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过去的2014年是中国资本市场收获丰富的一年。改革主题性投资机会贯穿全年、新股发行制度取得重大突破、大盘指数节节攀升隐现“牛市”风范，近期闭幕的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第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为长牛打下坚实的基础。 ... [全文]

　　70年代末期我是我们国家第一届管理学研究生，当时在，当时请了一位美国教授跟我们讨论，当时说我们要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强国，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当时美国教授问我们第一批研究生一个问题，什么叫现代化？说句实在话，这个问题把我们问倒了。 ... [全文]

　　中国证券市场年会是由证券日报社发起并主办的中国证券界年度高端峰会，旨在打造中国证券市场高层对话、分享智慧、创造价值的交流平台。从2004年至今，已经成功举办过九届盛会，并将于2014年11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办第十届中国证券市场年会及颁奖盛典。

　　2、区域经济格局将会如何改变？一带一路规划与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经济建设将如何互为策应？

　　中国证券市场大中型企业正稳步向前，积极承担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角色，用于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证券市场蓬勃发展，众多企业愿意进入证券市场以获得更好的发展条件。证券公司则是证券市场大门钥匙的掌管人。

　　中国证券市场大中型企业正稳步向前，积极承担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角色，用于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证券市场蓬勃发展，众多企业愿意进入证券市场以获得更好的发展条件。证券公司则是证券市场大门钥匙的掌管人。

　　网络主持人：由证券日报主办的第十届中国证券市场年会将于11月12日（星期五）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本届年会主题为“新常态·新机遇·新牛市”，欢迎大家踊跃参与！

　　网络主持人：第十届中国证券市场年会即将召开，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证券市场年会)了解最新动态，也可以通过证券日报官方微博、微信（证券日报之声）参与互动。

　　主持人：主持人：这里是第十届中国证券市场年会的现场，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沈竹，首先代表主办方证券日报欢迎今天到场的各位嘉宾，欢迎各位。大家看到我们红红的背板上面是我们的主题“新常态·新机遇·新牛市”，确实在今天今年的中国证券市场当中发生了很多大事情，是不平凡的一年，而中国证券市场年会迎来第十届，我今天非常荣幸跟各位到场的领导、专家、学者、嘉宾一起来总结过去一年展望未来一年。

　　历经十度春秋的证券市场盛会——第十届中国证券市场年会今天简朴隆重开幕。首先我代表举办年会的证券日报社和经报证券日报投资股份公司对各位领导、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对这些年来各方面领导和人士对中国证券市场年会的关心、支持和参与表示衷心地感谢。

　　即将过去的2014年是中国资本市场收获丰富的一年。改革主题性投资机会贯穿全年、新股发行制度取得重大突破、大盘指数节节攀升隐现“牛市”风范，近期闭幕的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第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为长牛打下坚实的基础。与时俱进，与之相应的第十届中国证券市场年会以“新常态·新机遇·新牛市”为主题，盛邀各方面精英人士深入探讨和交流。

　　中国证券市场年会是一个高层对话、分享智慧、创造价值的交流平台。每次年会要讨论的热点话题很多，这些话题的主导权我将留给与会的各位嘉宾。今天我借此机会，与我的同事梅绍华副社长一同以新闻记者的身份给大家汇报一下，作为中央党报经济日报举办的报纸——证券日报，作为中国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的报纸，如何在证券市场发展的重大的转折关头，发挥引领作用，并谈谈我们的想法和体会，敬请大家指正。

　　我们知道，在今年7月份之前，上证指数在2000点左右徘徊经年，上涨乏力。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全球称冠，GDP增长一直在7%以上。但为什么却长期低迷呢？当然，大盘长期低迷有多方面的原因，就目前状况而言，虽然在发行制度、信息披露、市场监管等方面存在着许多需要不断改进的问题，但我们认为其根本问题是由于缺乏主力资金源源不断地进入所致。这就是“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么多年来，中国以散户投资者用其辛苦积攒的资金汇聚成河，成就了世界第二或第三大的股票市场。但是本该同时进入的养老基金、住房公积金、公共维修基金等十余万亿的钱却在部门利益和早已过时的法规阻碍下按兵不动，死呆在那里养成懒老虎、胖老虎。

　　经过长时间的策划和调研，我和梅绍华同志7月28日在证券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五类旧条例捆住十万亿---对我国巨量资金进入实现资本增值的改革建议》、后来又连续发表了《3.1万亿养老金为何入不了》、《4万亿住房公积金和维修基金正躺着缩水》、《中国市值再增二十万亿 沪指跃上四千点的路径选择》等新闻评述。

　　这四篇报道，分析了中国大盘长期低迷的原因，就提振中国提出了具有可行性、易操作、风险小、多方赢的改革建议。文章刊出后，在管理层、市场上、读者以及网络、微信、各种论坛中引起了巨大反响。

　　第一篇见报的当天，各大网站、论坛等纷纷转发，并就此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国所有的最有影响力的网站都在首页突出位置进行了转发，如官方媒体网站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经济网、央广网，门户网站新浪网、腾讯网，财经媒体网站东方财富网、金融界等均在首页进行转发。特别令人惊喜的是7月28日在层面的反应。当天我国一改多日低沉和徘徊局面，量价齐升，沪指上涨2.41%，一下创了年内新高。随着报道的深入开展，股民信心的逐渐恢复，接连几天，大盘劲升，上证综指不断创年内新高。当然这一轮上涨行情绝非一篇报道所致，我们不能贪天功为己有。但市场给予我们许多溢美之词，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对这套系列报道的肯定和认可，体现了股民对大盘多年低迷、财富严重缩水的不满意，对中国走出窘境、能够健康发展的殷切期盼。

　　在这里还要特别报告，当9月22日，9月23日两天，刚有所起色的又连续两天大跌，在中国证监会有关领导授意下，9月24日证券日报刊发了我和梅绍华同志撰写的第四篇文章《中国市值再增二十万亿 沪指跃上四千点的路径选择》，又被大量网站转载，新浪、腾讯网、网易、搜狐、凤凰网、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经济网、央广网、光明网、中新网、东方财富网、同花顺、金融界、全景网、和讯、证券之星等均在重要或显著位置刊登。报道刊发后，当天上证指数再次应声而起，涨33点，涨幅达1.47%。

　　证券日报是7月28日开始推出连续报道的，仅仅四天后，证监会就给予了回应与肯定。在8月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邓舸就证监会在引导长期资金入市方面的工作进展做出表态。针对养老金等长线资金入市问题，邓舸说，多渠道引导境内外长期资金投资我国资本市场，不断壮大专业机构投资者队伍，完善资本市场投资者结构，是证监会的一项长期战略工作任务。证监会引导长期资金入市的举措第三条是进一步推动保险资金投资，推动扩大养老金产品及企业年金基金的投资范围。针对文章提到的让十万亿的养老金、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和维修基金等进入资本市场实现增值的建议，发言人邓舸也给予了明确的工作方向，他强调，保值增值是长期资金的内在需求，资本市场可以为长期资金提供一个重要的投资渠道，提高其收益水平。

　　前不久，负责养老金的主管部门人社保部有关人士发表谈话，表示基本养老金投资将采取多样化投资方式，可让部分养老金入市。

　　负责住房公积金的住建部有关人士也发表谈话，表示将尽快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改不让其入市的旧条款。

　　我们今天在这里重复强调的是这四篇报道中提出的主要改革建议是，建议有关部门给予明确的市场预期，每年从10万亿闲置资金中，拿出5000亿元资金入市，连续十年投入，初期可以购买风险较低、股息率高的银行股，仅每年的分红就可以达到6%，远比存在银行的收益高。我们相信，有了这个明确预期，可以部分消除市场的不确定性，我国将会为之一振。同时，虚拟经济的提振一定能带动实体经济的稳步发展。通过资本市场的活跃与繁荣，通过资本市场的活跃带动消费需求、消费活力、消费信心的提升，能够有效激活实体经济的内生动力和发展动力。

　　此外，文章还提出了“实行基金化管理运营、通过招投标由第三方进行管理、做好顶层设计和尽快修订旧条例”等改革建议。

　　我们提出让部分养老金进入的建议，不是空穴来风，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参照了美、英等国家成功的运作经验和日本保守投资造成巨大亏空的失败教训而提出的。在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的直接支持指导下，《证券日报》在9月24日推出了八版专刊，全面细致地报道分析了多个国家和地区养老金入市的情况。

　　美、英、加、澳等发达国家和我国香港地区将部分养老金入市既实现了保值增值，又推动了的强劲增长，实现了资本增值和的双赢。相反，日本养老金投资完全不一样，他们早期实施的“财投计划”，不是去投资，而是投资实业，结果造成重大亏空，据统计，截至到2000年，“财投计划”产生的呆坏账78万亿日元，占“财投计划”总资产比重75%！

