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人类的文明史首先是人类饮食文化的发展史。而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史，也是中外民族文化的交流史，尤以汉唐时期最为繁盛。这一时期，随着北方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发展与兴盛，珍馐玉馔、美酒异器促进了民族间饮食文化的交流互鉴、融合吸收。这股饮食之风更是随着海上航线向东传入今朝鲜半岛、日本地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至今可见。在中国的西南，被誉为“天府之国”的成都，连接南北，沟通东西，各种饮食文化交汇融合饮食文化介绍，却又自成一家之风。

　　胡商牵驼壁画（唐）。河南省洛南新区安国相王孺人唐氏墓出土，河南省古代艺术博物馆藏。壁画中描绘了头戴着高高尖帽，身穿翻领束腰短袍的胡人牵着高大雄健的骆驼的场景。

　　汉武帝建元三年和元鼎二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横贯亚欧的北方丝绸之路由此贯通兴起，来自域外的客商通过北方丝绸之路陆陆续续进入中原。这些胡人客商成为外来文化的传播者，带来了富有特色的西域食品及饮食习俗，外来的胡食、胡器、胡服等在中原地区逐渐流行起来。胡风的注入，不仅丰富了当时人们的生活，也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和文化的碰撞，使饮食文化变得多姿多彩。至唐代“胡风饮食”已十分兴盛，史称“开元来，贵人御馔，尽供胡食”。

　　白釉胡人酒尊（唐）。陕西省西安市韩森寨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酒尊高23.5厘米，整体为胡人怀抱皮囊形，胡内中空。

　　根据文献记载，在汉唐时期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的作物多达十余种，众所周知的葡萄便是其中之一。葡萄在文献中亦写作“蒲陶”，如司马相如所著的《上林赋》提到“梬枣杨梅，樱桃蒲陶”。而关于葡萄的引进，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有明确的记载是在汉张骞出使西域后引进的，文献载：“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馀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饮食文化礼仪注意点、蒲陶肥饶地。”

　　白玉忍冬纹八曲长杯（唐）。陕西省西安市何家村窖藏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这件长杯通高3.8厘米，口径10.1厘米，采用上等和田美玉雕凿，玉杯外壁装饰有忍冬图案。忍冬纹是从南北朝时期就开始流行的一种装饰纹样，用它来寓意长寿。

　　此外，根据《齐民要术》《西京杂记》等文献记载，汉晋时期经西域传入的作物还有很多，如豌豆、石榴、大蒜、核桃、黄瓜、芝麻、榅桲（木梨）、胡荽（香菜）等。唐时《酉阳杂俎·木篇》还记载了海枣、巴旦杏、菠萝蜜、油橄榄、胡椒、无花果等六种自波斯（今伊朗）传入的作物。另外，菠菜、西瓜也是在唐、五代时期传入中华文化海报图片。

　　胡食一般泛指西域各民族的食物。像胡饼、饆饠中华文化海报图片、羌煮貊炙以及胡酒等都是汉唐时期广受中原人民喜爱的胡食种类。

　　史籍记载，东汉灵帝喜爱胡服、胡帐、胡床、胡饭。当时的京师显贵也纷纷效仿，宋人李昉所著《太平御览·饮食部》中引《续汉书》：“灵帝好胡饼饮食文化礼仪注意点，京师皆食胡饼。”所谓的胡饼，《释名·释饮食》中讲：“胡饼，作之大漫沍也，亦以胡麻着上也。”可见，胡饼或为一种形状很大的饼，饼面上应撒有胡麻。到了唐代，京师长安十分盛行胡饼，市场上到处有定点供应的“胡麻饼店”和流动贩卖的“窝饼胡”，唐人无论贵贱，皆以胡饼为主食。

　　饆饠，亦写作“毕罗”饮食文化介绍，自西域传入。饆饠究竟为何物？现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馅饼之类，一种则是抓饭，尚无定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饆饠在唐代颇受欢迎，在长安城内的东市和长兴里有专售店。《酉阳杂俎·酒食篇》将其与萧家馄饨、庚家粽子等一起列入“衣冠家名食”。其种类有蟹黄饆饠、樱桃饆饠、天花饆饠、猪肝饆饠、羊肝饆饠等。

