“好读书，不求深解”。他说，多年来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就是一边吃饭一边看书报，上厕所时也看书报。除此之外他每天还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看内参《动态清样》，读港台报纸、看新闻联播、听国际电台的新闻，这个习惯用他自己的话说，无论是做行长还是任证监会主席期间，就是再忙，都要坚持。就在我采访他的前一天，尼泊尔发生王宫惨剧，周道炯随即与我聊起这件事，我很惊讶，他竟然对事件的枝节末叶说得非常清楚。

　　周道炯曾经被国内几家大学聘为兼职教授，对于这个学者头衔，他说：“受之有愧。讲课可以，但不带学生。”据说，有很多年轻人写信给他要做他的学生，他接到这些信总是回信说可以帮忙推荐给别人。他说：“我不能带，因为我自己就没有读多少书，不能误人子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