　　我们认为，这10万亿的资金入市，并不是说立即、或者全部进入，而是稳妥、逐步、分批地进入，不断提高入市资金的比例，并给予市场明确的投放预期。

　　养老金入市，国外有成功经验可循。从国际经验看，像美国实施401（k）计划，大量资金投入后，这些年在推动道琼斯指数从1000多点一直升到现在17000多点过程中，401（k）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外，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让养老金等进入也都取得了不菲的收益。

　　中国经过多年的调整后，现在的平均市盈率都很低，是低点，已经出现了一批到达安全边界的蓝筹股，特别是一些国有大银行股价已经低于净资产了，应该说，现在是这些资金入市的好时机。目前，证监会已经出台《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为10万亿公众资金部分进入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现在仍有人担心养老金入市亏损，但是颠倒过来看，如果不入市，目前这10万亿存放在银行取利息、或买国债，每年收益极低，还跑不过通货膨胀。若不改变现在这种保守的、被动的资金管理方法的话，只会导致这些巨量资金的慢慢被销蚀掉，我们认为不主动地去保值增值、让这些巨量资金躺着缩水才是真正最大的风险。

　　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在资本市场。我们认为，如果按照我们的建议，中国沪指可重新站上4000点。振兴资本市场是惠民生、调结构、向改革要红利的关键，同时也是未来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国经济转型的主战场和关键所在。要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杠杆作用，让资本市场发挥好资源配置作用，同时让财富效应发挥出来。人们有了钱，才能在健康、医疗、就业等方面拥有话语权，这才能推动真正的改革。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着明显的下行压力，国内外经济社会形势异常复杂，的长期低迷造成大量机构股民财富严重缩水，影响了参与资本市场的6700万股民、几亿百姓的生活和未来消费信心。因此，必须要给予明确的市场预期，高度重视、迅速提振，让熊市变牛市显得十分迫切。

　　据测算，若上证综指从当前的2000点上涨到4000点，我国的流动市值将增加20万亿元，由此带来的新增民营企业投资能力和居民消费潜力在4万亿元以上。在长达7年的超长期下跌后，中国蕴含了极大的合理上涨空间，尤其是大量优质蓝筹股，不仅股价跌破净资产，市盈率低于10倍，而且股息率早已远远超过定期存款利率。在这种背景下，让10万亿资金部分入市，应该说风险不大，而且有成熟的国际经验可循。此举还有利于提高中等收入家庭的财产性收入，有利于确保今年和更长时间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

　　我们这一套报道出来后，令人高兴的是，从7月份沪指2000点长期徘徊，到如今已经在2500点左右震荡，中国也一改多年的低迷局面，开始了震荡攀升的慢牛行情。我们作为从事新闻工作多年的老同志，作为中央党报经济日报举办的证券日报社负责人，作为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我们欣慰地说，在中国资本市场转折关头，做出了自己应该做的一点贡献。

　　作为论坛，我在这里赘述一下关于“钱长毛了”的故事。我个人猜想2014年度汉语评选过程中，除了“失联 、“APEC蓝以外，“钱长毛了也有入选的机会。近日来热议的一个贪腐故事，河北省的小官巨腐马超群家里，一次起获1.2亿元赃款，这些钱都放得长毛了。不久前，在发改委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家中一次起获了2.1亿元赃款。几乎所有的人都耻笑他们，怎么那么傻呀，上亿元钱放在家里长毛?把一亿钱放在那里长毛是傻瓜，把十万亿元放在那里不动，不是更傻吗？我们真的不要再当傻瓜了。

　　林跃然：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第十届中国证券市场年会今天隆重召开了，由经济日报报业集团、证券日报社举办的证券市场年会经过这十年的努力已经成为证券界高层对话、分享智慧、创造价值的重要交流平台，今年这个年会是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召开的，各方领导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同探讨新常态、新机遇、新牛市，这个三新主题。这对于资本市场服务好当前的实体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今年5月习最在河南考察时指出，中国发展正是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顺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前几天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峰会上，习总再次论述了经济新常态的论点，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征，一个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第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差距逐渐缩小，同时居民收入占比不断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泛的民众。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习总的新常态论概述出中国经济回归理性区间的宏观大势，也阐明了既要保持定力又需要及时微调的战略大方向。

　　中国经济新常态虽然受经济收缩的外部因素，但主要是我们自己的宏观经济政策主动调整的结果，也是中国经济在新时代顺应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新常态的内涵是增长避免大起大落，兼顾好效益公平，体现经济内在自发的市场规律要求，由茧化蝶，追求由大到优到强完成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准备阶段。新常态必然带来新机遇，这些新机遇体现在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增长动力更为多元，发展前景更为广阔，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等等各个方面。新常态下新机遇对每个行业每个企业来说都有非常生动的内涵，新常态下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以及消费升级，产业升级加快，给网络经济带来新的发展大机遇。中国制造业正迎来新机遇，养老医疗需求迎来空前的机遇。毫无疑问让中国经济包括资本市场改革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常态孕育着新的机遇，这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方面。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新常态下新的生产力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和担当。伴随着机遇总会有各种挑战，我们常常说挑战与机遇并存，面对历史新机遇我们要实事求是看到这些新的增长点对中国经济带来相对有限，难以弥补传统经济的增长点，对于企业和行业发展来说能不能抓住新机遇，关键在于创新的力度。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让我们保持新常态，积极适应中国经济的新常态，用全面改革热情与智慧创新动力拥抱一个中华民族复兴的美好明天。

　　主持人：谢谢林总编辑为我们的年会正式拉开序幕，下面正式开始今天的年度盛会。应该说这样一个新常态是贯穿今年的关健词，而另外一个关健词就是依法治国。我们知道中国证监会的前主席周正庆主席一直关注着中国证券市场年会的成长一直支持这个活动，今天他带来的演讲题目是依法治市和资本市场改革重点。

　　主持人：谢谢周主席对未来的希望又添了新的色彩，今天的背景板是红色，寄托我们对十年一个轮回牛市到来的渴望。周主席演讲结束之后我们知道中国证监会的另一位前主席周道炯先生也是中国证券市场年会的组委会主席，今天非常遗憾他在外地出差，但是就是这样的情况他还连夜撰写了演讲稿，下面有请证券日报社常务副总编辑董少鹏先生代为演讲，念一下周道炯先生的讲稿。

　　董少鹏：我宣读周道炯前主席的贺信和发言稿，在此不念全文，全文请大家看《证券日报》的官方网站和官方微博。

　　会议主题选的很好“新常态、新机遇、新牛市”，预祝大会取得成功和丰硕成果。在新常态和新机遇下，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一些深层次改革，而这些改革释放的红利无疑为新牛市的开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新牛市的开启也需要资本市场内部的不断改革发展规范，例如我认为目前已经起动的沪港通就是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一项有益尝试，今年APEC会议上互联互通成为最热的一个词，沪港通最大的意义是作为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的重要机制，无论对两地市场资金的双向流动还是对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都将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

　　沪港通开通后将推动资本市场的进一步改革开放，首先沪港通是上海和香港市场的双向开放，实现资金的双向流动，这种开放和流动一定会对双边制度对接提出要求，这将直接推动内地资本市场的规则、制度、理念、机制、监管等各个领域的改善与完善，逐步与国际成熟市场、成熟标准接轨。其次，香港市场的示范效应将带动改革，与内地股票市场相比，香港股票市场运行时间更长，市场化程度更高，制度更为成熟，投资者也相对理性，通过沪港通内地投资者将可以直接领略成熟股票市场的运作之道，领略成熟上市公司的治理之道，而这些将通过投资者的行为推动国内股票市场运作机制和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变革，势必会促进A场的进一步健康发展。最后，我认为沪港通正常运行以后可以将成功的运作模式和风险管理进行复制推广，考虑再打开更多类似的通道，比如沪美通、沪欧通等等。当前我们必须提振信心开动脑筋，适应新常态，抓住新机遇，开启新牛市。

　　主持人：今天的年会将请到的经济学家对一年的宏观经济进行梳理分析之外还要发布一个重要的指数“指数”，这个指数的发布是几方合作的结果，下面有请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总经理郑颂先生就指数的意义和发布向大家做一个汇报。

　　郑颂：尊敬的周主席、各位来宾，上午好！非常荣幸借第十届中国证券市场年会这个机会，由中融基金、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和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国证国安指数今天在这里正式启动。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脚步不断加快，资本市场运行呈现出较为鲜明的特点，传统指数通常以市值规模为核心指标，导致传统产业占据主导地位，新兴产业成长难以全面体现，如何让指数更好地反映新兴产业发展，帮助投资者分享经济转型的红利，日益受到市场各方的关注，国证国安指数由多方发挥各自优势资源共同推动的一次指数创新，中融基金公司前瞻性看到了相关产业的投资机会，提出开发国证国安主题指数，在相关产业的领域划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作为经济数据统计发布的权威平台，全面分析了相关产业的结构和发展前景，为合理搭建指数的行业结构提供了宝贵建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发挥指数开发和运营管理方面的经验，本着服务市场创新发展的理念与各方紧密合作，对上市公司进行全面而精细的筛选，使国证国安指数在产业代表性、上市公司质量及指数运行表现等方面都成为主题投资的理想标的。