　　面食（唐，618～907年）。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地331号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图中描绘的是1000多年前人们的休闲食品。当时的人对面点的要求已不仅限于好吃，还要好看。新疆干燥的气候使这些面点得以保存下来，让我们对当时的面点工艺有了更直观的了解。

　　胡食中的肉食，首推“羌煮貊炙”。羌和貊指少数民族，煮和炙则是烹调技法。在《齐民要术·羹臛法》中有所记载:“羌煮法：好鹿头，纯煮令熟。”而貊炙，刘熙《释名·释饮食》说：“貊炙，全体炙之，各自以刀割，出于胡貊之为也。”王先谦疏证补：“即今之烧猪。”这种吃时用刀切割肉类的方式，原本就是游牧民族的习俗。

　　汉唐时期由丝绸之路而来的胡酒，主要有葡萄酒、三勒浆和龙膏酒等。葡萄酒在汉代是西域所贡，当时非常贵重，甚至可以用之换取官职。《后汉书·张让传》李贤注记载有孟佗“以蒲陶酒一斗遗让，让即拜佗为凉州刺史”。至唐太宗时期，葡萄酒的酿制方法才见于史籍记载。《唐会要》载：“葡萄酒，西域有之，前世或有贡献。及破高昌，收马乳葡萄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太宗）自损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既颁赐群臣，京中始识其味。”此后，随着生产规模的逐渐扩大，葡萄酒越发受到人们的欢迎。三勒浆也是一种果酒中华文化海报图片，唐时由波斯所贡，通常由诃梨勒、毗梨勒、庵摩勒三种树的果实酿造而成。龙膏酒在文献中记载较少，苏鹗《杜阳杂编》中写道：“龙膏酒，黑如纯漆，饮之令人神爽。此本乌弋山离国所献。”

　　在西域的美食传入中原的同时，中原的作物及饮食用具也同样影响着西域，如桃。桃的食用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已经食用野生桃了。在河南新郑的峨沟北岗遗址、江苏海安的青墩遗址、浙江杭州水田畈遗址及广西钦州独料遗址中均有桃核的出土中国的传统饮食论文。在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出土的二枚桃核和六枚桃仁，经鉴定，认为是人工栽培种植的。商周后，桃树的种植普遍，《诗经·魏风》中就有“园有桃，其实之肴”的记载。《礼记》中更是将桃列入了祭祀“五果”之一。随着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桃逐渐向西传播，在和田民丰尼雅遗址、罗布泊楼兰古城遗址、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中都有桃核的出土。同样，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中还发现了唐代的面食。这些面食有九瓣式、叶片式、四棱、宝相花纹等多种样式，这些面制食品有些是由中原传入的，饺子便是其中之一。此外，在吐鲁番墓葬中还有过馄饨、粽子等食物的出土，这些食物共同反映了中原地区饮食文化的传入与影响。

　　在现有的诸多画像砖（石）、壁画等考古资料中中国的传统饮食论文，我们可以发现，汉代贵族宴飨宾客时通常采用分食的方式。人们席地而坐，面前摆放低矮的食案，小型轻巧的食具放置在案上，大型器具则直接置于地上。这便是分餐制，之所以实行分餐，使用小食案进食是重要原因，其历史可以上溯到史前。在山西襄汾陶寺文化遗址中，便出土有用于饮食的木案。到了胡风炽盛的唐代，随着以胡床为代表的高足坐具的流行，传统跪坐受到了冲击，垂足坐姿逐渐被接受。由于坐具的变化，导致进食用具的变更，矮小食案逐渐被大桌取代。在西安市长安县发现的唐韦氏家族墓壁画宴饮图，展示了唐人游玩宴饮的场景，壁画中央摆放有一长方形大桌，桌上放置杯盘等食具，桌边三面各放有一条高足长凳，每条凳上坐三人，他们当中有人在饮酒，有人在聊天，还有人在击掌叫好。这幅宴饮场面的壁画可以表明，在中唐时期，合餐制便已经出现并传播开来。至唐后期，高椅大桌的会餐已十分普遍，分餐制逐渐演变为合餐制，至宋代基本定型。

