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建雷,男,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北京市人口发展研究中心讲师,博士,200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方向为社会理论与近代中国社会思想
潘建雷,男,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北京市人口发展研究中心讲师,博士,200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方向为社会理论与近代中国社会思想。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问题是困扰百年中国的根本问题之一。文章以孔子的际遇为线索,回顾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国民政府时期、建国初期与当代等四个时期,中国社会对以孔子及其学说为核心要素的传统文化的态度,分析传统文化的地位与影响力持续下降及其在当代复兴的深层原因,认为百年期间中国试图在欧美主导的“世界列国秩序”中寻求自身文化是一个无出路的“伪命题”。面对全球化的基本大势,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是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更生之变”中国传统文化的摘要,其根本价值是融合西方文化的精华要素,创造一种中国文化主导的世界新文化。
最近10年,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百年未有的“传统文化热”,汉服(唐装)热、私塾热、古典文本的大众传媒讲解热、《孔子》电影等事件或活动此起彼伏。2011年1月10日,广场一尊巨型的孔子像赫然树立,成为这一系列社会事件的。这一举动既令海内外哗然。一般认为,这是新文化运动百年以来,中国社会重新反思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的表现。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这一问题是困扰中国文化建设乃至整个社会转型的百年难题。期间的讨论与思考从未中断,抱残守缺者有之,全盘否定者有之,继往开来者有之,各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且不同时期,社会的主流态度常常相去甚远,充满了困惑与迷茫。这篇文章试图以孔子的百年际遇为线索,简要回顾国家建设主流思想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反思传统文化在弃旧立新的建设思路下的遭遇及其具体原因,并就当代传统文化热背后的文化建设思路的转变,以及传统文化真正的现代价值谈谈自己的看法。
在涉及主题阐述之前,作者认为,要正确讨论传统文化的现代历程问题,必须就两个基础的问题做清晰的说明:一是何为文化和文化大国,二是“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何以成为一个难题。
首先说“文”。《论语?子罕》有云:“文王既末,文不在兹乎?”朱子注曰:“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也”。 这一注释叹为观止。所谓“道”,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是个人修养成就德性之道,二是人与自然以及人世相处之道。用古人的话说,前为“内圣”,后为“外王”,它们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关于饮食文化的作文。至于“道之显者”又显在何处?首先是民众尊崇的价值理念与行为规范,其次是制度与法律,最后是承载文化理念的产业、产品等物化形态,其中价值理念与行为规范是一切文化要素的生命之源。
进而,所谓文化大国,从宏观的层面来说,是能向世界呈现自己令人信服的自然观与人文观,既与自然保持良好的关系,更能保持人世醇厚的民风民德,、经济、社会诸领域都能按照规则运行。从个人的层面来说,文化大国的生命力在于,它主张的道理能为人们所推崇,塑造并沉淀为个人人格,影响到每个人的言行举止,浸透到每个人心之中,成为行动的原则并知道行动的限度,知道“止进”之度。
其次说“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摘要。自然与人世的道理,不能停留在经典文本之上或影视剧等文化产品之中,它要化育到人心之中,蔚然成风。正如上文所言,文化的真正生命力是沉淀为人格。一个人,是在日常生活点滴的待人接物中,在周遭师长的教导中,学习为人处世的规范,习得刚毅而又温良的人格。“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句诗用来形容人文教化最合适不过。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摘要,教育是文化维持生命力的根本,真正的文化必然是对国民人格至广至大、至厚至深的陶冶。孔子一生的学问与经历,留给我们最大的教诲也正在于,教育为人世第一大要务中国传统文化的摘要。
任何一个社会要让人与自然、人与人保持良好的秩序,就必须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摘要,中国也不例外。而且,中国形成了一套以独特的文化理念为核心的社会体制或者说“文化体”,其稳定性、成熟性与生命力,为其他古文明所不及。大体而言,在1840年开埠之前关于饮食文化的作文,中华文明经历了以秦汉为界的两个阶段:内部融合形成以商周为代表的中原文化阶段;同化吸收周边文明形成以汉唐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圈阶段。前后相继发展绵延5000年之久,今日中国即脱胎于后一阶段。
就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体制而言,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四个部分:君主()、家族治理(社会组织)、农副生产(经济)与伦理礼教(文化)。这四个要素是一种相互嵌套、相互支持的关系,其中作为文化要素的伦理礼教是整个中国的“社会心理纽带”与精神原则。然而,1840年以来西方文明的挑战,终结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圈的历史文化阶段,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旧中国”突然进入了世界的-经济秩序,“中华文化体”不得不转变为世界列国时代的中国,自此中华文明的第三期开始。而且,较之西方世界的列国局面是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经过1000多年蜕变自然形成而言,中国是因外力压迫,猝然降格为世界列国的一员。 加之满清一代“以部族政权入踞中国,窒源堵流,使中华文化渐成死水” ,化的君主、家族治理、农副生产与僵化的礼教纲常构成的旧社会体制,仓促之间,根本无力应对新的挑战,不能化解“旧中国”进入世界新秩序之后遭遇的全面困局。
危机必然求变,然变未必能通。晚清中国有三大运动,自强、变法与。 然终究因积重难返的体制、满清的小集团利益与世界局势的变动等缘故中国传统文化的摘要,走上体制的道路。100年前,满清末帝溥仪宣布退位,中国终结了政统定于皇帝一尊的制度,这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最重要一端。
问题在于,真创造了新中国,造就了新气象吗?古老文明大国的全面转型,是一次从心理人格、社会结构到国体政制的彻底总体的转变,本不是一朝一夕水到渠成之事。中国从中原文化阶段走向中华文明圈阶段,尚且经历了春秋战国数百年的乱局,更何况是列强环伺的新转型。其实,辛亥之后,中国恰恰陷入了更大的乱象与迷茫,随之而来的体制的反复变动、地方的混乱与社会生活的无序化,让人不明所以。 一时之间,人士与反人士,新知识分子与传统上士大夫,面对这以往的社会与理想无法解决的绝境,都充满了不满与困惑。鲁迅笔下的范爱农、吕纬甫乃至鲁迅本人的消沉都是那个时代的写照。直至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以“石破天惊”之势倡导新文化运动,开启时代的大辩论:辛亥之后继续文化与全盘西化,还是发扬古训拯救世道人心,是在传统要素中塑造新中国,还是在世界秩序中确立新中国?这一争论拉开了中国传统文化百年际遇的序幕,也肇始了国人全面反思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历程,同时更是百年“文化”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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