　　中融基金将尽快把国证国安产品化，作为80后的基金公司，中融基金富有朝气锐意创新，发展势头强劲，公司今年发行的首只货币基金取得巨大成功，我们期待国证国安指数分级基金的发行带来新惊喜。作为一家业务多元化的市场服务机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投资者关系管理平台、财经数据库、舆情服务、指数等多个领域具有自己的独特优势，我们愿意通过这个平台与各方更广泛地深入合作，为我们的投资者提供更丰富的产品和服务，为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主持人：下面有请郑总和两位嘉宾一起来进行一个指数的发布环节，有请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瑶和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指数负责任张兴上台，三位一起开启国证国安指数发布。

　　主持人：既然我们的主题是“新常态”，新在那里，“新常态”的意义在哪里？刚才几位嘉宾谈到了对今年市场变化的看法，包括前一阶段沪港通的开放，都是以开放促改革的典型案例。一方面是改革，包括退市制度、注册制推进，一方面是开放包括沪港通、沪股通，资本市场不断面向全球市场融入国际化的轨道，我们的资本市场还将会迎来哪些变化？下面有请清华大学教授中国金融学会金融工程专委会主任宋逢明先生带来他的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转型时期金融服务业开放战略若干思考”。

　　金融的国际化应该与中央与国家的两带一路的经济发展与开放国家战略适配，而在这方面根据我们所做的战略研究比较建议金融开放应该高度关注新兴市场经济体。说句实在话，现在境外融资价格很便宜，美元利率比人民币利率低，这本身就是一个怪现象。人民币是强势货币受到升值压力，美元是偌势货币受到贬值压力，相对人民币而言。人民币的利率比美元利率高，原来的利率评价在这里就不成立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果贪图它的低利率就贸然闯到成熟市场经济体里面去做，说句实在话你不见得做得过人家，那些资深的金融界人士、资深的有经验的投资银行家包括各种各样的金融骗子可以骗的你团团转。但是新兴市场经济体比如上合组织的国家，特别陆上的丝绸之路和海上的丝绸之路途径的这些发展中国家，我们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是第三世界的领头羊，我们的金融服务国际化战略原则之一，我建议应该高度关注新兴市场的经济体。

　　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讨论的是经常在思考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力求寻找答案，但是也没有得到完整的答案。主办方说这是一个集成创新思想的年会，我是一个老年学者不是一个新生代学者，我不应该来参加这样的大会，但是年纪大了不见得一定没有新思想，我想拿这些思想跟大家进行探讨，请大家批评指正。

　　宋逢明：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来参加这次年会，这次年会讨论的是证券市场或者说最主要的是股票市场，我对证券市场的接触很早，刚才主持人说新生代的经济学家们，我恐怕应该是属于原生代的。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的筹备会议是在上海华南宾馆召开的，当时我是去参加这个会议的唯一的学界人士，当时说句实在话还是魏文远、管景胜，第一代证券人玩股票的时候，也正因为参加这么一个会议，我深深感到中国人搞股票市场准备严重不足，当时讲来讲去只讲交易机制价格优先和时间优先，说不出什么名堂来，当时对T+1、T+0没有搞明白。之后我去了美国学习和做研究工作，回来以后对于金融的研究应该说我后来的兴趣相对来讲比较广泛一点，我总感觉到金融向综合化方向发展。因为在学校工作的人总是比较喜欢追踪一些新的理念，随着现在经济形态的发展和变化，实际上传统的经济学已经遭遇到非常严峻的挑战。我想以一个更广泛的视角跟大家讨论一下现在的新常态。首先如何理解经济转型的问题，什么叫转型，转到哪里去？最传统的经济学GDP=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净出口，原来认为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靠投资出口作为驱动器来发展的，今后进行结构调整，比如启动消费，这时候股票市场取得非常重要的财富效应，如果股票市场长期熊市，大家的资金都被深度套牢怎么敢消费？但是是不是这样的调整就是转型？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我想提出一些问题跟大家进行讨论。

　　70年代末期我是我们国家第一届管理学研究生，当时在，当时请了一位美国教授跟我们讨论，当时说我们要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强国，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当时美国教授问我们第一批研究生一个问题，什么叫现代化？说句实在话，这个问题把我们问倒了。他给我们解释，所谓的现代化是后工业化，工业化之后是现代化，但是可以说当时他也没有说清楚什么是后工业化。90年代末期我回国以后跟当时周道炯主席他担任团长带领了一个代表团去马尼拉参加PECC大会，PECC是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是一个民间会议，APEC是政府间会议，在民间会议上民间人士其中包括一些下台的政府首脑，那时候大家开口闭口讲新经济数码经济，现在又讲互联网经济。差不多90年代后期我在哈佛商学院参加一个总经理培训项目的时候，哈佛教授也是开口闭口就是新经济。我当时问他们一个问题，新经济的理论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是新经济的模型？没有。我们现在经常讲软实力，意思是在文化方面的东西讲得比较多，西方国家甚至把他们的体制、普世价值当做他们的软实力。我提的问题，有没有经济的软实力？什么是经济的软实力？进一步开放，我们资本市场的开放，银行业的开放，金融业的整体化战略怎样和转型相结合，刚才我已经说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对现代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大家都是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大家都在学，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但是我觉得他们实际上已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个严峻的挑战也就是说什么叫转型，是不是就是一些结构方面GDP增长的结构调整就是转型，是不是数码经济、网络经济就是我们要转型到那个方向去？

　　实际从我个人的看法来讲也是跟大家讨论，不一定正确。我觉得经济的转型意味着整体经济形态的转型，那么这个整体经济形态的转型实际上应该由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进行转型，现在的经济学并没有真正说清楚什么是制造经济，什么是服务经济，我们作为研究人员要从那些学科去吸取它的营养。

　　最近我很大的研究兴趣是在金融服务营销方面，实际上现在的营销它在这方面非常新的观点，服务营销分为三大学派，北美学派、法国学派、北欧学派。实际北欧学派很多的理念我觉得是很超前的，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金融业是服务业，金融业为什么是服务业？如何区分制造业和服务业？事实上制造业当中有服务，商品的配售、售后维修修理都是服务工作，服务业是中游产品，比如餐馆是服务业，餐馆给你提供各种各样的美味佳肴，这不是餐馆的产品吗？银行是服务业，银行不是给你提供各种各样通过金融创新搞出各种各样的新兴产品来。我们如何区分制造业和服务业，什么叫服务经济？这些理念这些概念实际上都要把它弄清楚，弄清楚了才能真正理解我们所谓的转型是要转到哪里去。现在营销理论研究提出来一种新的理念，这种新的理念关键是它的资源，它提出产品是资源的载体，而服务是资源的投入过程。实际上在任何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创造链条当中，占主体的是哪一类资源？把资源分为两类，一类对象性的资源，还有一部分是操作性资源。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硬资源和软资源，硬资源是有形的资源，比如各种机械产品，而软资源是无形的资源包括各种各样的技术、技能、人的智慧创造等等。这样的话实际上用来区分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区别就是在产品和服务的价值链创造当中哪一种资源是占主体的，软资源占主体的就是服务业，硬资源占主体的就是制造业。如果从这个思路看问题看得比较清楚，比如餐馆为什么是服务业，而食品加工长为什么是制造业，食品加工厂和餐馆的原材料是一样的，餐馆除了制造出食品来之外，其实有很多软性的东西加到里面，比如厨师高超的烹饪技术、餐馆温馨舒适的环境甚至企业的文化等等这些都是软资源。以这种方式来区分硬资源和软资源来区分制造经济和服务经济，我们就可以看到后工业化时代实际上就意味着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型，这才是真正的经济形态的转型。实际上原来的被认为是很现代的经济学理论引起了挑战，经济学的基石是讨论价值，从亚当斯密、大卫加图到马克思，马克思《资本论》开卷讲使用价值、交换价值，马克思伟大的发现了剩余价值。现在从服务经济的角度来讲，这种最最基本的理论概念发起了挑战，强调了在服务经济里面强调的是客户的体验价值，一个人拥有了一辆法拉利跑车，仅仅是使用价值吗？使用价值就是运输跟普通汽车一样。拥有这辆法拉利跑车非常昂贵，满足的是另外的一种感觉另外的一种体验，很多追求时尚的妇女买很多时髦的服装，衣柜里面摆满这些服装，有的根本没有时间没有机会穿着它，为什么要买那么多的新衣服？因为是一种体验价值。这种体验价值实际上是谁创造的？这种体验价值实际上是客户自己创造的，消费者自己创造的。