　　西汉元封二年，武帝遣荀彘中华文化海报图片、杨仆二人经由水路和陆路征伐卫满朝鲜，建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史称“汉四郡”。汉四郡建立后，来任职的官吏、开垦的农民中华文化海报图片、经商的大贾和中原移民，将汉文化逐渐传播至此。同时随着朝鲜半岛南北逐渐往来，汉文化继续向南部传播，为东部海上航线的发展提供了保障。至唐代，东部海上航线得到高度利用，来自新罗和日本的遣唐使成为饮食文化的传播使者。

　　唐朝初年，新罗借助唐朝的力量统一了朝鲜半岛，开始积极吸收大唐的各种文化。由于唐朝开明开放的理念，许多新罗人来到大唐经商、学习、生活，他们为饮食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当时，从朝鲜输入的多是各种作物，如陈岩《九华诗集》所记载新罗的黄粒稻；段成式《酉阳杂俎·草篇》记载“茄子有新罗种者，色稍白，形如鸡卵”；陶谷《清异录·百果门》称“新罗使者，每来，多鬻松子”。

　　与此同时，唐朝饮食文化也在向朝鲜输入，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朝鲜人民的生活。其中，尤以茶文化的输入最为明显。金富轼《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载“茶自善德王有之”，善德王在位时间为632至647年，由此可见当时朝鲜已经开始饮茶了。不过，在唐朝时，新罗的饮茶风尚主要在贵族、僧侣中传播，属于上层阶级的饮食之风，且主要用于佛教茶礼。

　　比起新罗，唐朝的饮食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更大。自唐太宗贞观三年，舒明天皇派出了第一批遣唐使，此后的二百多年间，日本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吸取唐朝文化，当中也包括饮食文化。遣唐使带回日本的饮食文化，不仅仅局限于食物原料和进食用具，也包括烹饪的技法饮食文化介绍。在当时，也有一些僧人东渡到日本传道，鉴真便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位。除了弘扬佛法以外，鉴真东渡时还携带有诃梨勒、胡椒、阿魏、石蜜、蔗糖、蜂蜜、甘蔗等物，日本人真人开元（淡海三船）著《唐大和尚东征传》对此有所记载。还有日本学者认为，豆腐和味噌也是鉴真传到日本的。

　　茶同样是中国饮食文化对日本饮食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内容之一，日本现在流行的茶道文化就源于中国。茶叶最早由日本僧人带回，并开始在日本进行种植。《茶叶全书·茶之起源》记载：“延历二十四年，高僧最澄由中国研习佛教还日,携回若干茶种,种植于近江阪本村之国台山麓。”不过，唐时日本饮茶的风气还只停留在上层统治者中间,并没有在下层民众中普及。

　　在现在的日本中华文化海报图片，有种流行的烹饪方式——刺身，有学者认为这种烹饪方式也与遣唐使的往来有关。早在先秦时期，我国便已经有了生食鱼肉的记载，《诗经·小雅·六月》中写道：“饮御诸友，炰鳖脍鲤。”文献中的脍，便是指切作薄片或细丝的肉，自春秋起，鲤鱼就因其味鲜美无比而最堪作脍。《论语·乡党》中记载孔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到了汉唐时期，脍是最常见的制作方法，并形成了“脍不厌细”一大特色。除了烹饪方式，进食用具——箸（筷子）在日本的传播与使用，也被认为是与遣唐使往来有关。

　　汉武帝平南越，设九郡，又以成都为根据地经略西南，“南丝路”得以畅通，汉文化由此向西南地区输出，西南民族地区的饮食文化得以融合发展。至唐代，中国的饮食文化更是利用南海航路传播到东南亚诸国，根据文献记载，真腊（今柬埔寨）的寻常人家,“盛饭用中国瓦盘或铜盘……往往皆唐人制作也。”

