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周才两个交易日，A股盘面迎来震荡调整，昨日新能源板块冲高快速跳水回落，今日军工股出现跌停潮，盘中三大指数甚至跌超1%，市场风格在快速的转化。 A股投资者，是否有很多问号？为什么海外股市天天嗨热血江湖私服,薛枭,歌词找歌曲,

环保组织，是慈善还是魔鬼？热血江湖私服,薛枭,歌词找歌曲,

今年4月22日，也就是一个多月前，伦敦金丝雀码头汇丰银行门前，几名环保人士跪在地上。在她们身后，是汇丰银行支离破碎的玻璃幕墙。

据她们所说，这是在等待警察逮捕。

她们脸上没有愧疚或是恐惧，而是充满骄傲。她们脚边放着锤子和凿子，这是几分钟前，用来砸碎玻璃墙的“作案工具”。这副架势，不像嫌疑人在等待逮捕、跪地认错，反而更像日本武士即将以身殉国，正襟危坐、悲壮等待警察前来“介错”。

这群人，何许也？

1

大胆破坏，从容被捕

她们隶属无政府环保组织，名叫“反抗灭绝（Extinction Rebellion，简称XR）”，自称“非暴力”环保组织。

2019年成立以来，XR在世界各地曾组织多场“非暴力”环保示威活动。其中包括2019年10月在抗议活动中攀登蒙特利尔Jacques-Cartier大桥，高举标语呼吁政府采取更多措施避免气候灾难，结果造成早高峰时段交通堵塞。大家都知道，拥堵会造成车辆油耗飙升，排放更多温室气体。

同月，他们占领机场、围堵BBC总部，爬上地铁车顶阻碍交通，在德国首都柏林、英国首都伦敦封锁道路，在美国华尔街标志性雕塑铜牛上淋血。短短2周内就有1200名XR成员被逮捕。

从2021年4月起，他们加大对金融机构“打击”力度，除了汇丰银行之外，先后还打碎了巴克莱银行玻璃墙、在英格兰银行墙面泼洒黑油漆。对此，XR当然是师出有名——金融机构承诺实现碳中和，却仍在为化石能源企业提供贷款，必须得到“警告”！

砸碎了汇丰银行玻璃，环保人士求锤得锤。警察迅速赶到，对几名涉嫌破坏公私财务的嫌疑人实施逮捕。在警方和法律面前，XR底气十足。被押送上警车前，她们冲警察怒目圆睁大声质问：“你确定是要逮捕我，而不是这座建筑里的人？”

“非暴力不合作，鼓励成员被捕”正是这家环保组织的重要行动纲领。在成员被捕后，组织拥有充足财力，为成员提供法律保障和相应补助。

而要支撑声势浩大的活动、上千人的法律援助，XR不能差钱。

事实上，他们确实不差钱。

2

“环保”的金主，及背后的商场战场

XR自称“中立”，资金主要来自“众筹”。早在2019年，这家机构就筹集了85.49万英镑巨款，其中有10万英镑捐款是在12小时之内募集到的。

克里斯托弗·霍恩（Christopher Hohn）是最大金主之一。本人捐助了5万英镑，其2002年创立的对冲基金“儿童投资基金（The Children's Investment Fund Management，简称TCI）”截至目前累计捐助26万英镑。

霍恩被称为“欧洲最令人害怕的投资者”，管理着超过310亿美元证券资产。2020年大市受到新冠疫情冲击，TCI却取得了14%的投资回报；2019~2020年，他本人赚了4.79亿美元，是英国支付给个人的年度最高金额。

但他名下的投资组合，其实不怎么环保：

TCI第三大重仓股，市值494亿美元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CP），2019年曾经吃过3.15万加元环保罚单，原因是公司未能遵守其铁路站场的污水排放许可证。

另外一个投资标的，加拿大国家铁路（CNR），8%的股权掌握在TCI手中，在环保角度同样劣迹斑斑。公司在承认与柴油大量泄漏入河有关的环境违法行为后，于2017年被加拿大政府罚款250万加元，检察官指控其存在“严重过失”。而早在2005年，CNR的一列火车出轨，上万加仑苛性苏打洒入河中，造成至少50万条鱼类死亡。

TCI持股市值超过12.5亿美元的美国铁路公司（UNP）也不“干净”。2019年，该公司在在建铁路场枕木上使用杂酚油（一种可能的致癌物），被指与周边居民癌症确诊率异常上升有关。