　　主持人：谢谢宋教授，您的思想绝对新锐。刚才听了宋教授的精彩演讲也发现，其实很浅显的概念在他的使用过程当中具有了非常深刻的意义，其实很多深刻的道理就是通过这样一个非常清晰的表达，才会觉得这个学者他思考其实是很深刻的。刚才这位绝对不是新生代的经济学家而是承前启后，既代表了经济学者的主流又有新锐的思想，下一位是比较新锐的经济学家，他原来也供职于一些官方研究院，现在他是自己做独立的研究院，这位就是滕泰先生，他来自万博新经济研究院，他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解除金融抑制，释放经济活力”，欢迎滕院长。

　　滕泰： 尊敬的各位嘉宾上午好！非常高兴参加这次一年一度的证券日报年会，刚才主持人讲了我演讲的题目“解除金融抑制，释放经济活力”，先从去年和今年的经济形势预测谈起。去年这个时候我参加很多年底媒体的年会，我演讲只有一个题目，三大投资增速下滑，放大2014年经济下行压力。一年过去了，又到了这个时候，非常非常不幸的是我们说的三大投资增速下滑在2014年都变成了现实，总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20%下降到前十个月的16%，其中制造业的投资增速跟总投资增速的下滑基本同步，从20%左右跌到16%，基本建设投资上半年下的很快，下半年随着中央主导的一些水利、基本建设投资、棚户区改造等等，工程逐渐落实到位，基本建设投资全年维持2013年21%左右的水平，房地产投资从20%左右的水平下滑到同比增速12%的情况。商品房的投资增速下跌比我们看到的数据还要快，如果把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都剔掉的话，实际的商品房投资增速下半年将跌到个位数，明年这个态势会怎样？这是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每一个人都要思考的经济形势。

　　从总体的三大需求来看，出口依然对经济总体是负贡献，但是并不是造成经济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已经连续三年都是负增长，明年也差不到哪儿去，尤其美国经济2015年还比2014年形势好一点。消费也不是造成经济增速继续大幅回落的主要原因，居民消费心态和收入结构不变的形态下，消费往下走是稳步回落，不会出现非线性或者断崖式大幅度下挫。真正的风险依然来自于投资领域，在这儿我第一个判断或者担忧，2015年三大投资增速还会保持继续回落的态势，这是所有搞宏观或者投资研究的人关注的重点。

　　首先制造业的投资增速取决于简单来说是两个因素，一个是盈利预期，一个是成本。大部分制造业的盈利预期明显比今年更差，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人工成本、原材料成本还是融资成本到底会不会往下走？这个是主要原因。人工成本工资还会保持10%甚至略高一点的增速，原材料成本略有下跌，融资成本是焦点。企业的实际利率到底能不能下来？如果下不来，明年制造业投资增速下滑的速度更快，可能从16%下跌到15%以下。房价回调的预期已经形成，不管是回调得慢还是回调得快，没有人再看涨房价。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房地产的政策已经悄然发生变化，即便如此也不能扭转居民对于房价回调的预期。在房价回调预期已经形成的情况下，房地产商其实很惊的，房地产商天天讲房价涨三年五年，实际在投资方面已经变得谨慎了，明年房地产投资预测仍然会大幅下滑，有极大的可能性连续多年来第一次看到中国的房地产增速同比2015年是个位数增长，不排除单个月份同比出现负增长的可能。这是对明年房地产投资增速的判断。

　　在出口不会提振，消费增速稳步回落的情况下，投资的下滑仍然是2015年制约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很多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对2015年的经济增速目前市场上是一片悲观预期，大家都不看好。在悲观预期当中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丝丝亮点或者积极因素？还是解释这个题目解释新常态吗？下滑是合理的。顺便谈一下我对新常态的看法，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决策者提出新常态是没有错的，必须有自己的判断，政界服从这个贯彻政策也是可以的，但是中国的学者学界有太多的权威主义思想，领导说什么就去解释什么，领导一说话经济下滑是合理的，就业也没问题等等很多理论就出来了，是不是面临经济下滑的时候我们都去解释不去发现积极因素不去推动政策来稳定经济下滑遏制经济下滑趋势？这里面有几个东西在明年悲观预期当中的丝丝亮点。第一，美国的经济依然保持强劲复苏态势，尽管跟着中国走的新兴金砖几国不行，欧洲很难有起色，美国经济仍然保持复苏的态势，而且预测和量化宽松政策会继续退出的时间没有市场想象当中那么快，加息也会延迟，因此对于美国经济的复苏可能造成出口形势不会太乐观。

　　其次，从今年5月份以来，5、6、7月份包括前天国务院把降低融资成本作为宏观政策的重中之重，连续召开五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来部署降低融资成本的各项政策。在党中央国务院降低融资成本如此重视的情况下，如果明年实际融资成本能够有显著下滑的话，那么这个对于遏制投资下滑、刺激消费也是有好处的。

　　更积极的因素可能是来自于，中国人对于的理解跟美国人不一样，中国人尤其是决策者，一般不担心跌，担心涨，一涨担心有了泡沫怎么办，这是多年学习计划经济学带给我们的理论留。谈到的时候脑子里面很多老一代的专家学者想到的是泡沫，现实经济的纸质复本，虚拟经济等等这样一些词，这些词都是马克思用来批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灭亡发明出来的。现在搞市场经济不用这种传统的思想去分析，谈到明年，有人说经济这么差怎么会好？如果经济差好了，那是背离，脱实向虚，总之都不对。带着这种问题的人在我看来是非常幼稚的问题，应该去问问美国，在09年3月份到6月份短短三个月时间里面，美国道琼斯指数从6500点涨到9000点，当时是美国经济最差的时候，如果美国人像中国人的思维，经济差涨这不是脱实向虚，背离。过去三个月的上涨新增加出来的12万亿股权价值显著改善了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从而支撑他们扩张债务，当时格林斯潘写文章说过去三个月的上涨是造成经济意外复苏的主要原因。现在不是三个月了，现在五年过去了，美国从6500点涨到16000点，这个过程当中美国的消费复苏了，投资复苏了，经济又好了。也许一开始12万亿美元或者更多几十万亿美元按计划经济学认为可能是虚的，那虚的又怎么样，如果是一个企业你的股权价值从十亿人民币变成二十亿跑到银行抵押不多贷五六亿，投资活跃了。如果老百姓帐户一百万美元变成两百万美元就消费了，消费活跃了，厂商的东西卖出去了，扩张投资就业，生产出来的东西又卖出去，正向循环。美国经济过去五年来就是这么好的，美国没有发生经济结构改革，没有调结构，就是美国涨了，老百姓消费起来了，经济复苏了。经济和的关系就像海边老人和狗的关系，有时候老人在前有时候狗在前，必须老人迈左脚狗迈左脚，那是僵化。既不是机械对应的关系也不是一个本和末的关系，而是都可以先后。2015年中国人首次看到领先于经济复苏，这个复苏的动力不是来自于基本面，而是来自于资金的流向变化。都知道发钞票多了，钱跑哪儿去了？前几年跑到房地产上去，过去两三年跑到影子银行里面去，明年还会买房子吗？明年还敢放高利贷吗？如果大量资金从房地产和影子银行回流到，这种上涨不是制造泡沫，根本动力不在于宏观经济增长，短期不但不会伤害中国经济还会刺激有利于经济的复苏。会带动消费也会带动投资，等复苏了，下一轮上涨的主要理由就来自于经济增长。房地产的风险收益已然变化，可预期收益减少，影子银行的风险收益也在变化，放小额贷的收益在降低，风险在增加，可预期下跌的风险减少了收益增加，风险收益三大资产市场的逆转会造成资金的流动变化，这个会推动2015年资本市场来一个确定性的牛市，这种牛市不但不会伤害中国经济，反而极大的促进消费和投资的复苏。 09年美国人说上涨是经济复苏的意外原因，2015年中国经济还有一点点亮点和好的预期的话，的上涨可能是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意外促进经济增长稳增速，稳在7.4、7.5的主要原因。