　　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平定南越国后，大量北方人口陆续南迁，中原饮食文化逐渐渗透，丰富了岭南地区的饮食文化，同时岭南地区种类繁多的水果，也通过进贡的方式输入中原。当时，在南海郡，汉王朝设有专门官职，以掌龙眼、荔枝、橘、柚等果品的岁贡。杨孚《异物志》载：“交趾有橘官，置长一人，秩三百石，岁贡御橘。”在嵇含《南方草木状·卷下·果类》中就有荔枝、龙眼的记载：“荔枝树……核黄黑似熟莲，实白如肪。甘而多汁，似安石榴……《三辅黄图》曰：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建扶荔宫。扶荔者，以荔枝得名也。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无一生者，连年移植不息。”“龙眼树……肉白而带浆，其甘如蜜……荔枝过即龙眼熟，故谓之荔枝奴……《东观汉记》曰：单于来朝，赐橙、橘饮食文化礼仪注意点、龙眼、荔枝。魏文帝诏群臣曰：南方果之珍异者，有龙眼、荔枝，令岁贡焉。出九真、交趾。”至唐时，荔枝、柑橘等岭南水果仍是运往中原的主要货物，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澄州、越州等地都会进贡橘子。

　　两汉时，得益于都江堰渠系所提供的稳定而充沛的灌溉水源，精耕细作的农业得到长足发展，自流灌溉体系与陂池种植、养殖并行的立体农业滋养出了富庶的“天府之国”，成都平原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稻作农业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和农耕工具由成都平原向西南地区输入，对西南地区的农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时，井盐、茶叶、美酒等蜀地“特产”，也成为饮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注重精味，注重调和，这当中，盐占有重要位置。四川自先秦以来便是井盐的重要产地之一，秦汉均在成都设盐官管理井盐生产，文献载：“惠王二十七年，仪与若城成都……置盐、铁、市官并长丞。”西汉时临邛（今邛崃）、蒲江和南安（今乐山）三处设有盐官，盐井数量大增。

　　蜀地被誉为茶文化的起源地之一。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汉代王褒《僮约》中最早记载了“烹茶”和“买茶”的文献。到了唐代，茶饮更为普及，几乎家家户户都饮茶，很快贫富阶层都盛行这一饮食风尚饮食文化礼仪注意点。除了饮用之外，茶也被用于制作茶膳。汉代，人们便已经开始将采摘的茶叶晒干，制成菜点食用，因其味道苦涩，又称为“苦茶”。到了三国魏晋时期，张揖《广雅》记载：“荆巴间采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除了“茶饼”，晋时也有蜀人开始经营茶粥，傅咸《司隶教》有“闻南市有蜀妪，作茶粥卖之”的记载。至唐代，茶粥的制作和食用愈加广泛。唐代储光羲《吃茗粥作》描述了盛夏在朋友家吃茶粥的情形。唐代孟诜《食疗本草》十分推崇用茶汤煮制的茶粥。

　　除了饮茶饮食文化介绍，蜀人更是好酒饮食文化礼仪注意点，而且善于酿酒中国的传统饮食论文。《华阳国志·蜀志》称“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随着西南各族的统一和丝绸之路的畅通，成都酒业蓬勃兴盛。到了唐代，酒文化更是空前繁盛，绵竹剑南春、泸州荔枝绿、郫县郫筒酒等均是名酒中的佼佼者，杜甫有诗曰：“鱼知丙穴由来美，酒忆郫筒不用沽。”诗人李商隐则说“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可见成都佳酿之出名。如此兴盛的酒文化饮食文化礼仪注意点，带动了酒肆业的发展，诗人张籍在游玩成都时写下了《成都曲》，诗中就描写了酒肆林立的场面：“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

　　纵观中国饮食发展：以海纳百川之态聚八方食材，吸取不同烹饪方式、不同食俗礼仪融合发展，在中外饮食文化相互促进与融合中，丰富传统饮食文化的内涵，焕发出蓬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