2019年，霍恩开始资助XR，积极参与“环保”事业，开始了炒作环保议题的表演。

2019年12月初，他向TCI投资组合中7家在美上市公司提交决议，要求公司披露温室气体排放量，否则将抛售公司股票。遭到威胁的公司，包括UNP、CNR、CP，以及穆迪、标普全球、特许通讯公司、谷歌母公司Alphabet。霍恩说：公司披露碳排放，能够帮助减少碳排放，TCI将“在有投票权的任何地方”提交决议。

紧接着，他立即开始向其他基金经理发动“战争”，称对方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得不够。2019~2020年底，霍恩不断指责黑石（BlackRock）、先锋（Vanguard）、资本集团（Capital Group）、富达（Fidelity Investments）、高盛（Goldman Sachs）、道富（State Street Global Investors）、摩根大通（JPMorgan）等基金巨头不要求投资的公司披露碳排放，充满“绿色清洗”，针对气候变化的方案“像绵羊一样软弱”“令人错愕”。

霍恩甚至言辞激烈地表示，如果资产管理者不要求公司披露碳排放，资产所有者应将其解雇。其实霍恩的核心论点，不外乎“在减排问题上，你们没有达到我（这个先行者）的标准”。黑石则辩称其2020年初已经在投资的公司董事会中，开始利用投票权推动减排。

在剖开肚子之前，看客不知道你吃了几碗凉粉。

但有的人仅仅是想借一把刀，在万人拥簇下，剖开你的肚子。

盖蒂家族的艾琳·盖蒂（Aileen Getty）也是XR背后的大金主。

她向激进环保组织“气候紧急基金（Climate Emergency Fund，简称CEF）”捐赠了48.5万英镑，其中32万英镑又从CEF流向了XR。事实上，艾琳就是CEF的合伙创始人之一。

盖蒂家族在20世纪初依靠石油生意发家，至今仍掌握许多石油产业链资产。其中，盖蒂房地产公司（GYT）通过众多石油品牌开展经营，包括英国石油公司、康菲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公司、海湾公司、雪佛龙公司、联合石油公司等等。

而除了石油行业，如今盖蒂家族还在媒体领域如鱼得水，旗下拥有全球最大图片版权商Getty Image。

3

你的注意力，我的摇钱树

XR的今天，其实正是绿色和平的昨天。

扩张需要经费，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不管初衷如何“光伟正”，从收钱的那一刻起，立场就在你的行动中扎根。

这也是为什么XR、CEF、绿色和平（Greenpeace）这样的环保组织，从来不会提供任何具体可行的减排方案，而只是在表面上高喊口号，对别人的碳排放指手画脚。

所以历史的表象总是如出一辙。

1971年，一群嬉皮士、大学生、退伍军人、城市白领组成的“绿色和平”组织乘坐者租赁渔船，登上了美国阿拉斯加州阿姆奇特卡岛。

当时这里坐落着美国的一座“地下”核试验基地。绿色和平的目的，是要用肉身阻止核试验——要实验核弹，就把我们一起炸了。

事情随即引发轩然大波，越来越多人加入绿色和平队伍。他们开始在全球各地开展“非暴力”“环保”活动，包括反对各类军用、民用核试验。

正好在1974年，时任法国总理的皮埃尔·梅斯梅尔（Pierre Messmer）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了一项宏大的核电发展计划（Messmer Plan“梅斯梅尔计划”），以争取国家能源独立，法国“能源革命”拉开大幕。

发展核能？绿色和平当然不能坐视不管，愤怒的嬉皮士就核能发展问题，与法国政府展开为期数十年漫长拉锯战。

1985年，震惊世界的“彩虹勇士号”事件爆发。

当年7月，绿色和平名下船只“彩虹勇士号”前往南太平洋穆鲁罗瓦岛，抗议法国拟在该区域进行核试验，然而7月10日遭到“法国特工”炸弹袭击而沉没，一名随船摄影师死亡。

随着“彩虹勇士号”事件爆发，更多人加入绿色和平、或是为他们筹集资金，组织鼎盛时期拥有将近500万注册会员，摇身一变成为全球最大环保团体，名噪一时。

与“邪恶”权威对抗，为全崇高事业牺牲，于未曾经历战争残酷之人眼中，无疑格外浪漫。主流权威越是“强大”和“凶残”，年轻人越是热血沸腾、一往无前。

更重要的是，会闹的孩子才有奶吃。冲撞、反抗权威，在政府和媒体镜头前制造压力，是绿色和平的战术，如今也同样应用在XR、“环保少女”格雷塔、众多环保组织的大众传播中。而这些所谓“斗争”的核心，其实无关什么环保，而是实实在在的“注意力经济”。