　　除了谈了悲观预期和乐观预期的核心因素，在于美国经济降低融资成本，在于的意外复苏，上涨会意外促进经济复苏之外，最后回到刚才的题目，怎么样解除金融抑制，怎么样释放经济活力。大家都知道中国钱最多，不但M2余额多，居民存款多，外汇储备也是全世界最多的国家。为什么在全世界钱最多的国家制造了最贵的资金价格，是什么样的体制制造了这么贵的资金价格？为什么钱最多的国家闹钱荒，为什么钱最多的国家钱最贵？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解除金融抑制的核心因素。金融的本质或者银行资本市场的本质是在储蓄部门，老百姓钱多的部门里面，和缺钱的部门企业这二者之间用最低的成本架起一座桥梁，这就是金融的意义。但是我们中国的金融部门和金融制度在资金盈余部门和资金使用部门企业之间挖掘了一道深不见底的鸿沟，一边钱多的一百万亿媒体天天骂多发钞票，一边钱少的闹钱荒。央行钱多，商业银行钱少，商业银行钱多，企业钱少，大企业钱多，小企业钱少，国有企业钱多，民营企业钱少，央企钱多，地方国资企业钱少，一半是海水另一半是火焰，这个状况怎么改变？美国钱最少负债大国，但是钱最便宜零利率，我们钱多我们是高利贷，为什么2014年三大投资增速下滑，没有一个投资增速下滑跟居高的融资成本，没有关系。融资成本居高不下还是全球钱最多的国家钱最贵，中国的经济没有好，2015年好不了，2016年也好不了，那就不是新常态了，不能把经济恶化当做新常态。把降低融资成本作为重中之重，为什么中央开了六次会没有用？今天海通证券的姜超写了一篇，有一种降息政策叫做你一宣布利息就涨了，对我们货币政策一个非常大的挖苦讽刺。但是他讲的是事实，前天开的会昨天就涨了，这是怎么回事？在货币政策上我们到底走入一种什么样的误区？

　　在2012年11月9号召开的第二天我发表一篇文章“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上来第一段批评需求管理，过去若干年一脚刹车一脚油门，提出严厉的批评抨击，在批评的需求管理放水的政策以后，提出新供应主义经济学的主张，围绕土地与资源、制度与管理、人口和劳动、技术和创新等五大财富源泉，要从供给推动改革，不要老是管需求。具体政策建议方面在人口和劳动上面提出要放松计划生育，放松人口政策，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促进人口流动，促进土地流转尽快土地确权，昨天发布了土地流转的相关政策。呼吁减少垄断放松管制，从结构性减税过渡到大规模减税。很多媒体观察到这些政策跟14年、13年的政策吻合性以后，有人去报道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跟现今政策比较吻合，13年7月份出版了《民富论》跟四个月以后召开的三中全会里面的很多条款大致吻合，陆续提出从供给侧增加有效供给控制房价控制物价的思想，还提出围绕着要素的贡献进行收入分配改革思想。所有这些都是需求管理的对立面，14年过去十个月来再没有发表过强调供给促改革的文章，过去一年我们天天推动供给侧，短期经济下行压力应该注重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不是对立的，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既注重供给管理也注重需求，该降息降准还得降，为什么不能降息降准？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发生经济增速大幅回落物价又没问题甚至通缩1%的情况下都会毫不犹豫降准降息，只有中国不干。希望在两率不动的情况下盖了一个遮羞布，通过各种各样的创新工具降低利率成本，这个现实到底什么样的环境使得决策者走入这样一个局面？

　　报纸上铺天盖地说四万亿说前一届政府怎么怎么样，这个不能再骂了，不能贻误国家的决策，以前批评是正确的，现在不是了，时候变了，再批评需求政策不敢出手了，什么事情过犹不及。都知道央行发钞票发多了，简单的牌都不敢出了，谁不知道发了一百万亿的钞票，那又怎么样？一百万亿的钞票为什么钱荒钱贵？长江上游发大水，黄浦江江面一定涨吗？不是。两码事。基本的货币供求和货币需求的理论都没搞清楚就在简单把发了货币总量跟M2跟GDP一除就说发钞票多了。货币是怎么分配的？一百万亿的钞票里面长江水流的葛洲坝囤了多少水？下面的洞庭湖掐了多少水？鄱阳湖摊了多少水？到下面可能水没多还干涸。有时候上游水增加了，下游水不一定增加，有时候上游水减少了中游来一场大雨，下游也水位增加。货币供给有一个传导机制，一百万亿的钞票前几年房地产里面跑了十几万亿二十万亿，法定存款准备金、央票冻结了28万亿，影子银行吸纳了十几万亿，从以前的不流通变成全流通从三五万亿到二十万亿都需要钱。真正跑到实体经济里面的钱50万亿左右，货币需求结构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货币的供给机制也在变。七几年哈耶克就讲过，货币就像人类的语言、法律和道德一样可以自发出现，不要以为信贷发的钞票是货币，QQ币、淘宝币都是货币，都可以交易。货币供给机制发生根本变化，货币需求也发生根本变化，该降准不敢降，央行的所有创新都是再，不需要再创新，传统的工具都有，用就行了，迫于压力，破与对前几年上任政府决策方面承受太多的批评，我们该做的事情不敢做。奇怪的把降息降准跟改革对立起来，降息降准跟改革有什么关系？短期政策。我们既要重视供给管理，也要重视需求管理，长短结合才能使中国经济有一个稳定的增长。

　　2015年中国经济能不能稳住？核心的核心就是敢不敢旗帜鲜明就是降息降准，中国经济要搞好明年至少降四次准，降两个点，降两次息，否则经济还得往下走。这是关于明年2015年经济有没有前景，关键取决于货币政策。

　　刚才宋教授讲了很多软的东西，我今天没想讲这个事，上个月我出版了一本书《软财富》，短期政策在于需求管理要遏制不能需求再次下滑，长期十年二十年的改革靠的是供给推动释放财富源泉，30年—100年总说中国梦，你们见过全世界哪个国家有通过十年二十年的增长就实现了民族复兴的梦想？没有，英国四百年，美国几百年，日本多少年，没有一百年以上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有民族复兴，二三十年没有用。什么战略使我们能够实现一百年以上的经济发展？1905年康有为写过《物质救国论》，主要意思人家在搞硬财富搞工业的时候你在那儿搞种地是搞不过别人的，美国79%的财富结构或者行业产出都是软财富，我们把自己做成全球加工业中心是不是又要落后几百年？制造业很重要，但是要出口多少亿衬衫才能换回《钢铁侠4》，俩礼拜20亿美元，就是一部电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交换关系？所以经济转型新常态，什么叫战略转型？宋逢教授讲的没错，转向软产业软财富，包括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文化经济、金融经济、服务经济，这些不以消耗地球资源为前提，来自人的创意和服务，满足的是人们的精神需求，从供给需求来讲是无限的。像提倡新供给也不反对需求一样，提倡软财富也不能反对硬财富，硬财富的制造当中加上更多的软价值，比如这件衬衫价值两千，物质成本只100，剩下的1900都是软财富。如何在即将到来的软财富时代正确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那是民族长期的前提。

　　主持人：今天我们着力推行，论坛请到一系列新生代经济学者，他们的观点是新供给主义，这个小团体不断写文章，不断影响决策政策。下面是这个小团体当中的一员黄剑辉来自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是研究院副院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题目是“构建中国经济中长期可持续发展新型驱动力”。

　　黄剑辉：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有机会参加《证券日报》举办的第十届年会，今天给大家报告的主题是构建中国经济中长期可持续发展新型驱动力，我们国家经过改革开放35年发展到今天，未来的路径如何实现更好地可持续发展，也是摆在面前需要思考的问题。

　　2013年12月份成立了中国新供给经济学人论坛，提出的指导思想求真务实融汇古今，开放包容贯通中西，把古今中西的经济学思想进行很好的融通，重新构建中国自己的经济学，以这个为使命。中国改革开放35年来，2013年中国的GDP已经达到56.88万亿人民币，人均GDP6800美元，按世行标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标准。展望未来新的35年我们国家确实像社会各界关注的，增长动力有所减弱的态势，如若应对不利确实有面对陷入中等收入陷井的风险急需构建新的增长战略。我们认为，通过系统研究提出来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作为根本发展目标，而GDP只是其中一个统计数据，提出新三驾马车的概念，从实体供给端来推动中国的改革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制造业、工业、服务业现代化，通过改革形成新的制度供给，来作用于实体经济端，解除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各种制约，来提升要素供给就是原来土地、人力资本要素供给的效率，盘活存量。同时新的制度供给创新动力，实现要素驱动多轮驱动的发展，提出改革开放创新创造生产应收供给端入手的新三驾马车，基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为核心的供给管理取代短期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需求管理是人生病之后偶尔吃点药不能作为主打，需求管理是辅助性的，主次搞清楚，不断提升要素配置的效率拓展市场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谈未来的增长动力先要回顾我们过去改革开放35年是怎么走过来的，原来的动力是什么要分析一下。第二，这些动力为什么会面临缺失问题。第三，国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什么样的经验教训。第四，实现未来增长空间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可以增长。第五，通过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政府如何去着力才能实现空间的释放和增长。改革开放35年的动力源泉和机制是什么，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核心的一条改革了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突破了原来计划经济的模式，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市场体制。第二通过制度改革促进社会供给的增长，形成了门类比较明确、分工明确、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使得各要素市场得以建立。第三，从需求端看，通过改革开放使居民的收入实现大幅度增长，人均消费支出随之增长，社会保障制度建立，需求端释放了潜在的需求。这是内生方面。外生方面观察过去35年中国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开放进程，第一阶段是1978年到1991年，通过改革外贸的体制放宽外贸经营权。第二阶段1992年到2001年，降低进口壁垒，促进贸易自由化。第三阶段，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国全面融入全球贸易进程，使得中国的发展实现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引入国外的技术、管理、人才，使得要素也是变成两种市场两种资源，很好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产业结构调整契机，实现了对外贸易快速发展，这个是外生方面。

　　从现在这个时点看一下中国原有的动力是如何有所缺失的，第一方面，从现阶段来看要素供给面临短缺问题，比如劳动力已经面临拐点，资金供给面临下降，虽然现在外汇储备很高，居民储蓄也很高，但是随着人口红利的下降，储蓄的倾向增长率我们认为有下降的趋势。另外资源环境因素比较强化，这两天雾霾非常严重，大家深有体会。这种情况下一味去靠扩大货币政策，我不同意经济下行这个说法，根本不存在下行问题，现在只是回到一个正常状态，不能拿2010年、2011年刺激出来的两位数的增长作为一种常态，现在7%—8%有质量的增长是非常好的增长，无需过度刺激。

　　第二，受制度的制约，主要要素价格没有实现市场化，这个非常影响要素的有效配置。比如劳动力方面、资金方面、土地方面，重要的能源资源价格没有实现很好的市场化，这个对影响我们的要素配置、要素供给效率有很大的影响。

　　第四，目前的制度也约束内生需求，比如收入分配失衡问题制约居民收入增长，还有养老、教育失衡也造成影响。

　　外生因素有三方面需要关注，2008年以后国际市场的需求有所减弱，2008年欧洲透支消费支撑中国30%以上的出口，这种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全球提出再平衡，再平衡的情况下我们难以想象中国的出口怎么可能会会回到2007年之前的情况，需求减弱是总体的趋势，美国财政也在紧缩。第二，中国可利用的外资增速下降，07年之前中国加入世贸以后美国资本国际流动的资本增速比较高，属于金融危机以后银行的态势还有资本输出的态势都明显减弱，中国可以利用的外资也明显下降，最近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今年中国的资本输出已经超过外资，这是标志性的事件。第三，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过去模仿式的制造业山寨版的制造业已经一去不复返，现在中国的产业已经逐渐到了比较中高端，由中低端到了中高端，中国到了进入以自主创新为主的阶段，你很难说简单去买一个什么样的技术，特别高端的技术欧美也不会卖给我们，这个是很重要的转向创新驱动的根本原因，这是外生方面。

　　中国内生、外生两个因素，我们国家正在以巨大的惯性沿着粗放型的发展，过去所谓上行也好下行也好，两位数的增长是以牺牲资源环境、低质量一味鼓励过度的浪费性的消费，我认为是没有太大的意义。不应该沿着这种粗放式的轨道靠货币政策的放松简单去把经济又打回到9%、10%，这种政策我认为不能再持续了。但是又面临着动力缺失的问题，所以需要很好地应对通过两方面。如果要应对的话，观察一下国际上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他们是怎么做的，有什么样的经验有什么样的教训，这个对我们未来的发展必然有很多启示。从拉美国家比较典型，巴西、阿根廷、墨西哥，他们的教训有几个方面，不能依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特点及时转变体制调整经济发展模式。第一，不同阶段体制方式必须有所调整。第二，科技发展创新缺乏动力。创新能力不够，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上不去，只能停留在这个阶段而且失去竞争力。第三，没有很好平衡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之间的关系。第四，制度变革严重滞后。第五，收入分配不公平。我在《财经》写过一篇文章，把中等收入陷阱分解成五个小陷阱分析，第一制度陷阱，制度不能持续优化改革。第二，社会陷阱，收入分配失衡问题。第三，国际收支失衡陷阱，很多拉美国家都是由于国际收支失衡造成。第四，技术陷阱，技术升级上不去，产业无法升级。第五，生态陷阱，和中国的京津冀华北地区不断持续高雾霾的情况，水污染、土地污染的情况，如果不改变，这种情况下还想怎么发展？生态有非常强大的制约。世界上近一百年来只有13个国家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他们有什么样的经验？对我们有相当的启示。

　　第一，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第二，科技创新提升产业竞争力。第三，要素供给的质和量始终跟上发展的需求，人力资本、自然资源这些要素供给的数量指标必须跟上发展的需求。第四，高度重视分配收入问题，促进构建社会保障体系。

　　分析完他们的经验教训再看一下中国未来有什么样可以增长的空间，我们从供给端入手从实体经济分析而不是从消费、出口、投资分析。从供给端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九大空间，可以很清楚看到，空间非常巨大。2013年人均GDP6800美元，到今年8000美元左右，人均GDP只有8000美元的国家，住房、医疗、教育、生态多个方面其实都是有效供给不足。为什么出现行路难、坐地铁难、上学难、上学贵、住房难，这些难背后是什么？有效供给不足，并不是需求不足，没有需求不足的问题。人均6800美元的国家怎么可能有需求不足？只有有效供给不足，进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

　　具体来看，城镇化发展，现在中国城镇化率只达到53.6%，还有很大的上涨空间。第二，产业结构升级，中国的制造业还是中低端为主，中高端占比比较低，粗放式的制造业有总量缺乏质量，这个有很大的升级空间。第三，基础设施升级空间还很巨大，很多人动辄批评铁公基，这个是不对的，发达国家的综合交通体系，地铁、高速路、机场所有这些方面到日美德看一下，中国哪怕北京、上海的水平比起发达国家基础设施的水平差得远，更不要说中国的中西部。建更多的路，修更多的地铁，增加有效供给这个方向是没有问题的。从服务业来看，2001年加入WTO实现制造业的对外开放，但是当时比较保守，在服务业设立了很多壁垒，不让外资进。为什么国外的医院、大学不能在国内创办更好的医院更好的大学实现竞争，服务业越不开放越质量低下，服务业的升级有很大的空间。还有农业现代化，以家庭农场、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发展模式离以色列、美国的现代农业非常大的空间，没有太多人关注去研究农业如何现代化。还有环保产业有非常大的空间。很多人拿小经济体，韩国、这些小经济体几十年的增长模式分析中国，不适合，东中西发展差异巨大。像湖北省不要说去学日本、德国，如果能赶上江苏、浙江的水平，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空间？区域协调发展有巨大的潜力。消费升级问题，海外投资空间巨大，我们自己外汇储备很巨大，但是使用尚不稳定。

　　刚才谈到空间问题，如何使潜在的空间得以变成美好的现实？以高质量的新制度供给，新供给主要是谈新的制度供给，通过改革来形成新的制度安排，来作用于经济发展的生产力供给端，实现实体经济更好的发展。

　　今天的主题就是要新牛市，靠美国QE打货币政策，这个我觉得看上去很美好的软财富，但是它的这种模式不好学，因为情况不一样。人民币有美元霸权吗？没有人民币霸权怎么学美国？我主张学习韩国、德国实体经济立国，制造业立国，这个是根本。而且在2008年这场危机中，韩国、德国纹丝未动，美国那一套学不来，也不是你应该学的。通过改革委核心，构建一个中长期的增长新动力。基本的建议，从供给端新三驾马车改革就是要改革制度，过去谈改革开放说的很多，到底改什么开什么，宾语并不是很清楚。改革就是改革制度，开放的是市场，包括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要不仅对外开放还要对内开放。现在我们国家这次APEC会议有很大的启示，上周在上海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国际方面通过G20、APEC有很好的合作一体化，泛珠三角地区、长三角、京津冀一体化，内部壁垒很严重。第二，创新创造，创新制度创造商业制度，有创新才有创造，通过华为新的手机怎么去取代IPHONE、三星形成新的竞争力，最后落脚到生态改善和生存改善教育医疗改善，着眼于扩大有效供给来拓展市场空间。具体的措施，第一建立将改革开放创新创造生产民生纳入到“十三五”规划，我们国家“十二五”第二章写的是以扩大内需推动“十二五”还是货币派的需求管理，把改革放在倒数第二章。我跟有关领导建议把改革创新放在“十三五”第二章，以改革创新引领“十三五”。开放市场，扩大市场配置资源的空间。完善科技创新市场导向机制，从而实现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实现中国制造转型为中国创造，过去是山寨版中国制造为主，未来要有更多的中国创造。加强生态产业的发展，加快民生领域的发展，放松管制，在合理监管的前提下适度开放市场，加快棚户区改造，满足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需求。发更多的货币不能把一流的大学搞出来，一流的医院也做不出来，一流的住宅做不出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国富防领域的发展也是很重要的。

　　政策建议，未来要将生态民生的改善还有环境质量、生活质量的提升作为经济出发的出发点落脚点。萨科齐组织几十号欧美学者写的一本书《对我们生活的误测》，提出来对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第一章分析了传统GDP的问题，第二章更关注经济发展的落脚点和生活质量的提升问题，第三章实现可持续和环境的发展。