能够通过炒作无比正义的议题、反复炒作、引起人们注意，就能“天下云集响应”，就能获得无数捐款者“赢粮而影从”，那些核心人物更是获得了在政治世界平步青云的敲门砖。从格雷塔，到乌克兰演员总统泽连斯基，从巴西军人总统博索纳罗，再到美国前商人总统特朗普，莫非如此。

但是到了21世纪初，绿色和平走向势微，公信力不断丧，人们对绿色和平的各种行为艺术早已审美疲劳。没人理睬，是对这些环保组织最大的轻蔑。如今，他们只能在福岛核废水问题上，写点文章骂骂咧咧；或是跑去试验田偷点转基因作物。

他们轰轰烈烈的“非暴力”“环保”运动，再掀不起波澜。

不过这也没关系，总有更新鲜的东西，能够刺激人们的视听，能够成为消费的内容，能够成为资本炒作“减排”的洼地，比如XR，比如格雷塔。

4

环保组织，并不关心你的生活

绿色和平失去公信力，是一种必然必然招致的后果，一种无限循环自我验证的下行之路。尤其是，如果资金支持来自欧美发达国家，事情就开始变味了。

2019年1月，绿色和平在与印度政府多年“斗争”后，被迫关闭在印度办公室，大幅裁减人员。西方媒体大声疾呼，没有环保组织，印度“药丸”。

双方矛盾始于2011年，绿色和平支持人们上街，抗议古丹库兰核电站重启。

这座核电站位于泰米尔纳德邦。这里是印度南部工业大邦，位置临海，有利于承接全球产业转移，因此受到印度中央政府重视。在莫迪政府支持下，好几家苹果概念代工企业坐落于此，包括富士康、和硕等。

莫迪对于20世纪末东亚经济奇迹分外眼馋，如今想借助人口红利，重新捡起40年前遗失的制造业。但苦于国家内部向心力不足，很难像中日韩那样利用大政府、或是大财团力量，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没有基础设施，制造业失去成本红利，对吸引跨国公司落户非常不利。

政府为提高当地电力供应，宣布重启核电站，但由于日本福岛核泄漏阴霾未散，当地人忧虑增加，由此引发示威和暴力冲突。

绿色和平在事件中声称“与库丹库拉姆人民及其为正义而进行的斗争保持一致。”

绿色和平的表态，激怒了印度当局。

2015年9月，印度政府通过《财政捐款条例》（Financial Contributions Regulations Act）取缔绿色和平的受捐牌照，后来又在2016~2018年先后查封绿色和平在印度的融资“白手套”——“直接对话倡议印度私人有限公司”，以及冻结了绿色和平的银行账户。

尽管绿色和平坚决否认拿了外资，但很快被一家英国媒体拆台。该媒体在其声援印度NGO的文章中表示，2018~2019FY，印度的2万多家民间社会团体“从海外慈善组织获得了约23亿美元资金”。

平均一家团体11.5万美元。

而同年，印度人均GDP为2100美元。

也是在同一篇文章中，乐施会印度首席执行官阿米塔布·比哈尔（Amitabh Behar）道出了印度当局与环保组织之间的矛盾所在：

“真相是‘如果你去提供服务，我们欢迎’，有人食不果腹，有人病急待医。这些都是可以做的事。”（“The fig leaf is that ’if you go and provide services, we are happy with you’. The hungry need to be fed, the sick need to be taken to hospital, and that is OK.” ）

树立一个邪恶假想敌，然后与之斗争，总是比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福祉来得更容易，更能讲故事，也更能说服沙发上的“吃薯片”群众。正如XR、“环保少女”今天的“斗争”，号召人们减少碳排放，减少使用化石燃料、核能，重塑生态环境，为子孙后代创造美好生存条件。

可这真的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当下最需要的吗？在107个发展中国家中，有13亿人生活在多维贫困中。这些人似乎更在乎下一顿饭能否吃饱、生病能否得到医治、孩子能否接受教育、老了之后能否善终……等等苟且的愿望。