　　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着眼于马拉松式的长跑，而不是靠短期刺激性的货币政策，更多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提升竞争力把这个作为根本。不久前IMF公布一个指标，说到中国已经世界第一，这个固然是反映了我们国家一定的进步，但是未来我们国家强国之路还需要大家来共同努力。从经济学发展的角度，一流的强国需要一流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中国马上也要发展，PE也好，汇率法也好，都会成为全球的第一大经济体，如果没有意外的话。第一大经济体必须有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理论，而不能简单用西方的东西完全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按照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深化改革、法制中国的方针，需要融汇古今，开放包容贯通中西，弘扬传统中华的精神，打造中国自己的现代经济学，中国版的经济金融学书写21世纪中国人的金融经济学梦想。

　　管清友：今天跟大家谈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新常态，第二明年，第三货币政策的最优选择。新常态大家有很多理解，我想APEC会议上习主席的论述算是官方板上钉钉，理论界的争议从未停息。我们理解从增长速度、结构调整和宏观政策三方面来理解，未来三到五年从增长速度来看，下滑是一个趋势，相对于2003—2008年周期。相应来讲结构调整的任务也是非常重，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地区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几方面来看结构问题。

　　这里重点强调一下收入分配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是非常核心的问题，而目前的情况是由于国企改革推动改革稍显缓慢，收入分配结构改善不太理想。所谓收入分配结构最大是在国家、企业和居民三大部门的收入分配结构，改善这个结构问题核心问题是国有企业改革。我们还可以从宏观层面来理解新常态，后面讲到关于货币政策的最优选择就跟新常态的背景有关系。我们也看到，在以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经济运行当中也出现了一些积极信号，比如刚才几位提到，实际上我们现在7%以上的增长速度相对于2003—2008年水分已经被挤掉很多，从消费来看，由于八项规定，大量的集团消费被压缩，从投资领域来看由于反的高压态势挤出大量无效投资。由于打击虚假贸易十分得力，出口领域的水分也被挤出。今天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家不用太悲观，就业虽然有压力，但是出现结构性的变化，从2008年集中在农民工的就业问题转向大中专院校学生的就业问题，招聘过程中，大中专院校的学生开出比农民工工资还低的工资要求，就业结构发生变化。

　　对于当前的改革我有几句评论，总体思路非常认同，局部领域差强人意。改革的路还是挺艰难的，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容易。即便可以借鉴20世纪80年代美国欧洲的经验，借鉴里根时期、撒切尔夫人时期一些成功的经验，但中国毕竟有中国的特色，而且一些特色好多事情不太那么容易推行。

　　对明年的基本看法，今年市场应该说从债牛股熊的局面逐渐转向股债双赢局面，从资产配置角度来说这种情况不太可能持续，这难道是新常态之下资产配置领域新的特征码？我们还需要观察，至少从现在对明年的判断来看，我们觉得并不能继续支撑所谓股债双赢的局面。明年经济增长初步预期大约在7.3%左右，略低于今年或者跟今年基本持平。从所谓传统的三驾马车角度来看，供给层面是长期因素，刚才黄院长和滕总讲过，需求是短缺的，长期的改革和短期的需求管理出现期限错配，这是理论界讲的重要的原因，大家说的周期不太一样。总需求管理是西医疗法，总供求管理是中医疗法，说不到一块儿去，药方也不一样。

　　出口和消费变化不大，出口略微好一点，由于以国际油价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其实改善了中国的贸易条件，有利于中国出口的略微改善，三大投资基建、房地产、制造业，房地产和制造业很难寄于希望，基建领域可能发生新的变化。中央提一带一路而且作为非常重要的战略，一带一路一定会涉及到港口、物流、航空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而我们知道这是由高层亲自推动的事情，落地是很快的，政策是很实的。这样的话在基建投资领域出现一些变化，这是明年非常重要的变数，这是第一个。基建缺口很大，怎么样在潜在增速下台阶的过程中能够融得来钱落得了地，同时又造福子孙后代以及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人民，这是一个问题。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管住陷阱与秦始皇问题》，其实我们今天做的很多事情从经济学来讲跟秦始皇当年干的事情没什么太大的区别，秦始皇是一个很能干的同志，他采取了总需求管理的宏观政策路线，修建高速公路，当时叫直道，从咸阳到全国各地的高速公路，这个功劳是很大的。修建了国防工程，当时叫长城，也修建了一些政府性的楼堂馆所，就是阿房宫。当时没有债务工具，融资就是搜刮民脂民膏，不可持续。今天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还能够持续吗？这确实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基建是明年非常重大的不确定性因素。我们对市场的初步预测，股票市场还是延续一个改革逻辑，慢牛的行情。债券市场可能不会像今年这么好，甚至有一些不确定性影响甚至负面影响，刚才讲的基建是一个影响因素，如果基建投资比我们想象的增量大，一定会引发对资金的占用、利率的上升。还有一个明年的不确定性因素就是注册制，如果注册制加快推进一定会分流资金，也会引发流动性在市场上的紧张情况。这两天已经看到了，昨天银行间市场延缓了20分钟收市。对货币市场是熊市状态，流动性还是持续宽松的局面，这是对明年的基本判断。

　　明年下调经济增长目标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今天在座的应该是有共识的，决策层应该也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至于说调到多少那就不好说了，7%左右还是7%—7.5%，还是7.2%、7.3%，。我个人认为，当然这个观点不一定正确，今天新常态之下实际已经改变了过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判断，而已经转向以制度建设为中心，或者不能这么公开讲改变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从单中心转成多中心。经济建设相对来讲跟过去30年比它的重要性下降。很多学者实际在多年以前提过要全面转向以制度建设为中心，我其实是非常认同的。

　　关于货币政策简单说一下，今年货币政策的主线一开始今年年初是没有理清楚的，不清楚、不透明，态度强硬甚至有点固执，现在是理清楚了，实际今年主线是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央行虽然不愿意，但是国务院有要求，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我们知道中国的社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是一个结构问题是一个长期问题，不是一个短期问题，是需要党中央国务院通盘考虑统筹解决的，光交给人民银行是解决不了的，这个大家应该是有共识的。但是这个事很多任务实际落到人民银行头上，怎么来做？通过所谓创新金融工具，维持适度流动性，减少交易费用来降低所谓的融资成本。有没有成效？有一定成效，最后我们能够观测到的实际成交融资，真正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融资难的问题是没有解决的，中央银行也是很难解决这个问题的，放再多水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由于外汇占款倒逼中央银行的货币投放，大量的流动性通过银行在货币创造的过程当中投向了所谓的房地产领域，投向了预算软约束的部门。现在央行试图改变这一点，通过所谓主动的定向让中长期进入到预算软约束，希望进入小微企业，希望进入三农，但是很多流动性大家也知道都进入了平台公司，甚至进入了房地产，进入小微企业都是贴了标签打一个三农的旗号。未来或者从明年开始是不是有可能充分利用资本市场，把现在的平台公司严格地跟政府信用担保剥离，所谓政府信用担保这块严控增量，平台公司彻底市场化，平台公司如果不行就违约，在资本市场上解决问题。中央银行这个操作实际在朝着这个思路走。

　　今年以来我们看到的各种各样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中央银行的同事们朋友们创造了很多金融工具，好多我们也得现学。明年还是采取定向，但是今年有一个新的因素变化，刚刚调整存贷比，之前预计过这个事情，存贷比导致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出现一些变化。像余额宝非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同业存款也纳入到一般性存款的话，理论上按照现在的贷存比我们可以多释放7.4万亿元人民币。但是考虑到银行的资产端业务调整以及实体经济实际的需求萎缩，可能释放不了这么多。非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同业存款纳入到一般存款的线万亿元的存款准备金。也就是说贷存比的调整直接推演出来的是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至少三次，这个结论跟刚刚发布的三季度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的调子是不一样的，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说的是虽然我们已经定向宽松了，但是我们还要防止通货膨胀，还要防止过度宽松。贷存比的调整改变了这个调子，不知道中央银行是不是会在这个时候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从道理上来讲现在降准的可能性比降息的可能性要大。但是也有可能中央银行不降，或者降的次数比较少，由于这种预期也跟昨天流动性突然紧张起来是有关系的。明年货币政策所谓最优选择其实没有什么最优选择，货币政策甚至连次优选择都没有，只有次次优选择，很可能还坚持所谓定向，还坚持不透明的操作方式，还坚持使用各种各样的创新型工具。但是我们现在预计，现在开始到今年年底发生降准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这种降准视为贷存比调整和外汇占款的调整，不是重新搞四万亿，现在调整货币政策确实要注意预期引导，不要让市场认为要重新回到所谓进一步刺激总需求的道路上。降息目前情况下可能性不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明年如果说美联储在加息周期，不管6月份还是下半年，一旦中位之间水位差进一步扩大的话，我们资本流出的压力会比较大。

　　主持人：最后一位欢迎梅新育博士，他来自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他今天的题目是“赶超还是被赶超”。

　　梅新育：感谢会议主办方提供这个机会与大家交流，今天讲的主题是“赶超还是被赶超”。之所以提赶超还是被赶超，这是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目前面临的新挑战。应该说中国发展到现在这个水平是相当不容易，我原来本科学的是机械设计与制造，本科毕业设计的题目是豪华大客车后轮驱动桥的计算机辅助优化设计，那个时候本科学校是当时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唯一直属高校，那时候我们汽车业界热烈讨论的话题是我们第一个整车引进的乘用车合资项目年产量定在15万辆还是30万辆，那时候我们想着中国的制造业工业能够有一天赶上美国，心想这可能要等我儿子长大那一代才能看到。但是没有想到，我40来岁的时候就看到中国制造业总量已经超过美国，看到现在的中国已经是全世界制造业头号大国，而且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工业门类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的装备制造业产出去年占到全世界1/3，发展到现在非常不容易。但是中国能不能继续发展更上一层楼，接下来中国的命运前途是一跃成龙还是发展停滞，赶超不成反而被赶超，这是我们面临的关口。

　　这个问题绝对不是无足轻重的选择，回顾历史经历过经济起飞的国家是非常多的，但是修成正果的是非常少的。在上世纪70年代世行低收入国家行列里，经过40年时间，总共只有四个国家进入到了世行第一的高收入国家阶层。这四个国家里面有三个都是小岛国，因此算不得像样的国家，只有韩国一个国家，国土面积达到十万平方公里有上千万人口，这算是有一点代表性。中国目前一定程度上反而存在着被赶超风险，因为成本等方面上升，对以前的一些支柱产业竞争力构成削弱。

　　从历史来看，赶超不成反而被赶超的后发国家是相当多的。在印度，一说起来，中国人经常说阿三阿三非常鄙视的口吻，但是殊不知在此前的许多年份里，以至上百年的时间里，印度是傲视中国的现近代产业的发展。我们阿三范儿最严重的莫过于对印度火车开的嘲讽，一说印度最落后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火车上面坐满了外挂，挂满了人的照片。相比之下中国的高铁欧洲人坐了之后回去写了文章说，我到中国坐着中国的高铁感觉到好像是从未来开来的，中国铁路比印度先进太多。但是印度的铁路曾经比中国领先太多太多，印度的铁路是哪一年开始起步的？1850年也就是道光30年。那一年中国在干什么？广西金田村爆发太平天国起义，席卷中国30年内战。印度铁路建设起步比中国早3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印度属英属殖民地，印度铁路营运里程54700公里，中国1949年新中国建立的时候整个中国铁路营运里程21800公里，还不及一战之前印度铁路营运里程的一半。1978年我们改革开放起步的时候，中国铁路营运里程47000多公里，增长了1.4倍，但是还没有达到印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期的铁路营运里程的长度。一直到1984年中国铁路营运里程达到54800公里才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属印度铁路营运里程的长度。那时候我们的铁路营运速度没有赶上印度，印度在上世纪60年代末的时候已经在铁路主要干线年对部分铁路干线时速的列车，中国一直到1997年4月1日第一次全国路网大提速的时候才在主要干线公里的列车。我们的铁路跟印度的铁路完全不是在一个层次上面。

　　印度曾经是雄心勃勃的情况，在建国初期主要工业品产量都是我们的好几倍，它的人均GDP是我们的差不多三倍。那时候印度雄心勃勃常常是不把中国放在眼里，1966年印度经济学家苏伦德拉帕特尔，用严密的数学计算得出结论，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之后的印度将会大约30年内在人均收入上超过法国，随后就会超过美国。按照当时雄辩的计算验证，应该上世纪90年代印度的人均收入超过法国，21世纪初印度人均收入应该超过美国。现在是什么水平？印度人均收入大概是中国的1/5。上世纪50年代印度是全世界棉纺织工业第一大国，60年代被日本超过，现在跟我们相比差得非常远。

　　面对被赶超的风险，是什么东西可能导致中国被赶超？我总结应该是这样几个方面，第一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思维方式的失误，比如投资率之争。第二，过剩产能调整失误而给竞争对手创造机会。第三，制度建设失误而恶化商业环境。

　　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当中常见这样几点，中国的投资率太高消耗率太低，过于依赖外需，内需不足等等，投资率抨击非常多，以至于铁公基在中国语境当中被当作嘲讽的名词。但是中国的高投资率真的是罪过吗？我认为是错误的，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能够脱离投资而存在，脱离投资没有强有力投资动员的经济体，它的经济增长必定是不可持续的。在这个方面当我们的媒体我们的在嘲讽想要降低投资率的时候，而这一点恰恰是几乎所有经济体羡慕我们的地方。同样做梦都在想要赶超中国的印度，苏布拉曼尼安斯瓦米，他不是普通单纯的学者，他是哈佛的博士和客座教授，出过十多本中印方面的书，来中国访问大概20次，同时他在一线的印度高级家，曾经当过印度现在的执政党人民党的主席，当过印度政府的财政部长，他在2000年《前线》杂志上面明确说出来，中国与印度在2000年差距很大，但是如果印度在未来20年集中力量加快发展农业、信息产业、服务业和出口业，这一差距能够很快赶上。印度必须尽最大努力把投资率提高到30%，这是缩短与中国差距的最起码的条件。

　　印度在新世纪的投资率确实提高了很多。2001年印度的投资率储蓄率分别只有22.6%和22.9%，与同年中国资本形成率36.5%，差距13.9个百分点，2002年差距进一步扩大到14.9个百分点，2007年印度投资率和储蓄率分别达到37.7%的高峰，与同年中国资本形成率41.6%的差距缩小到3.9个百分点。随后几年在印度的投资率与中国资本生成率的差距再度拉开，印度投资率的绝对值仍然保持34.6%以上，比2001年提高了一半以上。全球经济增长率整体都在减速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够指望保持此前十年40%的投资率，如果把投资率下降太多以至于低于我们的竞争对手，那结论会是什么？不言而喻。大家说过剩产能是一个热门话题，压缩过剩产能对重复建设方面提出很多，但是重复建设不能纯粹从工艺设备角度测算最优经济规模，要按生存法判断。不能以过了一定的年限是否还有许多设备工厂被淘汰，要看这个时期里面它的投资是否已经收回而且赢得一定的利润，如果这样的目的达到了，即使厂子淘汰破产，这也是合理的在经济上面。这种重复建设在经济上面也是合理的。在判断产能是否过剩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以国内市场判断是否过剩，尤其不能以箫条时期的国内市场判断是否过剩。要在开放的全球市场上，看海外的整个市场需求，是否与我们的产能匹配。尤其不能仅仅看到箫条时期，还要看到未来景气时期，产能能不能够为未来的景气时期做好准备。尤其我们被很多国家作为赶超对手目标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够给竞争对手拱手让出市场。

　　我在读本科学工科的时候的梦想，我从小在科研大院里面长大，我在工科系统毕业工作十年，觉得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好遥远。我40岁就看到中国的制造业产出超过了美国，中国能够赶超这么快，当然首先必须归功于我们的人民勤奋、智慧、有纪律，我们的领导坚强、明智。西方国家它自己自废武功是不是帮了我们很大的忙？我认为帮了非常大的忙。上世纪80年代西方流行引进国内的许多理论，后工业社会、朝阳产业、夕阳产业的划分，现在看非常感谢当时提出后工业社会、朝阳产业、夕阳产业划分的那些学者，是他们帮助西方自废武功，把这个产能转移到中国，让中国得到了发展空间，但是我绝对不希望20年后让印度人让越南人来感谢中国的学者帮他们很大的忙，那就是非常大的讽刺了。

　　现在可以感谢很多国家，很多国家想赶超中国，但是他们的法院、他们的政府系统帮我们的忙，让他们一个项目审批上马要N多年，比我们上马的时间长几倍。但是我们不能老寄希望于人家不前进，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我们自己有人家赶不上的优势，这才对。

　　制度建设误区，在制度建设误区方面突出强调法治国家，如果把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改革的决定和四中全会法治国家的决定结合起来看有重大的历史新机遇。我个人的看法，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改革的决定里面有这么一句线年全面建成各方面比较成熟稳定的体制，今年四中全会强调法治国家，一切改革依法治国。当2020年全面大规模的改革时期结束，我们要进入体制各方面比较稳定的时期，正是因为如此才需要强调改革依法进行，建设法治国家。法治国家是我们要走向的一个目标，要进入的一个新时期，但是法治国家是什么，是不是意味着司法机关权力大幅度提升？这是一个普遍的误区。法治国家不是法院制度，如果那样的话，那可能真的是对我们自废武功了。

　　社会上流行的看法，认为一个独立的党派下议会，独立的司法体系有利于廉洁等等方面，但是这种说法是否忽视了一点，党派下面的议会立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