这些优渥生存条件，在欧美发达国家早已不是奢侈品。

5

不平等的发展机会

排放问题本质上就是发展问题，排放权即发展权。

要完成原始积累，就免不了碳排放。

人们一定还记得，从19世纪末期的工业革命起，英国烟雾越来越重，首都伦敦也逐渐有了“雾都”的外号。

曾经客居伦敦的老舍先生描绘过这种“乌黑的、浑黄的、绛紫的，以致辛辣的、呛人的”伦敦雾。积累的尘雾妨碍交通，弄脏衣服，熏黑房屋，一位建筑师曾经报告说他在墙上见到过厚达4英寸的含硫污垢。高浓度的二氧化硫和烟雾颗粒还会危害居民健康，进入人的呼吸系统后会诱发支气管炎、肺炎、心脏病……

历史上，1900~2005年期间，发达国家人均累计排放量已是发展中国家7.54倍，绝大部分碳排放来自人口不到全球15%的27个发达国家。

随着20世纪末全球化的铺开，这些污染后来又随着产业转移，来到了发展中国家。

恰恰在这时候，西方开始了对“环保”议题的炒作。

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长期排放权分配问题，依然是各界关注的焦点。然而在西方所提出众多方案中，基本不考虑发达国家历史上碳排放问题，反而为发达国家设计了比发展中国家大2.3倍到6.7倍的人均未来排放权，巧妙回避了各国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占全球人口85%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高速发展时期，能源需求旺盛，减排难度不小。这时候要求发展中国家减排，意味着压缩他们工业化进程的速度，无形中带来极大政治压力。

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人类接下来近40年的碳排放总量被确定下来。在这个总量中，发达国家确定“率先减排”比例后，余下的即为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且所剩不多。

如果接受发达国家提出的25%的中期减排目标，中国到2019年即用完排放权。即使这个目标提高到40%，也仅仅将用完排放权的时间推到2021年而已。对此，专业转型升级中的中国，已经确定到203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可是对于那些亟待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呢？

他们今后在承接全球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怎么办？目前没有答案。

6

结语：少些空谈，多种些树

就在“环保”人士呼吁减排、某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争抢碳排放额度时，以色列通过现代技术和2000年前古人的智慧相结合，让沙漠重回绿洲，人民过上了温饱的生活；中国用几十年时间治理毛乌素沙漠，植树面积相当于8个韩国，如今就连沙尘暴都要从北方邻国“进口”。

在人们焦躁的目光之外，很多人在为真正的环保事业默默付出。

只是他们太过不起眼。

他是贾达夫·帕因（Jadav Payeng），住在印度阿萨姆邦的马朱利。十几岁时，他偶然发现自己居住的地方面临水土流失，于是立誓要保护环境，开始每天种树。他在过去40年里种了这么多树，一个人就创造了一个550公顷的丛林。

由于他的努力，马朱利不再面临水土流失的危险。孟加拉虎、大象、犀牛已返回马朱利舒适的栖息地。如果不是记者发现了他，他仍然会默默地为改善世界而努力。

她叫Timmaka，来自印度卡纳塔克邦，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Saalumarada Timmaka（Saalumara意思是一排树）。

她和丈夫一起种了将近8000棵树，直到今天。

婚后，他们不能生孩子，所以他们决定种树代替孩子。他们种植了385棵榕树，这些榕树已经蔓延了近5公里。她过去常常自己挑水，每天给树浇水。

而她是格雷塔·桑伯格，住在发达国家瑞典。她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因为她当着政客的面大声呵斥：“你怎么敢这样！”“你偷走了我的梦想和童年”。

她没有敦促人们种树，而是让孩子们逃学示威，高举标语，指使其他人去参加“环保”事业。为了让她坐船横跨大西洋，她的团队必须乘坐污染大气的飞机，为她乘坐船只的事情善后；她乘坐火车低碳出行的照片在网上迅速传播，却依然享受着现代工业高碳排放的成果。

有的人就是这样。他们恨不得肩扛一面顶风大旗写着“伟大”，喊着口号让人们前进，但背地里，鬼知道都在做些什么。

万物刍狗，而“环保组织”难道真的有天地之仁？他们在乎“下一代的生活”，在现身“崇高事业”的自我麻痹中，换得一夕安寝；他们在乎自己在“斗争”中积累的政治资本，在乎能否得到公众关注，却唯独不在乎发展中国家当代的生存现状。

因为，这些与他们切身利益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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